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是要访的。那过程，那感受，和访美人无甚差别。寻寻觅觅，曲径通幽，轻叩门儿，慢卷帘儿，执子之手，与子偕归，全都一模一样。

有人或许不以为然，说图书馆里有的是好书，借来看看就行了，犯得着费那个工夫？我不作如是之想。借书看，再好的书，也让人有身在青楼的感觉，纵使情意缱绻，届时总有一别。自己访来的书，可就不同了。朝夕相处，随时取用，可把酒成欢，可相拥而眠，是一种情义，更是一种缘分。在我看来，好书非访不可，得之不易，也就格外爱怜。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陆续出版，对我这个“文革”前就上了历史系的人来说，不啻是天降甘霖。当时的心情是，纵然不看它，也要全买了它。那时我还在晋西的一个小县城教书，那儿的书店不进这类书，只能是趁外出之便多方搜求。最难办的是，初版还没找全，二版就出来了，若不抓紧时机，就配不齐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初版的封面淡些，二版同样的图案，颜色却深了许多。前四史是在太原买的，《明史》是在老家买的。《宋史》怎么也找不见，只好买了新版，插在书柜里，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有一年去黑龙江游玩，竟在一个县城的书店里见了初版本。买还是不买？真让我作了难。最后还是买下了。这时我已调到太原，回来将新版托书店的朋友卖掉。搬过几次家，不管什么时候，“二十四史”都在我身边的书柜里，整整齐齐，一片绿茵。闲暇时看看，真如一个清秀女子侍立身侧，其乐何如！

仍是那次在黑龙江游玩，一路上我跟朋友说，要是能买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好了。内地早已脱销，边远地方的书店，说不定会有留存。真也巧了，到了黑河县城，去了书店，获得允许，去书库里寻找，竟在一个书架的底层，发现了10本。我和同去的朋友，一人买了5本。回到太原，自己留下一本，其余四本全送了人。后来我的一本，也让朋友借走没有归还。至今还记得，那黄绿色的封面上，廖沫沙先生写的书名。几年后，黄仁宇的声名骤响，这本书不知出了多少版，一版比一版阔气，我见了总不再买。

新书要访，旧书更要访。改革开放，对读书人来说，一大功德就是旧书市场的开放。这在前些年是不可想象的。90年代，我的兴趣转向现代文学人物传记的写作，先后写了《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写这两部传记时，为了得到两人的原本著作，曾在石家庄的《旧书交流信息报》上登了广告，表示愿意高价购藏。那时的高价，现在想来真是开玩笑，一本《咀华集》不过20元，一本《爱眉小扎》不过30元。因为喜爱徐志摩，连带的也喜欢上了胡适，总以手上没有胡适的原著为憾事。一次到上海，承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旧书商，去了他在山阴路的家里。他告诉我，陈子善先生刚刚挑过，我一听就泄了气，子善挑过，如同悍匪劫过，哪里还会有遗漏之珍。然而，没有料到的是，竟找到一本胡适手批的《神会和尚遗集》，封面上有胡适亲笔写的“胡适校本”四字。当时我的兴奋，直如曹孟德赤壁大败后逃到华容道上一样，不能不大笑诸葛亮的千密一疏！

从买书读书上，能感到改革开放的步子是阔大的，同时也能感到在某些方面，又是迟缓的，迂回的。比如大陆之外中国学人的著作，身在欧美的，很快就引进过来，而同类著作，台湾学人的，就不那么快捷了。此中原因，不言自明。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2004年在海外出版，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了大陆版。而台湾的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同类著作，则很少见印行的。当然，近年也有所松动。前不久去厦门，谢泳先生领我去厦大附近的书店闲逛，就看到一套台湾传记文学社编的自传丛书，黄山书社引进出版了。当时因为还要去别的地方，没有买，临走那天，谢泳要从厦大赶到市内送行。我电话上说，还是麻烦你再跑一趟买下带来。这套书大多是上世纪70年代出版，大陆印行迟了30多年。

全套6册，在厦门只买到4册，缺的两册中，有一册是《王映霞自传》，虽说我早就买了大陆版的，但美女之书，岂能漏过。前几天去本地一家书店，踅来踅去，一眼就看见了郁达夫笔下的这个“王姬”，二话不说，携之以归。还有一册，相信以我的执著，总会购得，以成全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