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1日是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曹靖华先生诞辰110周年。2008年5月4日是母校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在两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接连到来之际，吾师曹靖华先生的音容笑貌又重现在我的眼前。五十多年前，我从山东省中部的一个小村子来到了燕园，进入由曹先生创办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书，亲耳聆听先生授课；两年后，又有幸进到他的门下。如果不是在燕园里遇到曹靖华先生这位恩师，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和引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也许完全是另外的样子。

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曹先生翻译的《铁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和《望穿秋水》等苏联作品，它们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中展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及至来到深藏于苍松翠柏和丁香花丛中的燕园的俄文楼里，有幸亲耳聆听曹靖华先生讲授苏联文学，自有一种自豪感涌动于心头。曹先生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和如数家珍的叙述，向我们传授苏联作家的写作和苏联文学的成就。讲绥拉菲摩莫维支，讲费定，讲拉甫列尼约夫，讲波列伏依，讲西蒙诺夫……不仅分析文本，而且讲这些作家作品之外的故事，讲他与这些作家的交往。

曹先生是最早把俄苏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先行者之一，是中国俄苏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代宗师。从上世纪20年代在鲁迅领衔的“未名社”出版《烟袋》《第四十一》起，他翻译的苏联作品，如《铁流》《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城与年》等，在鼓动和影响青年一代投向革命和坚持斗争上起过重要作用。从上世纪40年代末起，一直到50年代初，国内人文学界和苏联文学翻译界，开始重视向国内读者翻译介绍俄罗斯和苏联的民间文学及其理论，曹先生也是较早翻译介绍苏联民间文学的翻译家之一。他所翻译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魔戒指》，于1950年8月由三联书店出版。我进北大那一年，即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翻译的《苏联民间故事集》系列丛书。同年，他在《中国青年》（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巨人的形象在苏联民间传说中》的文章。

我就是受曹先生的影响，决定以民间文学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选题的。选题报给他后，他决定亲任我的指导老师。曹先生给我开列了一份包括14种中俄文文献在内的“指定书目”，我感觉得到，先生对我的毕业论文的期望是很高的。但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1956年的知识分子所享有的宽松环境并没有持续多久，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掀起了“反右”运动。我们的学业被迫终止了。我的毕业论文，虽然有了一个初稿，但并没有最终完成。

除了任北大俄文系主任外，曹先生的社会兼职颇多，并不是每天都到学校里来。在我毕业前夕，有一天，曹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国文联工作，他说那里需要一个学俄语和文学的大学毕业生。我当时就高兴地答应了。1957年的秋季俄文系53级毕业班分配时，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分配会议，当得知中国文联的名额并没有进入教育部的分配计划，主持分配工作的负责人建议我留校时，我坚守与曹先生的约定，毅然走出校门，到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报到。我从此踏上了文艺之路。饱经沧桑的王府大街乙64号中国文联大楼（现在的商务印书馆），成了我走上社会、与文艺事业结下不解之缘的第一个驿站。此后50年来，工作几经变动，在新华社做过俄文翻译、从事过新闻报道，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当过文学编辑、从事过文学批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过行政工作，最终到了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人生之路起伏坎坷，但民间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始终是我的看家本领。

在校时，系里曾经举办过一次曹先生翻译作品的展览。曹先生不同年代翻译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琳琅满目，令我陶醉和景仰。我喜欢他的书。在我参加工作后，工作单位中国文联大楼离王府井近在咫尺，每天中午到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闲逛淘书成了我们那一代青年的生活习惯。我很注意在书摊上找曹先生的旧译。在那里，我买到了旧版的《苏联作家七人集》《一月九日》《烟袋》等曹译旧版书。1958年的秋天，我跟随著名访书家路工先生到南方，在上海襄阳路的一家古旧书店里买到了曹先生早年翻译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这是一本1937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的64开精装特印插图本。当年只印制了500册。而我买到的这一册，其编号为“第490册”。这无疑是个罕见的版本。回京后，我到曹先生府上去看望他，向他说起这本特印插图本，他兴致很高，对我说起了这本小书翻译和出版的沧桑，并告诉我这个版本中亚历克舍夫的插图殊为珍贵——这些插图是曹先生当年拿着作者的原件去制版的。

在曹先生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此“特印插图本”写的《前记》中，对插图和已经故世的插图画家亚历克舍夫做了这样的介绍：“拉甫列涅夫及其杰作《第四十一》，对于中国读者是不算很生疏的了。现在良友公司根据我收藏的原插画本，制版单行，我觉得这不但对于爱好该书的读者，由此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与兴趣，而且给中国前进的艺术家也可供献一点书籍插画的参考。”

《第四十一》写了一个白党中尉和红军女战士在荒岛上发生的爱情故事。曹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十年浩劫中，这本一向被看作是革命读物的《第四十一》，却成了把他打入地狱的一颗重磅炸弹，他因此而遭到了气势汹汹的批判、人身侮辱和政治审查。

“文革”中，我从文化部团泊洼干校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后期曾作为蹲点记者在北大住了半年多。此前我已对曹先生受迫害的遭遇有所听闻，此番回北大自然对老师的情况特别关心。我无意中搜集到了当时北大造反派编辑出版的杂志《文化批判》，上面赫然刊载着对周扬、刘白羽和曹靖华的批判文章。

“文革”结束后，我从新华社回到阔别多年的文艺界，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大约到岗后的十多天吧，1977年7月18日，我就急不可耐地到曹先生在朝阳门外体育场东路的新居去约稿，请他为我们刊物新辟的栏目“学点文学”写文章。这是“文革”结束后我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但见他所住的是与我们这些晚辈差不多的单元楼房，一间门廊似的小客厅显得很局促，靠沙发一边的墙上，悬挂着董必武同志在读了他的《花》后写给作者的一幅立轴：

愿花常好月常圆，幻景如今现眼前。洁若水仙幽若菊，梅香暗动骨弥坚。

已见好花常在世，更期圆月照中天。谢庄作赋惟形象，愿否同名喻续篇。

读《花》时得二绝句，录呈靖华同志哂正。董必武未是草四月一日。

从董老立轴上题诗这一话题谈起，我谈了读先生《春城飞花》的感想，并请他就散文的写作，给《人民文学》写一篇“创作谈”。没有想到，对他来说，《春城飞花》是一个久久积压于胸的敏感话题，他满腔愤怒，对我说“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如何炮制文章批判他，说这本散文集是“又一束为文艺黑线招魂的黑花”，只是文章还没有出笼，“四人帮”就垮台了！

没过多久，《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了“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文艺界会师大会。这是十年“文革”结束后被打散了的文艺界的第一次集会。我作为这次大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把曹靖华先生的名字写进被邀者名单中。经过“文革”磨难、年届八十的曹先生拄着拐棍颤巍巍地来了，并且在冯乃超先生发言之后毅然登上讲台，以他惯有的慢条斯理而又坚毅凝重的语调发言，声讨“四人帮”在《春城飞花》问题上对他的迫害。他说：“狗的本性是咬人，‘四人帮’培养的狗必须打，打落水狗。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被狗咬了一口，说明我大致上没有做得太错！”

1986年6月曹先生因病住进北京医院。其间，我曾到医院去探望过先生几次。苏龄在先生身边照顾。为表彰先生在苏联汉语教学、翻译苏联文学等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1987年5月，苏联驻华大使特洛扬罗夫斯基到医院向他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同志在医院里主持授勋仪式。那天，我带着我的儿子、在作家出版社当编辑的刘方赶到会场，为曹老的授勋仪式摄影。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曹先生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