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曾对我说，她做过一个梦，梦见柏杨向她道别。从那天起，她就怕看报纸，怕得到噩耗，但它，还是来了，二十九日。

我给她发了电子邮件，安慰她。还给台北的张香华女士发了信。

特蕾莎，中文名刘元旭，在旧金山，与丈夫开一家建筑师事务所。我去美国著名的柏克莱大学做驻校作家，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还没出机场，就认识她了。后来我知道，她是柏杨先生的义女，通过她，我与柏杨先生与张香华女士建立了联系。

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我在大学时期是读过的，是柏杨先生针对中国民族集体性格上的缺点的一种观察、感触与检讨，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继续。后来才知道，那是他1984年应聂华苓女士之邀赴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在爱荷华大学进行的演讲，竟然轰动了海内外。从那时起，陆陆续续读了柏杨先生许多著作。1999年，我出版《改写记忆》一书，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进行重新审视，其中专门谈到柏杨与蒋纬国先生的一次不期而遇：“没有柏杨们的以死相争，便不可能有蒋先生此日的温煦风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说实在话，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尾令我颇为失望。它或许是在证明，所谓历史，不过是一场残酷的玩笑。”

后来，我几次接到柏杨、张香华先生从台湾打来的电话。

谈很多事，话题包括俄罗斯知识分子。他对我编的《俄罗斯大师故居》一书颇有兴趣。

有一天，我对特蕾莎说，我要去台湾，去见柏杨。

那是2006年，不巧的是，那一年，我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受了重伤，跟腱断裂，要做手术。

手术前，张香华来北京。我们见了面。她带来她的诗集，和一本柏杨先生的影集，远流出版的，名叫《这个人，这个岛》。这本影集不仅有对柏杨先生1994年重返绿岛（火烧岛）监狱的影像记录，而且有他大量的生平照片、书影、剪报，以及全部生平年表，是难得的资料。我十分珍爱。

书前引用的话，正是我在《改写记忆》中引用的：“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地呈现出来。”

书中有柏杨与蒋纬国的见面照片。1993年，在《柏杨版资治通鉴》庆祝茶会上。《柏杨回忆录》记录了这次见面。柏杨致辞时，忽然发现坐在台下的蒋纬国，忍不住地说：“二十五年前的今天，也正是你老哥逮捕我的日子！”

蒋纬国在致辞中颇有风度地代兄长向柏杨致歉。度尽劫波。

还有特蕾莎与柏杨相拥而泣的照片——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哭。

为她义父的痛苦，和挣扎。

张香华还转交了柏杨先生送的腿伤药膏。

我对张香华女士说，等我伤好了，我要去台湾，见柏杨先生。她说，等着我来。

那时，我陷入生命的困境中。在病床上，读柏杨的小说《挣扎》，刀口的疼痛与小说的笔触遥相呼应。

柏杨的一生都在挣扎。他说：“挣扎，应受到最大的尊敬。”

为了缅怀被囚禁的岁月，他的书房挂着当年的编号——297。有时会在书房熟睡时，忽然惊醒。

伤愈后，一家电视台要拍摄关于台湾的大型专题片，请我做总撰稿。但由于当时台湾人所共知的情况，摄制组无法入境。

这个岛。美丽、复杂、迷离的岛。

不久，我在柏克莱大学的催促下，第二次去了美国。

但我始终有编辑《柏杨大全集》的愿望。我把这一愿望告诉了他们。我们相约，两岸气候转暖以后，在台北见。

 “三二二”大选。一切都改变了。通往台湾的路变成坦途。

像一出悲剧的结局，柏杨先生，就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不辞而别。

几乎所有报纸都登出了他辞世的消息。

这天晚上，我什么都不想做。

只想翻出他的书，在沙发里，静静地读。

看一个从地狱回来的人，如何面对眼泪多于欢笑的一生。

第130页，有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初婚的照片。1978年。那么年轻。

阳光洒在他们脸上。他们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