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清风送爽。“百名作家手稿展”日前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落下帷幕。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作家手稿展,为期17天的展出吸引了一大批文学发烧友,慕名而来的观众络绎不绝。 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说:“在电脑和网络普及的当下,不仅去世作家的手稿已成为文物,在世作家的手稿也极为罕见。我们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为了以特殊的展览形式,拉近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了解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的思想变化,看到作家们创作的艰辛印痕。” 带着对作家们的敬意,记者也专程前往,领略那里浓浓的文学氛围。 手稿大展首次举办 在鲁迅博物馆里,见到那些手稿,就如同见到熟悉的文友们,我的心立刻温润起来,先前那股不快的情绪逐渐淡去。那天在经过这座著名博物馆的685路大巴车上,那位30多岁的售票员竟说“不知道有鲁迅博物馆”,“从来也没有人问起过”。这可真是的,这位伟人这么快就被遗忘了吗?是谁失职了呢?是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新闻界,或者是作家们自己? 历史就是这样,需要不断重复,不断教育,不断温故而知新。不然,很轻易地就会遗忘和被遗忘。也正因此,才有了金秋中的这个“北京文学节”,才有了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这个“北京百名作家手稿展”。这是北京的文学史,是北京的文化发展史,也是整个北京历史的组成部分。 “北京文学节”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内地第一个文学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今年这第三届恰逢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应该搞些什么活动呢?为此,北京作协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费尽心思,最后提出动议:用举办作家手稿展览的方式,为今天的文学事业做一个薪火相传的、庄严的承诺。 北京的作家们马上行动起来,翻箱的,倒柜的,捡拾历史的,复写今天的,短短时日,老中青几代北京作家的手稿、照片和资料就都到齐了,人心也聚齐了。于是,就有了这个充满书香墨迹的展览——这是新中国首次举办的作家手稿大展。 开幕式一大早,近百人从北京四九城、五郊八县赶了来,一个个笑逐颜开。绿树、红墙、黄色琉璃瓦的鲁迅博物馆里,苍松凝碧,翠柏吐绿,一串红和金菊竞相绽放,开成了一片烂漫的云锦。在北京秋阳的金色照耀下,北京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赵大年,北京作协驻会作家、著名编剧邹静之,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批评家孙郁代表全体参展者致词。北京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刘恒为展览撰写了题为《文学之碑》的序言。 据李青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131位北京著名、知名作家的珍贵手稿,这是国内首次集中展示上百位在世作家的手稿。 一页手稿一段印迹 我走进宽敞明亮的展厅,一个一个展柜、一个一个展板,细细品读着,脑子里不时浮现出它们主人的音容笑貌、风趣逸事、作品叠影,以及他们或长或短、或威武雄壮或沉稳安静的人生轨迹。在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格局中,北京作家协会是一个实力格外强大的大团体,不用细说过去的文学大家老舍、赵树理、汪曾祺等北京作协的老前辈;仅以当今数之,王蒙、林斤澜、雷加、邓友梅、张洁、刘心武、浩然、谢冕、严家炎、母国政、凌力、陈祖芬、陈建功、史铁生、食指、张承志、毕淑敏、刘庆邦……都是北京作协集团军中的男将女将,还有周大新、郭雪波、阎连科、海岩、石钟山、徐坤、曾哲、徐小斌、林白、荆永鸣、邱华栋、宁肯、程青等层出不穷的中青年接班人。看着展台上那一页页熟悉的字体,心头的热浪一波一波地翻卷上来——做了20多年的文化记者和文学编辑,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字体,我都早已领略。而且,我自己也珍存着他们留给我的手稿和信件。近年来,由于电脑的介入,带着体温的手稿和信函越来越少了,逐渐变成了珍稀的“文物”。不过,我也没有放弃,而是把他们有内容、有价值的伊麦儿信件也都保存起来了,我觉得那也同样带着他们的热诚,同样闪烁着他们的才华,更有许多灵光一现的思想是从他们的生命本源喷薄而出的。我舍不得撇下这些珍宝,应该把它们留给后世的研究者。 据介绍,本次参展的最年长者是93岁的雷加。看上去只有70多岁的老爷子精神矍烁,一大早就端坐在轮椅上,让儿女们推着赶来了。大家请他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反应灵敏、声音清晰:“嗓音不好听了,所以就不讲话了。”本次展览的最早手稿,是童话大王孙幼军写于1961年的《小布头奇遇记》。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那可是我辈一代中年作家当年的精神食粮。那时,我们谁不知道“小布头”呢,谁不是到现在还会唱“鼠老五,溜出洞来散散步”等儿歌呢?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本童话创造的单本书发行量最高的纪录还没有被打破,它依然是今天孩子们最喜爱的童话之一。本次手稿中最有特色的,是张承志用蒙文写的诗歌,那是他上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插队时的青春之作。从那略显粗放的字体,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言之不足,则咏歌之。咏歌之不足,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激情喷发。本次手稿中最独特的,也许要算肖复兴送来的一个旧本子。他的小说手稿竟然是写在这个黑皮的小16开笔记本里的,在已经发黄的纸页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只有少许的修改痕迹,可以看出他当时的书写状态是相当流利的,可用“文思泉涌”来形容。 都说是“文如其人”,其实,我更觉得是“字如其人”。你看,王蒙的手稿是随手抓住的两页小信笺,上面匆匆记下几行字、两句话,这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本性——当年,我在他刚当上文化部长时,就发现了他不同于别人的一个秘密:他是一位随时随地都在思考的作家,写作思维好像就没有停止的时候。那时他没有整块时间了,就尝试写诗,短诗,几乎是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有一首写易拉罐的短诗就是在本报“文荟副刊”发表的,可以说王蒙天生就是为文学而生的。林斤澜直到现在还是手写,他老人家的字横平竖直,规矩整齐,像珍珠一样圆润,仿佛能听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朗之声,就像他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的“呵呵”的笑声一样。张洁的字宛若她的为人,认真,清秀,雅致,看上去仿若上等的女红绣片,特别具有知识女性的美丽动人的气质,我甚至感觉比她的真人还老练、从容。 和我同时代的作家中,陈建功的字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熟悉了,那时他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矿工,由于有童子功打底,故虽贵为“工人阶级煤黑子”却始终保持了书卷气,字体小而娟秀,让人想起大学校园,直到今天他依然是这种“大学体”。还有一位作家的字我也是从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了,他就是刘恒。他的电影、电视剧,全国人民少有没看过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张思德》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还十分清晰地记得30多年前,有一天和《北京文学》老编辑郭德润先生上他家去的情景:西单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靠门窗放着一张书桌,上面摆着一个小小的书架,整齐地排着一列书。我们看见他在本子上认真抄录的警句和文学好句子等。就是在那一笔一划的学习中,刘恒从一名流水线上的装配工成长为今天的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女作家毕淑敏的字带有男性的刚劲,这也许和她当兵的经历有关,特别是在刚性的西藏当兵,恐怕再细腻的“小女人”也变得坚硬了。不少评论家认为,毕淑敏迄今最好的作品还是她写西藏题材的《昆仑殇》,那里面存有的最刻骨体验的生命记忆,恐怕一辈子也是她最重要的财富了。 偌大的展厅里非常安静,人虽然多,但大家都放轻了脚步,仿佛是不想打扰作家们的思路。还有很多位作家的熟悉的字体,一笔一划,一张一页,勾起了我的工作回忆:某年某月某日,他们给本报副刊写了什么稿子,当时我的欣喜心情,还有发表时的费心斟酌,是头条还是右上,是加花框还是改字体…… 谈起作家手稿的种种逸事,老作家邓友梅随口就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文学》杂志创刊时,老舍、赵树理亲自担任主编、副主编,汪曾祺是编辑部主任。有一次,上级领导组织作家们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参观,当时还是小字辈的邓友梅写了一篇《大凉山的云》,其中有一段描写他颇为得意。大体意思是清晨走到田野里,看到庄稼上有许多露珠,太阳升起来以后,露珠在太阳的照射下变成了雾,在山间飘荡。待到中午时分,太阳升得更高了,雾在阳光的照射下继续变幻,渐渐变成了天上的白云……全没想到,赵树理主编在手稿上批道:“露是露,云是云,雾是雾,小邓你别瞎掺和。”一份手稿,一段佳话,传到今天,不仅是供人回味的故事,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老作家们是如何手把手地扶植青年作家成长的。可惜这份珍贵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以前大家都不重视这个问题,时间一长,编辑部也就不存档了,只有一些特别细心的编辑保留了一些,其他大量的都湮灭在岁月的风尘里,甚为可惜呀! 保存手稿意义何在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大潮迅猛推动了中国的前进步伐,同时也把金钱的概念快速传递到各个高山洼地、城市乡村。交易市场上出现了作家手稿、书信等等的买卖,这当然也不全是坏事,起码从另外方面起到了重视、珍藏和保护作家手稿的作用。恰逢此时复印机的出现,更极大地提高了作家手稿的保存率,我记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所收到的季羡林先生的手稿、信函等就都是复印件了,听说原件一律被北京大学存档珍藏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件憾事:1994年的某一天,吴冠中先生打电话来,说他有一篇极重要的稿子,要亲自送到报社,这就是他的8000字长文《黄金万两付官司》。本报“文荟副刊”全文刊登后,社会反响强烈,对他那场久拖不决的假画官司案的结案,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可是遗憾的是,当时由于发稿匆忙,我竟没有保留下那份珍贵的手稿。 谈到作家手稿的意义,孙郁馆长说:鲁迅博物馆藏有大量“五四”时期的作家手稿,中外都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比如对鲁迅先生的研究,从他对文章的修改找寻他思想的变化,从他用纸的讲究看出当时社会的很多信息等等。再比如还有学者发现,同是许寿裳的《鲁迅回忆录》一书,台湾的版本和内地的就有多处不同,两相对照,可以为厘清文学史上的许多争议问题提供原始的可靠依据。 邹静之从书写工具的角度阐述了对作家手稿的理解,他说:《诗经》、《论语》时代的文字是刻出来的;汉代蔡伦造纸以后,毛笔使书写扩大了,后来逐步出现了唐传奇、元曲、明清通俗小说等等,使文学越来越大众化了。毛笔时代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作家,远的不说,离我们最近的有鲁迅先生等等。而他自己和一大批中老年作家都是圆珠笔时代的作家,从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 纪90年代初,大家都是靠圆珠笔和复写纸写作,很多人的手指都磨出了茧子。现在又出现了新的网络作家,一天就能“写”成千上万字。这一切说明了写作工具越笨拙,语音文字的讲究程度越高。电脑的快速写作改变了传统的写作方式,将来没有手稿了,可能也就是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 有一部分作家支持他的观点,比如小说家郭雪波、宁肯、荆永鸣等,他们认为本次作家手稿展是文学书写时代的一曲挽歌,所以是抱着惋惜的心情来作最后的祭奠和告别的;另有一部分作家如解玺璋、徐虹等,虽不这么悲观,但心情也有点酸楚,因为他们一向喜欢从作家们的手稿中体味其音容笑貌、个人性格特点,他们觉得手稿才是有温度的,因而更能体现出作家的魅力;还有一些作家如徐坤、曾哲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科技必然改变我们的生活,旧的时代一定会过去,新的也一定会发展得很好。 电脑写作的方便和高效,一方面是无可抵挡的,另一方面也给今天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更适合21世纪的写作方式,当下的文学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写作并没有因为不再手写而变得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就连许多老作家如王蒙、李国文、邓友梅、刘心武、张洁等,如今对电脑也是情有独钟,你让他们再用圆珠笔写作,无异于让他们回到“鱼传尺素”的时代,已经完全是不可能的了。再说,前面已经提到,没有了手稿,电脑也照样能珍存作家们的印痕。陆文夫先生去世的前半年,我和他有多封“伊麦儿”通信,现在一直保存在我的D盘上,并且可以永久保存。而且迄今为止,强大的电子技术已经能够解决来稿的原始文件储存问题,在时间老人的公正、诚实的记录里,作家们的灵魂自由自在地畅翔于网络的天空之中。故此,我一点不觉得互联网是咄咄逼人的侵略者,不,它是一位好帮手,绝大多数的作家们都宁愿“牺牲”手稿而选择它。 走出鲁迅博物馆大屋顶的宫殿式展厅,灿烂的阳光下,一行白鸽正从眼前飞过,留下一串明亮的哨音,在悠悠白云间回响。对,那哨音是明亮的,这当然和心情有关:刚刚胜利闭幕的十七大,给中国的作家们加了高质量的新油,鼓舞了融入时代建设的新的干劲。作家们纷纷表示:将以满腔的热情和激情迎接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与国家和全民族一起,行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道上!
本组照片为展出的部分著名作家的手稿。记者吴力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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