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邵洵美创作的诗文和著译中，用过的笔名多达二十四个。我试着结合他的生活来解释它们的用意。

早年他崇拜英国诗人史文朋，用过笔名“朋史”。“浩文”则是表达自己要成为多产作家，常用于一般文艺评论、短篇小说、不太在意的小诗和一些短小的译作。他和项美丽合作写的一篇篇短文，发表在美国《纽约客》杂志，后来集成一本《Mr.Pan》，书中主人翁Pan Heh-ven，原型就是邵洵美，其谐音Pan Heaven，可以说，他有“笔天下”的雄心。以民族的先祖“唐尧虞舜”之一作笔名，可能是想以《贵族区》作为他发奋写长篇小说之始。纪念他的母亲和祖母的诗用“荆蕴”，有负荆之意，他深感失去亲人后作为长子长孙重任在身。“郭明”可能用的是谐音，此名署在他所写的数十篇忧国忧民的文章上。而“明言”，乃“郭明”所言。“荀枚”和“辛墨雷”是“洵美”的谐音。杨刚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在《Candid Comment》，用其笔名“失名”的音译；邵洵美便效仿她，发在《自由谭》里的《游击歌》即署上“逸名”。集邮的文章用“护封”，他以为邮票的珍品也应如名著一般加“护封”收藏。“初盦”表示他在邮学的领域里初出茅庐。以“龙头楼主”写的文章讨论的多以龙票为主。

他的另一些笔名则很有趣。邵洵美热心，常为帮别人的忙而忙，可能太太说：“一天到晚忙，你忙疯了！”于是“忙蜂”出焉。1938年太太生下第五个女儿，女儿太多，取名“小多”。正编着抗日杂志《自由谭》，写了文章想笔名，“多人”变成了“都仁”。家里老大，人人喊他“大哥”，“八一三”后，相对说，他比以前闲得多，就有了“闲大”。在《自由谭》的英文版杂志《Candid Comment》里，索性用笔名“Big Brother”。1929年，初出道的邵洵美时常为出版和写作向《真美善》杂志社的曾孟朴讨教，成了忘年交，竟然与老人家开玩笑，冒充名叫“刘舞心”的女读者跟曾老通信。“舞心”有作弄老人怀有春心之意。曾老故意让“她”的小说《安慰》发表，又把二人来往信件登在《真美善》上，一时非常热闹。邵洵美以为自己玩笑得手，十分得意；谁知，老先生深有谋略，以此扩大杂志的销售。当然，我如此解释他的笔名，恐难脱牵强附会之嫌。他夫人确定他有个笔名“邵年”，我发现他以此发表过《访华外国作家系列》十篇；在《论语》亦常以“年”发表短评。“年”字，不知何意。

也有特殊情况，让他不得不用笔名。如1943年，很用功地写了六十篇集邮文章，因为刊在沦陷时期的《新申报》，他不愿用真名。1955年出版的《玛丽·巴登》，起初是一个为出版社审阅的本子，后来改动多，其中好几十首小诗和民歌，洵美花了很多心思翻译，犹如再创作，便具笔名“荀枚”（与“洵美”谐音），作为合译。

不过，凡是重要的文章，邵洵美都会署真名发表，如：“一二八”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容忍的罪恶》，他没用“郭明”。第一篇小说《搬家》，《人言周刊》里那些讨论新诗与文学理论的文章，以及他那篇连载十六期的《一个人的谈话》，他没用“浩文”。还有，《时代画报》里十六篇“时代讲话”，包括一连三篇他呼吁抗敌救国的政论文，《自由谭》里连载的回忆录《一年在上海》，《中美日报》的三十一篇《金曜诗话》，《论语》半月刊里几十篇“编辑随笔”，还有他连载在《辛报》上的《儒林新史》（其中记有他和文坛诸友结识经过和趣事），还有在《文学时代》译的小说《夫妇之间》（作者考特是笔会的客人，他接待过的）。此外，几篇与文友发生论争的文章，他都以实名刊出。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惟一的文章，即刊在《文艺月刊》上的《读毛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也签上了真名。

有谓邵浩平、绍文亦为其笔名，笔者以为绍文的文笔内容都与洵美不合，邵浩平作品则始终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