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羌语去往何方

　　赤不苏区的雅都、曲谷、维城三乡，是目前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羌语的地方。学校实现“双语”教学：汉语和羌语。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十年间，语言学界已经开始意识到语言濒危的问题日趋严重，无论是悲观论者所宣称的“一个世纪内消亡80%的语言”或者乐观者所谓的“消亡25%”，每个月都有数种语言正在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向洵 南开大学文学院老师

　　我是一个说汉语的羌族人。和绝大部分的北川羌族同胞一样，我成功地失落了母语。

　　传说中的母语，是一个以羊为图腾的民族的先祖们用来通达天人的谶言咒语、表达亲情爱情的天籁妙音……

　　传说中的母语，是后来的祖辈以及他们的子孙们努力要忘却的语言，他们持续由西向东，向主流文化靠拢，终于经过几个世纪的坚持，他们中的一大部分摆脱了母语，成功地言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由我的故乡北川——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向西，向西，一路向西，传说中的母语，仍然流淌在我故乡的西部人们的口耳之间，流淌在羌人的家园中。在北川以西的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松潘和理县———那些地方都有一些我家的亲戚。他们中有的会说羌语，有的也不会说了。那传说中的母语，是一种辅音繁复、音节结构极其复杂的语言，保留了原始羌藏先民言语的极其古老的面貌。

　　如今，阴差阳错，为了我的赖以生存的“专业”——因为语言学的学习，使得我得以触摸久违的母语。和我自小言说的汉语的区区二十几个声母、韵母相比，她的一百多个辅音声母、数百个韵母足以让我眼花缭乱。以辅音而论，有音节首尾辅音之分、有长短辅音之分、有单复辅音之分；以元音而论，也有单复元音之分，单元音又可分长短元音，长短元音又有卷舌与非卷舌之分，这四种单元音中的部分又因鼻化和清化分出若干类。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的字音结构简单，一个音节最多四个音素，而羌语的音节结构中最复杂的由六个音素组成、音节首尾都是复辅音。另外还有同化、清化、和谐、紧缩、合并等纷繁复杂的音变现象……

　　母语的末日终于到来了。尽管我的母语在遥远的西边仍然顽强地被言说着，那群山密林和深谷绝壁，在阻隔着抢险救援队伍的同时，也护佑着我那岌岌可危的母语。然而，是要“进步”、“现代”，还是要母语？这样的问题已经无可逃避。轻松惬意地忘却母语，这样的结局未必不是指日可待……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一位叫做马克·艾布雷的加拿大诗人在一首名为《玻璃城堡》的诗歌中写道：

　　当我们失去一种语言

　　那些曾经用过它的幽灵

　　又铸就了一座新钟

　　钟声越来越响，很快

　　听吧，发出隆隆的轰鸣

　　这是大地的声音……

　　是的，大地发出隆隆的轰鸣。5·12，大地发出了隆隆的轰鸣。从汶川到北川，从茂县到理县。从失落了母语的地方到仍在诉说母语的地方，大地一路轰鸣。由此我还知道了，失落母语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大自然无情的灾难！

民族起源：北川认祖归宗路

　　腰间的火镰，残存的羌族符号。

　　流传在雅都大寨的风俗：新房落成后以荆条穿过门楣，用来避邪。

　　由于人们传统上认为少数民族应该具有明显的面貌、语言、衣着等可见的客观文化特征，而北川羌族的文化基本上已不可见，这就使得北川羌人被一部分保留着较多羌族客观文化特征的羌人嘲笑为“假羌族”，甚至于被边缘化。如此文化劣势，让北川羌族人感到了危机，因此，如何提升自己地区民族文化的地位？

　　□林静 羌族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与文化人类学硕士

　　《石泉县志》连接北川和大禹故里

　　八十年代，在全国性的修订地方志工作中，北川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册乾隆年间的《石泉县志》，此书为浙江象山人姜炳章主持编修。书中有一幅番寨图，明确地标出了清朝时期该地区汉族和羌族的地域分界。这也就意味着，北川县以前是一个羌族聚居地，这张图的发现让当地人兴奋不已。自此之后，北川开始逐步成立民族乡，申请民族县。并于2003年成为我国惟一一个羌族自治县。

　　另外，一个让当地人兴奋的地方在于《石泉县志》有多处写到该地区是大禹的出生地，并交待了当地在乾隆年间举行隆重的祭禹活动的情况。《唐书·地理志》记载：“茂州石泉县今有石纽山。石泉今属龙安府，山下有大禹庙，相传禹于六月六日生此”。

　　在今天的北川禹里羌族自治乡，快进入乡镇的石纽山下，立着一块县政府1991年根据乾隆年间的木质牌坊临摹建成的水泥牌坊，上面悬挂着书写有“神禹故里”字样的匾额。这里，就是大禹的诞生地。

　　《石泉县志》中记载的石纽山，位于禹里羌族自治乡南边，石纽山腰有相传为汉代杨雄所书的阳刻“石纽”二字，

每字高宽各四十厘米。这座山被认为是大禹投胎之地。而在离禹里10公里处有一狭长的峡谷，发现了落款为“颜真卿书”的禹穴石刻碑，这里就是禹穴沟。沟内分别刻有虫篆体的“禹穴”，相传为大禹所书，楷体的“禹穴”，相传为李白所书。还有传说中禹母剖背取禹的刳儿坪，洗禹的洗儿池，池内的石头全是红色，溪水流过如同被血染红了一般。当地的民众相信喝了这里的溪水有保胎和催生的作用。

　　还原习俗重建羌族文化

　　但是，志书中提到的大禹庙却始终未能找到。这主要是因为文革期间大禹庙被毁一直没有重建起来。按志书上的记载，大禹庙位于石纽山下。于是，在石纽山腰，当地民众又自发重建了“禹王宫”。

　　随后，北川政府从2002年起到2007年，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大禹诞生日，在石纽山的大禹庙举行盛大的祭禹仪式，仪式的规格按历史传统，行以猪、牛、羊三牲为祭品的“太牢”之礼。而在古代，“太牢”之礼为天子祭祀社稷之礼。

　　为了体现更丰富的羌族文化特征，人们又在太牢之礼中间加上羌族传统祭祀仪式的环节，以建立羌族祖先祭祀的文化象征符号。到2007年，又加入了羌族传统上祈求牲畜平安、五谷丰登的转山会。

　　此后，越来越多外面的人知道北川县不仅是羌族自治县，更是“大禹故里”。人们对这个地区羌族族源的纯正性才逐步恢复了认同。

学术式与媒体式田野调查：现场直面濒危族群文化

白石是羌人的保护神、吉祥物，也是房屋上不可少的饰物。

　　在相当意义上，学术式田野调查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是高校、研究机构的从业者的工作方式，受众在长时间都局限于对该话题进行较深入思考的人，调查本身追求的不是普及，并很难在短时间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媒体式田野调查则直接面对的是大众，是要更多的人迅速且相对深入地了解某一社会现象的真实性及其背后的动因。

　　正是因为面对潜存的诸多危险，新京报记者要执意前往灾区，考察灾后羌族文化重建的话题，长期从事学术式田野调查的我才加入到他们为其一周的实地考察中来。我试图了解媒体式和学术式田野调查之间的异同，更期望能从年轻的记者朋友那里学到知识、技巧并走出自己的象牙塔。

　　□岳永逸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与蓝天、白云相衔接的大寨，也是在忙于灾后重建的大寨，年近六旬的村支部书记王天才老人还给我们讲述了如同这里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一样美丽的传说：

　　我们羌族原本是有文字的，后来为什么没有了文字了呢？这得从头说起。大家知道，羊是我们羌族的吉祥物，也是与我们羌人相依为命的动物。我们羌族的文字原本是写在一本书上，由牧羊人带在身边。可是，有一次，牧羊人不小心将写有我们羌族文字的这本书放在草地上后，就忙别的事情去了。等他回来时，怎么找也找不见书了。看见一只羊的嘴角边还有纸屑，牧羊人知道，羌族人的文字被羊给吃掉了。

　　按茂县文体局和曲谷乡相关干部的说法，西湖寨是已经成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羌族瓦尔俄足节”的原生地。瓦尔俄足节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届时，附近村寨都要举行以女性为主体的节日活动，敬神、唱歌、跳舞、跳锅庄等，男性则处于从属地位。就在蹒跚而行的九曲回环的山道途中，现在乡政府工作的西湖寨人陈主任介绍说：

　　究竟瓦尔俄足起源于何时已经说不清楚了，但这附近寨子中的人们，尤其是妇女一到五月初五都会放下手中的农活，自发地过这个节日。这实际上是妇女争取自己权力的一个节日。好像是在清朝中叶，我们西湖寨的一个能干的妇女就将寨子中妇女召集起来说：“我们整天都围绕锅台、灶膛转，围绕着男人转，我们妇女也应该有自己的节日，应该让男人围绕着我们转。”这样，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寨子中的妇女们就在五月初五放下手中的活路，穿着红色的衣服聚集了起来，唱歌跳舞庆祝自己的节日。慢慢地，周围寨子的妇女也参与进来。不同寨子中的妇女都会群体性地到其他寨子庆贺、歌唱。

　　与同行的记者朋友稍异，长时间从事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我，对这些在目的性并不是很强，而且是在一种较为自然的交谈状态中，当事人主动讲述出的传说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背负了明确的工作任务、时间紧迫，记者朋友似乎更急切地要直达目的，想从自己的对象那里直截了当地获取他们最想要的信息，而不太注意访问对

象当时的心态，访谈对象的身份、地位、学历以及这些因素对其表述的影响，也即面对记者的这种身份，访谈对象表述的策略、技巧及其影响到的信度和效度。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已经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时下诸多传媒的“深度报道”都在运用田野调查这一策略。与学术田野调查的长期性、细致性，更关注文化的逻辑和日常状态不同，诸多媒体田野调查更强调的是时效性与焦点性，期望在最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最大量的信息，并快速地将其播报出来，从而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这些基本区别决定了二者的受众和影响社会的方式。

　　在西湖寨，三个少年和一个少女主动带领我们爬上海拔3000余米的在瓦尔俄足节举行祭祀时村民必然前往的“爷爷”的祭台。沿途，他们每个人都无声地在灌木丛中采摘些花草。到达祭台时，他们将那一束束花草献祭给了“爷爷”。离开祭台时，这些在山寨中长大的孩子异口同声地用羌语唱起了这样的句子：“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保佑我们平安！”

　　面对耳畔的歌声，站在上梁目睹震后月余依然萧瑟的村寨、在山地中劳作的村民，无论是进行哪种田野调查，谁能相信一个族群的文化会因地震而走向没落？谁又能相信一个族群的文化会因为群体性可能有的搬迁而消失？

　　媒体式田野调查面对大众，要更多的人迅速深入地了解社会现象。

故土难离

　　茂县距桃坪寨约60公里

　　茂县距黑虎乡约28公里，从松潘至茂县方向，飞虹乡政府右拐7公里左右至黑虎乡，步行山路2小时至黑虎寨

　　茂县距叠溪寨约65公里

　　茂县距雅都/维城/曲谷约40多公里

　　茂县距离牟托约30公里

　　茂县距松坪沟约13公里

　　■ 对话羌人

　　1、你会羌语吗？平时说羌语吗？

　　杨忠波（男，牟托，30岁，电工）：我不会，他（刘兰兵）爱好文化，所以才留意学了羌语。村里现在通常都不说羌语了。

　　刘兰兵（男，牟托，中年，农家乐旅游接待户户主，村文化站站长）：有些常用的话，简单的对话会说，比如“太阳”就是“mǘní”，“到这里”“就是zāgà”，“你饭吃了吗？”，羌语就是“dīqì cīmiè？”

　　但要把我刚才说的这一连串句子都用羌语说，就有些困难了。平日我们其实也都说四川话了。

　　王天才（男，大寨，60岁，村书记）：我们寨子都说羌语。只有外人来了，才说汉人的话（四川话）。这里有的老人，你跟他说四川话，他们都不懂，只能说羌语。所以你们北京来的和他们说话，就得先让四川人把普通话翻译成四川话，再由我们把四川话说成羌语让他们听懂。倒过来，他说话，也得翻译两次让你们听懂。

　　赵子强（男，中年，雅都乡党委书记）：我们在县里，就说普通话，但是回到乡里，回到自己家里，如果还说普通话、四川话，那家里的父母都会骂你，周围的人都会看不起你，觉得你这个忘本。现在的小孩出去读书也是一样，在学校都说普通话，但一回家都说羌语。但羌语中有些词和话，现在我们也有好多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

那些东西现在都不用了吧。但如果把我们全部搬迁出去，比如到了天津，那么他们的文化肯定比我们强，我们就得说当地的话或普通话，羌语肯定会慢慢被忘掉的。

　　（以记者的观察和采访，叠溪、牟托、桃坪日常均使用四川话或普通话，但有会羌语的居民，黑虎日常生活部分使用羌语，大寨、西湖日常均使用羌语。）

　　2、你们几乎就住在地震带上，现在还余震不断，如果有名额，你愿意搬迁出去吗？

　　王天才：如果我不是出生在这里（这么高的地方），如果我出生在平地上，我一定会很高兴。在山上如果病了，到县里的医院今天出发第二天也未必能到，很多人有病了就索性不去看病，如果在平地，坐个车一会儿就到了。但我现在生在这里，就喜欢这里，不会到别的地方去生活。

　　刘兰兵：今年地震了一次，但我们的老祖宗在这里住了一千多年了，经过的地震肯定不止一次，也一定有很大的地震，但一直生活到现在。所以在这里，地震这样的困难肯定会过去的，不会是什么特别的问题。

　　杨和丽（女，16岁，黑虎寨）：碉楼看起来很高很好，我常喜欢到（邻居家）碉楼里来玩。如果要搬出去，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愿意。

　　卓玛（女，18岁，藏族，叠溪镇）：我要到外面去打工，赚了钱回家给家里重新修一个房子。

　　3、你愿意你的孩子在羌寨外面生活吗？

　　王天才：那些娃儿，如果能到外面去，一定会生活得更好，至少得了病就能很快有得医。

　　余兴美（女，中年，羌族，黑虎寨）：我的孩子现在都在外面，以后他们会在县里或更大的地方工作，成家。

　　杨登富（男，中年，羌族，桃坪寨，杨家大院户主）：寨子里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我还是让孩子们出去，到外面去闯，外面的世界更大，可能的生活也更多。大院里，只要我和老伴在就足够应付了。

　　在地震之后，前往羌寨则需要准备露营过夜。进入者若能自带帐篷扎营过夜，是较为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