曾经用得太烂的词是“文化”。现今用烂了的词是“国学”。中央电视台这几天在放《文化站长》，那位主角“管文化”将“国学”常挂在口上，动辄就说“这是‘国学’”，大有不说“国学”便不足以显示其有“文化”之势。“管文化”以说“国学”来显示自己有“文化”的心态，恐怕也就是当今所谓文化人喜说“国学”、烂说“国学”的心态。其实，“国学”一词，同我们所熟悉的许多以“学”组合的词，诸如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在构词的意义上很不同，哲学之类的以“学”组合的那些词，莫不是称谓一种系统的学问，但“国学”并不是“学”，它不是用来称谓一种系统的学问，也就是说它不是关于“国”的系统学问，它只是一种称谓。这种称谓似乎只有外延而无内涵。为什么这么说？请细想：当有人说“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他并不是在说“国学”是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性质以及产生、发展规律的系统学问，他只是说“国学”包括中国古代所有的学问。既然“国学”是这样无所不包的称谓，它的外延也就广到了难以发现其内涵的地步。一个内涵不清楚的概念，才有可能被人烂用。一个人烂用概念说明什么？说明其无知识、没有文化却要冒充有知识、有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今以烂谈“国学”来表示自己有文化的“文化人”，理应清醒，否则，继续烂谈下去，终究要被人讥为无文化。

　　有网友追问，说“儒”是职业，又何以是“学”？甚至有网友断言，我国只有“仁学”，无“儒学”。这样的质问，都似在质疑以“儒学”称谓儒家的系统学问的合理性。从研究生毕业算起，我从事儒家学术思想研究已25年，说老实话，我从来就没有思考过网友们所质问的这个问题，现在突然被质问，我一时也难以说出个所以然，这里我只能谈谈我的一些初步的认识，以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探讨时参考。首先，我要明确申明，我认为“儒学”是“学”。一个概念是否合理性，当然要侧重考虑其内涵是否具有明确性、确定性、稳定性、恒常性，但其约定俗成性也不能不考虑。从这两方面看，“儒学”这个概念与“国学”这个概念，是很不一样的。“国学”这个概念，从100多年前由梁启超、章太炎等先生提起（有人指出，他们是借用了日本人的说法）时开始，或被解释为指“四部”之学，或被解释为中国传统的人文学问，或被解释为中国一切传统学问，迄今在内涵上也不具有明确性、确定性、稳定性、恒常性，它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这种称谓的合理性，只体现在它在使用上方便人们将“中学”与“西学”对谈。这只是一种“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性。与“国学”不同，“儒学”这个概念，它从西汉初期提出开始，就是指儒家的学问，在内涵上一直具有明确性、确定性、稳定性、恒常性，不曾发生疑义。至于将儒家的学问具体解释为“生命的学问”还是“人学”，或者“内圣外王”之学、“修己安人”之学，“道德的形上学”，都是对儒家学问性质的具体解释，都不是模糊儒学内涵的确定性。儒家的学问，当然是在内容上不断的丰富过程，所以它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家各家各派的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为儒家既分为各家各派，则以“儒学”称谓历史上的一切儒家的学问就是不合理的这一看法，就很值得商榷。一言以蔽之，既然就约定俗成性看，“儒学”这个概念已使用了近二千年，而且在这么长的使用过程中，它都是指儒家的学问，从未发生疑义，那我们又怎么能否定其合理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