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热”是近年来学术界与文化界一种值得分析的现象。《于丹〈论语〉心得》、《丧家狗：我读〈论语〉》等书的面市，再次引起人们对《论语》这部儒学原典的关注。同时，作者的理解与诠释方式也成为聚讼纷纭的焦点。

如何评价于丹等人对《论语》的读解，坊间已多有议论，兹不具议。但由此联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论语》有多少种读法？换言之，经典诠释的空间有多大？路径有多少？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经典作为一种经过历史检验而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或“本文”，属于“历史流传物”的范畴。经典产生于特定的“视域”，体现了经典作家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认知与评判。同样，后世的读者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也离不开一定的“视域”，即读者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环境。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这两种“视域”之间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处于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相反，二者总是通过习俗、传统等相互联系，统一于历史这个贯通古今的“大视域”中。而所谓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实际上就是后世的读者从自身所处的“视域”出发，在历史这个“大视域”中和经典作家所处的“视域”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经典诠释的空间，也就是历史这个“大视域”。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经典总是面向历史开放的，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方式；随着“历史视域”的不断拓展，本文的意义超越了它的作者——所有这些，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后人比前人更能理解前人，读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哲学诠释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如是说。

作为在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谓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所产生的儒家经典，《论语》在成书后的千百年间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代又一代儒家学者以“返本开新”为宗旨，相继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经学传统。就此而论，《论语》的价值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其读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经学传统虽然在后来发生过某种程度的断裂，但《论语》的价值光芒并未因此而黯淡。

经典的开放性、经典诠释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就是一种天马行空、率性而为的行为。相反，人们常常是在两种相对固定的路径中来理解和诠释经典的：一种是考古学的路径，即着重于经典成书的年代确认 、版本辨析、字词训诂等方面的“史料考证”；一种是历史哲学的路径，即读者将自身的价值关切和意义追寻“置入”经典和历史传统中，寻找二者在哲学层面的共鸣与升华。从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诠释来看，这两种路径可以分别从汉学和宋学中找到根据。前者注重“实事求是”，强调“六经皆史”；后者注重“义理”，强调“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 这也构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分歧。两种诠释路径的特点，借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前者“可信”但不一定“可爱”，后者“可爱”却不一定“可信”。依笔者所见，二者之间并不是彼此相斥的关系，也不是或此或彼、不可得兼。可取的态度应当是，“可爱”以“可信”为前提，“可信”以“可爱”为诉求。因为离开了“可信”，“可爱”就会演变为“借古人杯酒，浇自家心中块垒”；离开了“可爱”，“可信”也就解答不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价值追问。如何摆正“可信”与“可爱”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今天理解与诠释《论语》等经典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