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当我第一次打电话向唐弢先生约稿时，他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好。他在电话中吞吞吐吐地说，这两天要去医院检查身体，恐怕写不了，让我过几天再打电话同他联系。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总感觉这个人好像是故意在摆什么大作家的架子。

但不久以后，我如约去造访他时，发现我是完全地误会了。其实，唐弢先生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的作家和学者。可见，电话这种东西是不能“传真”，甚至会“失真”的！我对自己曾经对唐先生的“腹议”甚觉惭愧。

唐先生身穿中式裤褂，圆圆的脸，胖胖的，儒雅而质朴，谈吐不凡，嘴角总是含着善意的笑，使人感到十分亲切。他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架子”，就是室内的家具摆设也都像他的人一样朴实，屋里书香四溢。那天我为他拍了一张照片。

以后由于约稿之事同唐先生打交道多了，他每信必复。如答应写稿，到时候准寄来；如写不了，一定要复信说明。不像有些作家，你去信约稿，他理也不理；或者虽答应你了，却不守信，让编辑手忙脚乱，临时抓瞎。我以为唐先生是继承了鲁迅先生好的作风的。

且引唐先生1986年10月17日病中回复我的一封信，足以看出先生的为人和作风：

士方同志：

前奉芜函，想已达览。

我出院后，一直在家养病，开始尚稳定，不料十月二日晚又发了一次。病时脑部剧痛，浑身大汗，不能言语。目前遵医嘱不参加外边活动，也难作文。

有一事麻烦。我想要《纵横》86年第3期（已购到第4期），到处买不到。细观地址，和人民政协报在一处，不知能设法代购一册第3期（今年）否？有渎清神，至以为歉，即颂

编安

唐弢86.10.17

我派人到政协后边青年服务部，也说没有，故而相烦。又及

写信封时才发现地址并不一样，但信已写好，不能弄到也罢。

唐先生在重病中还如此认真，着实令人感动。他来信是托我买本《纵横》杂志，原以为我供职的人民政协报与中国文史出版社办的《纵横》杂志编辑部在一处，因为这张报纸和这家出版社的主办单位是一家——全国政协，但后又发现不在一处，就怕麻烦我而作罢，实在是君子之风。不过，这期杂志我还是帮他弄到了。本着“广交朋友”的宗旨、为政协委员服务的精神，我尽力为许多前辈操办一些小事，诸如购书、办证、找人、找车等等。久而久之，我与一些政协委员关系密切，成了忘年之交。

1987年5月，唐先生的诗稿《游青城及都江堰》见报。由于校对原因，文中错了三个字，让人费解。唐先生就给我写信，希望“便中代为更正”，并说“大约是因为原稿写得过于潦草”才造成这样后果，自己承担责任。如此大度谦逊，让我十分惭愧。因为他一贯一丝不苟，手稿的确是清楚之极。

同年，拙著《春天的问候》由香港新闻出版社出版。我奉寄唐先生一册，不久收到他的复信。信中谈到“出版方面令人气愤的事甚多”，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列举事实后说：“你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我则碰壁已多，惯了。”此信全文如下：

士方同志：

今日收到手书及大作，谨悉一一。出版方面令人气愤的事甚多，鲁迅逝世百周年之前，文化艺术出版社约我将全部研究鲁迅文章交具出版，我答应并如期交稿，清样也看了，但因新华订书仅五千五百本（其实理论文章，也不算少），一搁就是七年，至今不肯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将现代文学论文交其出版，一搁也五年多了。这些都是他们主动约的，但并不履行。香港约我为“回忆与随想”丛书（三联）写稿，我交稿时说原约稿人到美国去了，一去就是两年，回来后说他现在不负责这套书了，就这样搁到现在，仍无下文。又大地出版公司一本书，搁得更久，恐怕有十年了吧。我这样说，是要证明香港也不比大陆上高明。要举例我个人至少还有几个可举。

你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我则碰壁已多，惯了。在收到大作之前，已读到冰心大姐文章（指冰心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评介拙著的文章——笔者），如尚有管桦等等，则压力已相当大（冰心一篇就可抵好几篇）。我当仔细拜读大作，压力似可到此为止，因我觉得香港也未必比大陆更好。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草草奉复，即颂

文安！

唐弢 87.9.21夜

这可以说是先生的一篇杂文，先生的坦诚和直言于此可见。唐先生在1989年10月撰写的《我和书》一文的结尾处说：

“从上海城隍庙到北京国子监，六十二年中间，我的生命是始终和书相纠结的：检书、买书、读书、写书，如今发脱齿落，垂垂老去，说是无旧书可买，遇新书难买，自是实情，但更主要的却是：我对书的感情已经渐渐淡下去，淡下去……不仅没有兴趣买书，而且没有兴趣读书。我感到的无力是真正的无力。对于书，看来我实在有点疲倦了。天！为什么我觉得那样的疲倦、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呢？”

先生晚年为何对书的感情渐渐淡下去，以至于觉得那样的疲倦，上封信件所述是否是其中一大原因？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出版方面的情况更令人担忧。快餐式的东西充斥着文坛，充斥着报刊，充斥着出版物，而有文化历史价值的文字却得不到发表和出版。只要有钱，文盲、痞子们也可出书。先生在天之灵恐怕要悲悯而大哭了！

1989年8月，民盟中央举办《朱光潜全集》出版发行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钱伟长、雷洁琼、丁石孙、吴作人、刘开渠、王子野、王朝闻、季羡林、冯亦代、唐弢、叶笃义、叶至善、张兆和。唐弢先生发言说：“我作为读者、后辈、外行讲一讲。我觉得朱先生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我年轻时受他的《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的影响。我感到，无论他的著作，还是他的翻译，其特点都是为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学事业奠定基础。第二，朱先生做学问学风严谨，他写的克罗齐美学序文比克罗齐《美学原理》还长，只能另外出书。第三，读朱先生的文章是一种享受，文章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不是对立的。既然是谈艺术，文章本身没有艺术性怎么行？朱先生的文章确实是一种艺术论文。”

1989年我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办的刊物《民主》的副主编，向唐先生约稿。先生在1989年10月9日的复信中说：“谢谢你赠刊赠照，感激之至。我和《民主》有些渊源，得暇当谋执笔。”后来，他果不失信，写来《忆伯翁》一文交我发表。他在1990年3月15日写给我的信中谈到他原是民进发起人之一等史实，颇为珍贵。信中说：

《忆伯翁》承发表，甚感。纪念会上赶出少数，我已要了一本，如能再惠二册（寄家里），更好。我原是民进发起人之一（解放前），原来章程上有‘一旦民主政治实现，本会即行解散一条’。全国解放后，周总理劝告作为民主党派存在下去。马寅初要我留存，郑西谛拉我一起退出。结果，郑振铎、傅雷、我同时未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就退出了。那天雷洁琼大姐说我是受了郑的影响，楚庄同志则指出不愿做官的三个人。看来都有一点。

1986年唐先生将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大部头精装本《唐弢杂文集》题款签名寄赠与我，使我受益匪浅。

1990年我将我拍的两张照片分别寄与他。一张是他在一个座谈会上，一张是1982年全国政协委员在京视察时他与王乐天先生的合影。1990年3月唐先生复我一信，多所鼓励：“手书并附照收到，谢谢！我完全记不起还和王乐天同志一起在圆明园拍过这张照，估计当时在参观北京市文物古迹那一年吧。上次承惠座谈照（从后面照的）也甚好，是记者抢镜头之作。”唐先生的信鼓舞了我，以后我十分注意在各种场合抓拍，成绩不小。

唐先生在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对隶书情有独钟，曾赠我条幅一张并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写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笔笔到位，中规中矩，显现了他严谨坦诚的作风。

2008年3月是唐弢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特发表此上文字，略表对这位文学大家和藏书大家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