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蔡尚思先生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享年104岁。噩耗传来，我思绪滚滚，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

与匡亚明先生争论孔子

蔡尚思先生是我的老师。上世纪60年代初，他给我们年级上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我有时去旁听。那时老师下课后就回去，学生和他们接触不多。我和他熟悉是在80年代初以后，我常常去他家和他聊天。

1987年2月的一天，他来电要我去他家，说有事和我商量。我到了他家，他取出一张《文汇报》，指着学林版一篇匡亚明先生的文章《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说，他不同意匡老的观点，要写文章同他商榷。

匡老是老革命，是南京大学校长，是一位孔子研究专家。匡老的这篇文章提出用“三分法”来考察孔子的思想。所谓“三分法”，一是凡属于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宗法等级制专制君王统治利益的，必须批判，必须决裂；二是凡属于含有合理因素、又含有历史局限性带来的消极因素的思想，必须进行科学分析，批判其消极因素，吸取其积极因素；三是凡属至今仍有生命力而闪耀真理智慧因素的要发扬光大。

不久，蔡尚思先生送来文章:《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与匡亚明同志商榷》，指出在孔子及孔学的研究中，根据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坚持“两分法”，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匡老的“三分法”不是研究孔子的根本方法。两篇文章发表后，成为当时还未形成争鸣风气的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

蔡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勇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对于一些不良的学术风气，也敢于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1997年国庆节，我去他家，他说现在学术界都说陈寅恪是“国学大师”，简直是“大家公认”的，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贵在实事求是，不能信口开河。

上世纪20年代初，陈寅恪曾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讲课，蔡先生听过他的课。蔡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而值得骄傲的就是周秦诸子，可以说周秦诸子是中国文化的老祖宗，而陈寅恪先生却反而认为“周秦诸子，实无足称”，“今人盛称周秦之国粹，实大误”。难道有这样的“国学大师”吗？蔡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确是大师，但要知道，在大师中，他是中国史学大师之一与通晓多种多国文字大师，而不是所谓的‘国学大师’。”

他对老师是很尊重和钦佩的，再三强调，仅凭陈寅恪通晓十六七种文字，他就真是古今中外第一人，比所谓“国学大师”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我问他敢不敢写文章发表？他说怎么不敢。说罢，从信封中抽出一篇稿子，我一看，标题:我知道的陈寅恪先生(发表时改为《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原来，他稿子已经写好。“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尊重历史事实。”蔡先生这样说。

“学术研究贵在争鸣”

在学术界，蔡先生是以敢于讲真话、敢于争鸣著称的一位老教授。解放前，他就以批判封建礼教道统而得罪国民党当局。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地参加孔学和其他学术问题的争论。每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不管大会还是小会，他都与人争鸣；他的文章都要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于是，有人说蔡先生思想“偏激”、“好辩”；也有人劝他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年龄那么大了，何苦再去得罪人呢？然而，他总是坚信自己的选择和追求，在学术上决不朝秦暮楚。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见解是他研究的心得，他的讲话发自他的内心。

蔡先生说:“学术研究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他多次在报刊上著文呼吁:学术没有禁区，学术必须民主，学术必须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没有争鸣就出不了大家。他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实践自己的诺言。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家一一进行剖析，重新评估，完成了以《中国传统思想的总批判》为代表的20余部中国思想史大著，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