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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1895-1967) 原名张心远，安徽潜山岭头乡黄岭村人。生于江西广信小官吏家庭，肄业于蒙藏边疆垦殖学堂。后历任《皖江报》总编辑，《世界日报》编辑，北平《世界日报》编辑，上海《立报》主笔，南京人报社社长，北平《新民报》主审兼经理，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1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他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完成作品不下三千万言，中长篇小说达一百一十部以上，堪称著作等身。而建国后所修现代文学史对他的评价，也因他后期参与抗战文学的创作而远在其他民国旧派小说家之上。 主要著述 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已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并拍摄发行)、《八十一梦》、《白蛇传》(已改编为电视剧本并录制播出)、《啼笑因缘》、《秋江》、《孔雀东南飞》(已改编为电视剧本并录制发行)、《西北行》、《荷花三娘子》、《陈三五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太平花》、《燕归来》、《夜深沉》、《北雁南飞》、《欢喜冤家》、《秦淮世家》、《水浒新传》、《斯人记》、《落霞孤鹜》、《丹凤街》、《傲霜花》、《偶像》、《纸醉金迷》、《美人恩》、《杨柳青青》、《大江东去》等。 １ 我虽然是个很微末的人物，但我向来反对自传一类的文字。因为我看了不少的自传，除了那有些是谎言，有些也无非是一篇广告。 接着，提到“在重庆过五十岁的时候”，许多朋友曾提出请他做自传的建议，都被他“婉谢”了。显然，眼下着手做的这件事，于他，是破了例的。 《写作生涯回忆》从动笔到完成，刚好跨越北平解放这一过程。 窗外，虽无震耳欲聋的炮声，但那种围困中的平静，有时是更让人心慌的。然而就在这时，张恨水却拿起了笔，以淡然的心情和口吻，在纸上将他过往30年的笔墨生涯做一交待。这篇约四五万言的文字，竟无一语提及斗室之外正发生的一切，哪怕从情绪上——是喜？是忧？——也分毫看不出来。 但我们却留意到张恨水吐露了这样的心态： 我家乡安徽人说的话，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这个“不知”目前是非常之明显。万一是明天不穿，趁着今天健康如牛，我是不是有些事要交代的呢？ 这简直是惊人的预感。因为再过三个来月，一个黄昏，他在给儿子辅导英语时，突然发音不准，迅即不省人事，急送医院，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之后，命得苟存，但失忆失语，半身不遂，直至1953年才渐脱病状。 我们不知道他何以在“健康如牛”的“今天”，而产生对“明天”的“不知”，但有一点却看得清楚，此时他心中突然有了强烈的关于今天*明天的界限意识，而在思索这二者时，他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划在“明天”以外，并为此采取一些“料理后事”般的行动。他这样表述自己的用意，以及家人的反应： 在我百年之后，从朋友手里拿出我的亲笔供状来，不失人家考张恨水的一点材料。我这样想，我就要办。而家人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反对我这样做。 他过去的报社同人听到此事，“笑说这很有趣”，形容为“遗嘱式的文字”。 总之，就在那时，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成功的畅销小说作家张恨水，忽有一叶知秋之感。他担心着自己的健康，担心着如果不留下一点“亲笔供状”将使未来“人家考张恨水”失去了依据——或者，并无确指、非常宽泛地担心着“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一类情形的发生…… ２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即 他7岁入蒙学，他曾在两个月内，看完全部《西游记》、《东周列国志》、《封神榜》、《水浒传》、《五虎平西南》、《野叟曝言》和上半部《红楼梦》，那是他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旧小说。这样，到17岁他“已经读了几百种小说了”。“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批注，是中国旧小说特有的批评的办法。一般的小说刻本，除了把正文印在上面，也把批注用小些的字体细细地刻在中间。自张恨水看去，这些旁人读来未免枯燥的文字，妙处实不亚于小说本身。他从里面“懂了许多典故”，又“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 我们由他读小说的方式，便知道小说于他绝非如一般人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座奥妙无穷、终须一探究竟的精神迷宫。他在这件事上的创造性，很快显露出来。他以饱览小说而在伙伴中知名，时常被央求着讲故事，“我往往随便说着，自己就加了许多的穿插进去。而且我这穿插，总是博得他们赞许的。” 他开始创作，这创作居然早至13岁。他说：“这篇小说，是为弟妹们写的，当然我就写了他们最欢迎的五侠故事。”任何人，如果13岁就自发地做一件事，那末，只要以后人生不把他逼迫到别的路途上去，恐怕他都会在成年的时候加以继续。 当然，他暂时还来不及认识这一切，眼前需要发愁的是生计。他18岁时，父亲匆促去世。这变故，让张恨水原先可能去日本或英国留学的前景瞬间消失。翌年，他去苏州，胡乱念了一所蒙藏垦殖学校，好歹算是继续学业。 不过，垦殖学校却有两个重要进展不能不提。 一是他正式开始了创作，假如13岁那篇连题目都没留下来的武侠小说属于“涂鸦”，那么，张恨水一生的真正处女作应该属于这时写出来的两个短篇小说，一篇叫《旧新娘》，一篇叫《桃花劫》。他不单写了，而且投了——投往他最为心仪的《小说月报》。此时《小说月报》，仍由恽铁樵编辑，尚未被茅盾接管而改为“新文学”刊物。令张恨水惊喜不已的是，恽铁樵亲笔回了信，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虽然终于没有登出，也仍然是个标志。 二是后来名垂史册的笔名“恨水”，亦于这期间萌生。他从李煜词中读到“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就以此为出处，“断章取义，只用了‘恨水’两个字”。这样，张心远就变成张恨水，本名“反而因此湮没了”。 不过，直到1924年以前，张恨水都不觉得自己可以作家为业。他喜欢写小说是无疑的，但他首先需要挣钱，来撑起父亲离去后境状日窘的家。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给张恨水“很大的刺激”。他决定去北京，计划先在北大旁听，慢慢地转为一名正式生。初衷为求学而来，可是由于穷，不得不找份事做。随即又发现，只做一份事工资甚菲，便同时兼着两张报纸的工作，“这样，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读书了”。 这未虞的变化，至关重要。在北京从事新闻，眼界、信息都跟芜湖、汉口大不相同，这对于张恨水做小说的积累，极有裨益。所以三年后，成舍我请他为《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写个连载小说，在张恨水而言，已是水到渠成。 此即成名作《春明外史》。如果不来北京，张恨水决计写不出《春明外史》。如果到北京后，不干新闻，而去北大做了陈独秀、胡适之、周作人们的学生，同样不大可能去写什么《春明外史》。从此，一个“文学奇观”发生了。 ３ 张友鸾说：“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这确实仅得谓之“大概”。张恨水创作量之庞大，他自己都不能回忆得确切，单论中长篇小说数量，以同时代过来人秦瘦鸥相当谨慎的估计：“在全国作家中至少可以列入第五名之内。”（《海堂室闲话》） 这么宏富的产出，背后是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和对市场的巨无霸式占有。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着文学市场化，把它看做全新的课题，殊不知远在七八十年前，中国文学已经析分为两个板块：一是体现知识分子精英价值观的“新文学”，一是面向大众特别是普通市民的市场文学。不过一直以来主流文学史著述认为后者不值一提，而把明明两个板块并存的文学格局，叙述成“新文学”的一统天下。 张恨水受欢迎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啼笑因缘》为例。 1929年前后，张恨水在北方已经很叫座了，但沪上知之者却不多。这时，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北平，听说张恨水名头，就唤人介绍，约他写一个长篇以便连载。起初不甚重视，不意，登出后报纸销量猛增，“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的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广告来源随之大增，而且众客户纷纷要求把广告的位置安排得尽量靠近小说（可以吸引更多眼球）。 目睹《啼笑因缘》不可思议的市场魔力，严独鹤与《新闻报》另两位编辑，紧急成立“三友书社”，以近水楼台之便，抢先取得出版权——这种专为一本书而组建出版社的现象，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继之，电影改编权又引起激烈争夺。明星公司购得摄制权，确定胡蝶、郑小秋为主演。然而大华电影社突然插足，也要开拍《啼笑因缘》。明星公司与之对簿公堂，除两位常年法律顾问，不惜血本再聘当时最有身份的大律师章士钊等7人，总共9名律师轰轰烈烈打这场官司。大华电影社本无道理，社会背景却复杂。最后，黄金荣、杜月笙出面调停，由明星公司给付10万元，大华退出争夺。 《啼笑因缘》的出版史，简直可以做一个专门研究。它总共印行了多少，到现在无人知道，因为没法加以完全的统计。历来国内以及南洋各处，都频有盗版翻印。而单是正版这部分，到1949年止便“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而这样的发行量，尚是在当时教育普及率和读者规模之下，如换成今天，那更会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除盗版外，也有蹭吃蹭喝、揩油捞利者。《啼笑因缘》窜红后，一班潦倒文人勾结书商，擅为之续或借壳孵雏。一时间，《续啼笑因缘》、《反啼笑因缘》、《关秀姑宝卷》之类杂然出笼。更有甚者，直接假冒“啼笑因缘”四个字另编故事，读者以为买到的是《啼笑因缘》，实际却是假货。 日寇侵华后，张恨水去往陪都重庆，沦陷区与大后方分割成两个空间。这样，在沦陷区文学市场，“张恨水作品”就是一个巨大空白，以致东北、华北及上海，盗用“张恨水”名义的伪作蜂起。1943年，老舍夫人胡絜青由北平脱身到重庆，见着张恨水便告诉他，“张恨水小说”在华北、伪满洲国出版的太多——当然全是假的。胜利后，回到北平，北平有朋友说曾统计过，单是公然做了广告的伪作，即“约有四十几部之多”。 张恨水真正构成了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品牌化现象。通常，文学作品是生产出来并投入市场之后才引起读者这样或那样的反应，而在形成品牌效应的情形下，作家与读者之间已经形成相当牢靠的联系，从而培养起一种品牌忠诚度。其作品市场前景，完全无待出版发行之后再加验证，凡列于他名下的作品，必然走俏，“张恨水”三个字就意味着吸引力、信任和追逐。 ４ 1925年以来，他的知名度与市场都在不断扩大，并于《啼笑因缘》获巨大成功后达到颠峰。可以说，日本侵华前，张恨水正是如日中天。战争一来，这势头被拦腰截断。 这是张恨水一生转折点之一。对这位从事商业文学写作的作家来说，战争意味着他赖以存在的基础完全抽空，无论是精神的基础，还是物质的基础。以精神论，试想，国破家亡之际，有几人能有心情读休闲的文学作品？从物质论，战争令一切物资骤然短缺——哪怕图书出版所需要的仅仅是似乎最不值钱的纸张。 《写作生涯回忆》专门讲过重庆出版物所用的“土质纸”：“两面都粗糙黄黑，不但印字不清楚，而且印料太薄，行印的一面往往是‘力透纸背’。”就是这么低劣的纸，也十分稀缺。那么，作为畅销书作家，就算写出来可以畅销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印成足够畅销数量的书呢？张恨水概括为“写的不多，而又无法多写”。“写的不多”是实际如何，“无法多写”则是可能如何。 抗战期间，张恨水写作题材发生极大变化。他写了许多反映抗战的小说，他的这部分文字，配得上中国人的良知，也是任何有一定文学造诣的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书写的东西。这都不存一丝一毫疑问。 不过，有人试图就重庆时期张恨水作品提出一种观点，把它概括为“转型”，说张恨水出现了“由强调小说的趣味性向体现主流时代意识的转变”，不仅有“题材转型”，还有“创作观转型”。这种推崇的意思，大约是说，抗战小说终于使张恨水从消费性的畅销文学写作（非知识分子精英价值观的，亦即“非主流”）迈上了“新文学”与“现代性”的康庄大道。当人们提出这种论述时，我从中读出了类似于“修成正果”的潜台词。似乎不如此，张恨水的形象和地位就不够“伟岸”。 他应该未曾树立过想变成巴金或者茅盾或者老舍的理想。一直到1949年在《写作生涯回忆》里，他对别人明显以贬意而将其归入鸳蝴派或礼拜六派，仍是欣然以对，未尝以为羞耻。 ５ 张友鸾把他小说创作分为4期：一期、二期、三期、末期。末期，从“抗战结束后”算起，直到逝世。关于“末期”的命名，张友鸾特别作了意味深长的说明： 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作家，老而弥健，晚期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成了“强弩之末”。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张友鸾所力辨的“晚”、“末”之分，值得很好地玩味。 对这个“末”字，张恨水恐怕已经有了一种直觉。他忽然在那样一个时刻，命笔去写《写作生涯回忆》，是不是受到这个字眼的启示呢？无论如何，这篇东西含有与过往生涯揖别的心情，以致被人称之为“遗嘱式的文字”。 而生活竟然真有那么巧的事。刚写完《写作生涯回忆》不久，张恨水就几乎殒命。那场暴病，说来突然，却也处处可见时代的激荡作用。 1946—1948年间，张恨水把历年版税所积，换成10两左右黄金，交大中银行经理王锡恒存入该行，但未立存折，只开了一个收据。解放前夕，王锡恒携黄金逃往台湾，遂令张恨水全部积蓄化为乌有。钱财一空之外，我们更应注意事情经过当中张恨水的心理活动：他秘密其事，以非正规方式把黄金托人代管的行为，透露了在现实及未来面前，内心充满了怎样的不安和疑虑。 在这重大打击以外，又传来其他“信息”。 钱财遭骗，令张恨水切切实实一贫如洗；而若虚若实地，周遭又氤氲着让人忧戚不宁的气氛。他便在这枝枝桠桠的实际的、精神的两重困境中，急罹重症。 这一病就是5年。5年中，一辈子伏案写作的张恨水，不着一字。 1954年，张恨水从脑溢血后遗症中恢复，可以写作。他怀着谢意，璧还了文化部顾问的职位和120元工资，去继续所习惯的以稿费维持生活的方式，实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信条。 重操旧业，没有人强迫他，他自动选择了写作的内容与方式：故事新编。这种写作，简单说，就是从“祖国优秀民间传说”中撷取素材，结合时代精神，将其敷陈得较为可观，来满足初级文化程度读者的需求。它是改编，脱离了原创性写作范畴。 还有一个变化：解放后张恨水的写作，传播范围主要被放置到中国本土以外；其中，肩负面向海外华人宣传之责的中国新闻社，似乎与张恨水形成了固定合作关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秋江》，是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牛郎织女》、《磨镜记》、《逐车尘》、《重起绿波》、《卓文君传》、《凤求凰》等，均系“由中国新闻社发表”。这意味着，张恨水病后虽恢复了写作，但与中国本土读者基本无关。而这个人，恰恰却曾是在国内拥有最大量读者的作家。 较为异常的，是1957年。那年，张恨水罕见地回到了原创性写作，写出《记者外传》，由上海《新闻日报》连载。《闲话张恨水》说： 《记者外传》是作者解放后创作的唯一的长篇小说。据说他曾雄心勃勃地打算写成四部头的巨著，不少朋友也曾深寄厚望，可是动笔之后麻烦很多，便改变计划缩短为上下两部，而结果还是下笔不顺，只写出上半部就不了了之…… 这个“雄心勃勃”因何而来，我们没有材料。而考诸是年客观形势，可知头5个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况甚为热烈。至于“不了了之”，也不难从形势的变迁中获得踪迹。 反右后，他的旧作“被视为黄色小说而遭到封存，即使是研究文学的人也无法接触”。这样，1959年秋，旧病复来，再度丧失写作能力。1961年，病至危急，救治及时，转危为安。 “大病初愈，他又在写”，张友鸾说，“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自己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但一生这最后的写作片断有些奇怪：他最后发表的作品，就散文言是发表于《新民晚报》 “文革”爆发，左邻右舍不断被抄家。张恨水见此情景，“烧毁了自己不少作品，剩下一部分，由儿女们分散保存”。被烧毁的，应是解放后的手稿。这是第二次烧毁，所不同的，土改那次是被烧，这次是“亲手”烧毁，黛玉式的焚稿。 就在几乎不发表乃至焚稿的无望中，他仍旧写着，写到生命末日。他实在是一个彻底的写作者。 他死于第三次脑溢血发作，为时仅16分钟即告别人生，不再有后遗症，也侥幸逃脱了本来大抵不能避免的批斗、污辱甚至殴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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