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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人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6-18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沉思中的王元化 雍 和摄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学者、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林毓生评价说:元化先生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政治思想家,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他觉得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一个尊重人的前提上;应该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使得尊重人从口号变成具体落实的东西。

     

    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

     

    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

     

    临终前,他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去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贯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2004年在《思辨随笔》日译本序中他说,“‘思辨’一词并非取其现代涵义,而用其拉丁语源Speclum(镜子)之意,以说明语言反映潜在于物质世界的实质。我觉得这比《礼记》中所谓学问思辨的‘慎思之’、‘明辨之’的释义更为惬洽。我用‘思辨’为书名,不过是表示我在思想辨析方面企图发掘较深层次的某些意蕴而已。”

     

    王元化一生都在思辨中。1955年的“胡风事件”,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冲击,80年代关于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之讨论以及主编《新启蒙》杂志期间的种种际遇……王元化“思想上的几次反思”自有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多重动因。

     

    直到今年年初身在病榻之上,他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思辨。在1月19日与前来探望的学者林毓生的谈话中,他提到对于鲁迅和毛泽东诸多接近之处的思考所得,并认为“这些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过”。

     

    1995年,王元化先生在赠送给胡晓明的一部著作上,钤上“临风挥翰”闲章。“我心里的‘临风挥翰’,基本上是古代名士诗酒风流的生活形态。可是先生的题签却特别这样说明: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家藏永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板桥题画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文化与思想的香火如此传衍

     

    王元化对后辈问学的要求是:精研学问,不赶时髦,“为学不作媚时语”。

     

    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陆晓文回忆被组织上安排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秘书、与王元化初次正式会面的情形。“他问我,可知道名家?我说是春秋诸子百家之一。他说,你还行。”

     

    胡晓明记得考王元化博士生时的面试。“就是到他家里,问我读点什么书。然后王先生拿出大段大段的古文要我翻译。那些中古时代的古汉语,每一个语段都包含着很多典故在里面。”

     

    王元化对后辈的提携为学术界人所共知。上世纪80年代,高尔泰的《论美》出版。在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的建议下,他给王元化先生寄了书。“回信长达6页,批评极其中肯。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适逢美学热,《论美》销势正旺。“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

     

    “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

     

    他的客厅,当年曾留下许多青年学人的身影。除了5位正式招进门的弟子,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李天纲……来来去去。

     

    “王先生当年和我讲杜甫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沉郁:生命的厚重、哀伤,一点一点地传达出来。他讲文风沉郁,方是中国文章的极品。他不喜欢那种油滑的畅快的东西。他认为鲁迅的文风能够体现沉郁二字,他到今天还可以背诵大段大段的鲁迅的原文。他说年轻人读鲁迅的文章应该慢读,反复地读。”胡晓明说。

     

    每一位卓越的长者逝去,难免有人痛挽“最后一位×××去了”。然而追索逝者的师承关系,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思想的香火是在如何地传衍,感觉到其间绵绵不绝的力量。具体到王元化先生,往上追溯,可以见到王芳荃(王元化的父亲)、汪公严(为王元化讲授《离骚》、《文心雕龙》和《文赋》)、任善铭(为其讲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韦卓民、熊十力(王元化曾为其抄书,传为美谈)诸先生的影子,而王元化影响过的后辈,更是为数众多。

     

    先生去了,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仍在运行。

     

    “合译莎士比亚,是我们一生美好的回忆”

     

    1979年,王元化的妻子张可突然中风,“先生为师母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常常就坐在师母身边陪她,这样他觉得心安。他每天都去看她,或者通过儿子、保姆问她的情况,有时说着说着他会眼睛红起来。”对于先生如此的深情,胡晓明印象很深。

     

    经常帮助王元化整理文稿的蓝云女士则说:“先生总是说,我这里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很孤独。他说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他说我不寂寞,但是我很孤独。”

     

    2006年8月6日上午9时20分,王元化接到妻子张可去世的消息。一个多月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人物周刊:您第一次见到张可先生是什么时候?

     

    王元化:1938年的春天还是秋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张可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在演剧队。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一个清华来的姓黄的学生家里,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的××里,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记得是坐法租界42路公共汽车去的,红色的单层Bus。她很朴素的,剪一个不长不短的齐肩发,穿一件旗袍吧,也不是很考究的布料。从我认识她到结婚到后来,她都是不喜欢修饰的,擦粉啦,口红啦,都不大弄的。偶尔把头发梳成个辫子盘在头上,就算很时髦了。记得后来熟了,有一次去京都剧院看她,我小时候是很吊儿郎当的,那次去穿了一条西裤,当中裤缝也没有的,她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式的裤子就来了,这样不好。”呵呵,批评了我一下。

     

    人物周刊:入党时她称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

     

    王元化:是的。她一生都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情绪,她都是很淡的,她哥哥满涛(张逸侯)说她就是4个字――“轻描淡写”。像我们谈恋爱写信,我也不是喜欢很肉麻的那种,但写信称呼,我有时去掉那个“张”字,称她一个“可”,她收到信后就说,以后不要这样称,还是叫张可。我们新婚时在北平,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那个二房东就笑:“王先生啊,你们两个真奇怪,你叫她张可,她叫你王元化,怎么都是直呼其名啊?”我说我们习惯是如此。

     

    人物周刊:似乎张可先生接受您,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吗?

     

    王元化:小时候也不懂,20岁不到,有点愣头愣脑的,只是对她很好啊。我对她说,我要约你谈谈。她说,好。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我没有带钱,说你买两张票。所以她后来笑我,“你约女朋友谈话,倒要人家买门票。”在公园里我就说,我对你怎样怎样。她当时非常冷静,说你怎么会……当时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哑口无言,于是大家就散掉了。(笑)

     

    人物周刊:你们从1938年认识到1948年结婚,怎么相隔那么久?

     

    王元化:这个很简单嘛,开头也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恋爱,都是小孩子,不大懂嘛,后来才慢慢地……我后来也不大找她,表示我很喜欢她什么的,都不说了。我只是常到她家去找她哥哥满涛,我跟满涛是朋友。

     

    人物周刊:对您研究的一些课题,譬如黑格尔、《文心雕龙》、“五四”反思、杜亚泉这些,她跟您说过自己的意见吗?

     

    王元化:对太理论的东西,她不大有兴趣的。她是学英国文学的,喜欢看文学书。我们在一起弄过一个莎士比亚的研究。一开始我是不大喜欢莎士比亚的,觉得他语言雕琢得太厉害,将他归入“夸张、做作、过时的伟大天才”一类。我喜欢契诃夫,着迷于俄罗斯文学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

     

    战前我买到生活书店出版的《别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读到他对自然派文学技巧的一段概括,大意是说,一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过人的才华。那些响亮的独白,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是庸才依靠博学、教养和生活经验所得来欺骗读者的,他们不会描写日常的平凡的生活。

     

    从《奥瑟罗》开始,我重读莎士比亚的东西,确实觉得他了不起。他的作品是浩瀚的,他对人类的Passion(情和欲)有极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不晓得他是怎样窥见世上各种人的内心秘密的。这些话想要让本人讲出来,我说是“威胁以刀锯鼎镬也不肯吐露的”。

     

    人物周刊:会不会觉得张可先生生错了时代?她这样的一个女性。

     

    王元化:不能这么讲的,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们不是很适应吧,我不大能忍受的,她的承受力比我强。

     

    人物周刊:我访问的许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王元化:(沉吟)有一点我是内疚的,同我结婚以后,她为家庭付出很多,相夫教子,安排家庭各种事务,我都不管的。我拿了工资就全部交给她,要用钱了,就问她要。“文革”的时候,她把呢袍子夹在中式棉袄里,很舒服、很大方,也很暖和。她把家理得非常好,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经济上有危机,所以我能专心写文章。

     

    人物周刊:张可先生中风之前有没有什么前兆?

     

    王元化:她血压高,但一直不喜欢看病,每次都是我跟儿子催她去医院检查。她无所谓,她对世事的态度就是轻描淡写。看病回来,吃几天药她就不吃了。我跟儿子虽然催她,但不可能天天盯着她,这也是我们很后悔的地方。

     

    1979年到现在27年了,医生也说很罕见,跟她同时得同样病的人,很多人老早就过世了。可能跟她的性格有关系,她对生命没有那么紧张。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5期)

     

     

     

    这是妻子张可照片中王元化最喜欢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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