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语言大学成立汉语古文献研究所。成立仪式上，北京大学教授、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孙钦善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先生，哈佛大学教授冯胜利等数十位学者就古文献学科建设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学者们提出，古文献学科建设存在偏差，古文献研究尚存空白领域，古文献学科建设还有新的生长点。

　　“境外的口子一开，很多学科都有生长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如是表示。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张振兴教授告诉记者，朝鲜、越南等很多中国周边的国家，存有很多汉语古文献，但有些古文献，国内研究界根本就不知道，没有翻译过来，更谈不上好好去解释、阅读了。

　　“比如朝鲜早期李氏王朝有正音的书籍，这个正音的书籍是用汉字书写的，我们现在没有翻译，也没有解释；越南在被法国占领以前，很多文献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我们现在对汉越语做了一些研究，但是用汉越语写的古文献，现在并没有系统地去整理，去翻译。东南亚的很多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张振兴说。

　　他同时提出，国内很多古文献也没有整理好。比如，地方志里很多方言的材料虽然影印出版了，但是怎么去注解、怎么去断句，现在有困难；有大量的用方言写作的文献资料，比如古典戏曲、民间曲艺，具体如福建的南音、南戏等，从语言学的观点上来说，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少数民族里边，比如藏族，有所谓的古藏字，是藏族的艺人利用汉字来说唱本民族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字，实际上是用汉字去造一些偏旁的文字，也没有整理；吐蕃、鲜卑这些早期的已经消亡的语言，中亚的一些国家至今仍在使用的东干语，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非汉语的独立语言，实际它们是汉语的早期方言，虽然有人在研究，但研究得也很不够。“古文献的整理，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全新的领域。”张振兴说。

　　孙钦善先生则提出，古文献研究新的研究方向，还应该体现在一些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现在出的古文献学的教材，或者古籍整理著作，都不讲语言文字，只讲目录、版本、校勘、辨伪。他们认为小学（语言文字学，以前叫做小学）的研究是语言学的研究，是汉语史的研究，其实不对，古文献研究是要以古汉语的研究为支点的，如果脱离，是很大的问题。”孙钦善先生告诉记者，古文献学领域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比如清代非常强调以小学为中心，要搞古文献研究首先要精通小学，说经解释，校勘古文献，都要靠小学的功底，老一辈学人也是非常重视、也具备小学的功底的，但是，现在这个支撑点明显被忽视。“现在有的学校虽然设了古文献的学科，但是在小学方面也是忽视的。古文文献研究在形式方面两个载体，一个是文本，一个是语言文字，甚至文本就是语言文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孙钦善先生同时认为，现在搞古文献学的学者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就是不管思想，只整理资料，整理好了，再提供给其他学科来研究。“现在出的古典文献学的书里边，都不谈思想内容，只谈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典藏制度、名物，自然和社会的一些具体内容，成为烦琐考证，这样的古文献学不是全面的。”孙钦善先生表示，古文献学不仅有考据，还应有义理，义理则涉及到思想方面的分析。

　　“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中国没有阐释学，涉及到思想的分析，好像就得向国外引进。其实在我们的文献学当中也有义理学，义理就是诠释思想。”孙钦善先生认为，恢复对古文献学中义理学的研究，则中国也可以建立自己的阐释学。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黄天树则向记者表示，最近一些年，地下出土的古文献资料的量特别大，内容也特别丰富，比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材料都很丰富，内容也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新学问都要有新材料支撑，地下出土的古文献资料研究应该成为新的一个热点。”

　　据记者了解，正是在古文献学科建设、研究方向上存在空白领域现状下，北京语言大学成立汉语古文献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华学诚教授亲任汉语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将对学者们热议的古代境内外汉语方言学文献、古代境内外汉字教学与研究文献、古代境内外汉语教学与研究文献、古代境内外汉文学艺术文献（诗文及戏曲文献）、境内外出土汉文献与语言研究等领域，展开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