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1947-1951年在北大哲学系学习。1956 年起在北大哲学系工作。

　　1927年出生于天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哲学

史学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从事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和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郭象与魏晋玄学》、《我的哲学之路》、《早期道教史》、《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英文版)等。

　　北京大学已经有110年的历史，它有许多精神的和物质的宝贵财富。本文只选其中三个北大应重视的“宝贵财富”，谈谈我的一点感想。

　　一、北大的燕南园

　　在1952年校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由沙滩搬迁到原燕京大学。原来北京大学的教授多半都住在北京内城。为教学和管理的需要，许多教授不得不由内城把家搬到西郊的北大新址。我想是为了照顾这一批教授，校领导或更高层的领导决定，把当时燕园中最好的教授宿舍分配给一些著名的教授，这就是燕南园。我当时有幸也跟随父亲汤用彤先生住进了燕南园58号。

　　我记得燕南园的门牌号大概是由50号到66号，每栋宿舍或是有单独院子的平房，或是带院子的两层小楼。对这些我不想多谈，我只想介绍一下当时住在这里的一批著名教授。他们许多都可以说是他们所从事的我国该学科的奠基人、创建人。当时住在燕南园的有北大校长、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有经济学家陈岱孙、严仁赓，有物理学家周培元、饶毓泰、褚圣麟，有数学家、我国拓朴学的奠基人江泽涵，有生物学家沈同、化学家黄子卿、地理学家侯仁之、美学大师朱光潜，有诗人、文学史家林庚，汉语语言学大师王力，西洋史专家齐思和，中西交流史专家向达，康德哲学专家郑昕，现代逻辑学家王宪钧，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195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也入住燕南园。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曾在这个名园住过，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我想，还会有别的曾入住此园的名人，由于我已年过八十，或有遗漏，或有记错，请大家原谅。

　　为什么我要写燕南园？我认为当时的这个燕南园可以被看成是一座“科学、文化名人园”。上面所列，哪一位不是对中国科学、文化有着突出贡献的名人？哪一位名人不会让我们想起一系列的有血有肉的文化故事？在我国大概很难找到一块这么小的地方住有那么多科学、文化名人吧！

　　历史是具体的、生动的，应该有着它传承的生命力，北大的历史也应是由一些具体的人与物、事件与联想等等所构成，这些就是北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些寓所的门口钉上一块牌子说：“×××于××××年至××××年在此居住过”。我想，它无疑会使北大的历史生动起来、活起来，它的正面和负面的事件都会激励北大人奋力向前。一块小小的牌子，包含着这些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献身的人的欢乐、欣慰、愤怒、悲伤和痛苦。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它寄托着的理想、人的感情。没有历史就没有将来。但如今还有人真的重视这些吗？

　　二、北大的藏书

　　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在高校名列第一，在全国名列第三，它是北大的又一“宝”，是我们学校重要的精神财富。在80年代初，我常常去图书馆的“教员阅览室”。我每次去都看到李赋宁先生在那里查阅图书，埋头研究，因为在这个阅览室中有各种外文的百科全书和其他工具书。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后改名为《早期道教史》）就是在这个阅览室中利用它所藏的涵芬楼影印本《道藏》完成的。我整理的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也是大量利用了该馆的图书。我还参与过北大与社科院瓜分佛教藏书的事。我对我们这个图书馆是深有感情的。

　　但有件事，我常常耿耿于怀。为什么要把胡适的藏书打散？为什么不少北大著名教授的藏书没有被北大收藏？例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藏书都没给北大，而都被清华收藏。我还听说，王铁涯先生的藏书也归了清华。我不是说，这些藏书收藏在清华不好，也许收藏在清华的条件比北大更好，但问题是北大为什么没有意愿去收藏和利用这些名家藏书？我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情况不大了解，但我多少了解一点我们学校文科老教授的藏书情况。就哲学说，我不知洪谦和熊伟教授的藏书现在什么地方？要知道洪谦是维也纳学派中亲自受教于石利克的极少的中国专家，上世纪末他已是维也纳学派中最有权威的年长者。熊伟是现象学大师海德格的学生，在上个世纪末举办的现象学会议常由他做主席，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的书集中保管起来，是不是很有意义呢？美学家、书法家邓以蛰先生的书，据我所知有一部分送给了北大哲学系，但还有许多书现在就不知在何处了。听说，在吴晓铃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曾与北大接触过，希望用吴先生的藏书换两套房子，没有谈成。我们要知道，吴先生所藏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善本、珍本书，还有些孤本不说是全国第一，也可以说是前几位吧！我曾和张申府先生的女儿张燕妮联系过，她告我，申府先生藏书约三万册，大多为外文书，但比较杂。我曾向学校报告过此事，并未得到什么反应。还有我父亲用彤先生的藏书，我和我弟弟汤一玄曾写信提出愿无偿捐赠给北大，至今也还没有结果。其他，如朱光潜先生、游国恩先生、周一良先生等等的藏书，我不知是否为北大所重视或收藏。

　　我认为，把这些著名学者的藏书收藏并利用起来，不仅是了解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甚为重要的材料，而且是了解北大文科学术建设和发展历史的重要材料，甚至还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重要材料。在收藏他们的藏书的同时应把他们的手稿、通信、日记、笔记等等都一起收藏。当然，这是需要一定的经费，但是我想，我们买一套理工科重要的仪器设备，有时得花几千万或者上亿元，如果能拨出相当于理工科购买一套仪器设备中的一点点钱，也许文科所有名家藏书（包括手稿）都可以得到藏书的地方和保护的设备，这难道不是北大应该做的事吗？不也是使我们可以通过这项“名家藏书工程”了解北大的历史，而展望北大的将来吗？

　　三、北大的“学者”

　　季羡林先生已经住在医院里有三年多了，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要对我说：“应该把北大有史以来，在学术上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择要编辑出版，这是北大的历史，也是我国近现代学术的历史。”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夏曾佑，他说：“夏曾佑也许是不用传统的方法写中国史的第一人”。为此，我曾让一位博士生搜集了一点夏曾佑的材料送给了季先生。季先生为什么一再提到应把近现代北大学者的论著择要编辑起来？我想，他是想通过自清末以来的北大学者的著述来了解中国学术的大变迁，并使北大人更加了解北大的学术传统。

　　由北大哲学系同人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首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先生，继任者是季先生。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国文化书院编写了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为什么我们要编写这本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王瑶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的启发。他说：“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九十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的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视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因此，他提出应该编一本书，它的名字“可以叫做《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于是我们发动十来位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在一个月内把这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编写好，并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这本书的增订本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为什么我们在北大九十年校庆和百年校庆时都推出这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忘记，更不想让北大的年轻学子们忘记北大的学术文化传统。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北大110周年时再出新的增订本。原来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中，除编写了历任对中国文化有贡献的校长外，也附了一些非校长的重要学者，如果能再出版，或可再增加一些在北大任教的重要学者。

　　我认为，季先生的意见应受到重视。如果我们择要把百多年来在北大任教的著名学者的著述编在一起，各选一本书，其中并附一小传，说明他对北大和中国学术界的贡献，这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受到“重理轻文”思潮的影响，使得人文学科在大学被边缘化了，因而大大影响了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如果说在一个阶段，这种情况还情有可原，那么现在就再也不能原谅了。

　　在写完“北大有三个宝”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在这里学习、工作有六十多年，它是我生长的地方，是我的家，我是无法离开它的，因为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