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谁能料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原始“学籍档案”竟会完好无损地保存于湘西边陲的芷江侗族自治县档案馆呢？这件“养在深闺人未识”、具有近百年历史的档案，是如何在这座饱经战争沧桑的小城幸存、并于近期才被撩去神秘面纱浮出水面的呢？

“国宝”惊现芷江

2006年初，按照省市档案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芷江侗族自治县档案馆要申报省一级档案馆，晋级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编写出版《档案馆指南》，将馆藏档案资料的主要内容、特色及珍品如实反映出来。档案馆书记唐召军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经过一年的努力，《指南》已接近杀青。但他在校改其中的“馆藏资料”篇时，发现初稿未能全面而翔实地展示该馆数千卷（件）民国档案资料的内容与特色。他决意再进库房详查一次，希望有重大发现。

2006年 12 月 18 日，唐召军又像以往一样沉浸于卷轶浩繁的档案中，当翻阅到民国资料教育类第 83 卷时，卷壳封面上的内容摘要第 5项标注着“省师范职员学生一览表施行细则”，其中“省师范”几个字如磁铁一样牢牢地将他的目光粘住了。他想起开国领袖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在湖南一师求学，其中会不会有惊人发现呢？他怀着渴盼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翻找着，卷内目录第 7号文件标题栏里赫然出现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职员学生一览表”，文件标明日期为“1915年 8月”。见此，他精神一振。案卷里，封面上印有《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职员学生一览表·民国四年八月》（以下简称《学籍档案》）的小册子映入眼帘。

这册《学籍档案》形成于民国四年八月，长 26 厘米，宽 15.5 厘米；为右侧线装、从右至左表格式竖排，对折式双面印刷，每页 22 行，连封面封底在内共 28 页；纸张已发黄，四边稍有磨损，封面上部左边沿有锯齿状破损，下部中间位置有长约 10 厘米的不规则通底裂缝，右侧靠装订线处中下方有“胡临川”三个毛笔书写的大字。所有文字均为繁写体，字迹十分清晰，保存十分完好，确是一册十分罕见的原始学籍档案。

翻看档案，第一页第一行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职员一览表”，第二行为“职员一”。在“职员一”的花名册设定表格第一行为“职掌（即职务）、姓名、别甫（即旧时文人的字、号）、籍贯、住址（即家庭住址）、通问处（即通信、问询地址）”；第二行开始依次为“校长、学监、庶务、管仪器、管印刷品图书、校医、书记”等十三名行政管理人员的个人信息表；第十五行为“职员二 ”，实际上是教学第一线的任课教员花名册，至第三页止，共有 46 名教师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担任“修身、国文兼讲经、教育兼实习、心理、伦理、国文、习字、英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农业博物、物理、经济、图画手工、图画、几何画、乐歌、体操、拳术”等二十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花名册中，他惊喜地搜寻到“徐特立”、“方维夏”的名字。众所周知，徐特立是毛泽东主席一生最敬重的老师，当时他是“教育兼实习”课程教员；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活动家方维夏，时任一师“农业博物”课程教员。

教员名册下一页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一览表”，第二行为当年该校学生最高年级“四级一班”，第三行为“姓名、别甫、籍贯、住址、距校（即距离学校的路程）、通问处”的设定表格内容，与教职员花名册的内容相比，学生花名册少了“职掌”一栏，多了“年龄”和“距校”两栏；第四行始为该班学生花名册。然后依次为“四级二班，二级一班至五班，一级一班、二班，预科一班、二班”的学生花名册。

终于在第九页“二级三班”和十一行当中，“毛泽东、润之、二一、湘潭、清宁镇韶山、百九十里、湘潭银田市长庆和号”等一溜大字蓦然呈现。这说明伟人在湖南一师就读时有 21 岁，家住湘潭县清宁镇韶山冲，与一师的距离有 190里，通信地址是湘潭县银田市（“市”应为集市之意）长庆和号。

唐召军反反复复将小册子看了三遍，才确信无疑:这就是毛主席在长沙求学时的“学籍档案”！档案中共有四个年级十一个班474 名学生，加上 13 名学校行管人员和 46 名教师，全校当时实有师生 533人。

他强抑内心的激动，随即把这一重大喜讯告诉了全馆工作人员，迅速引起了轰动……

“学籍档案”重见天日

毛泽东“学籍档案”是如何在战火的夹缝中在芷江得以幸存呢？

芷江，是湖南西部通往祖国大西南要道上的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仅辛亥革命以来，军阀就走马灯似的在此混战；而抗日战争从开始至 1945 年 8月结束，因这儿有占地五千亩的大型军用机场，境内驻军云集，各种军队及军事单位多达 220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县城远近闻名，有“小南京”之称；也因为有机场，芷江又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留下累累创痕的苦难之城。

从1938年 10 月机场修成以后，芷江就成了日机重点轰炸目标。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就设立于此，并成功指挥了“湘西会战”，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1945年 8月 15 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8 月21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他的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飞抵芷江请降，为南京受降奠定了基础。

同时芷江又是匪患猖獗之地，1949年 10 月 2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 47 军140 师曾用了一年零 4个月的时间，才将匪患肃清。

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局面当中，共产党领袖的“学籍档案”竟得以幸存，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学籍档案封面上的“胡临川”是何许人呢？众人分析，应为该学籍档案的原始拥有者。随后在学生一览表第十二页的二年级五班第九行中得到了印证:胡临川，别甫“登瀛”，年龄 22 岁，住址为芷江县西乡便水智字团温乐人，通信联系处为芷江县城北街胡氏祠堂。

毫无疑问，学籍档案是芷江籍学生胡临川从湖南一师带回的。但胡临川为何许人，却无人知道他的具体情况，遍查芷江史料，均无记载。那么该件“学籍表 ”又是如何由“寻常百姓家”进入芷江档案馆并得以妥善保管的呢？

带着这一疑问，唐召军经过调查后认为，不排除有下列几种可能:一是胡临川本人或其子孙曾在国民党政府组织或教育界任职，也可能是地方上有钱有权有势的地主乡绅，家族或家庭的所有财产，包括书刊报纸在内，在解放初期被没收充公了；二是该县档案馆建立后，这些书刊报纸就被当成国民党资料成堆成捆地移交到档案馆，没有详细登记，更没有细看其中内容；三是由于当时负责接收整理这批档案资料的县档案馆工作人员，虽然政治上绝对可靠，但因文化程度不高，以前从未接触过档案，经过简单培训就“速成”上岗了，对什么是“档案”，什么是“资料”分得不是很清楚；四是可能时间仓促，建档时只看封面标题或落款，将接收进馆的档案资料按机构名称来分类，因而将该件档案当成民国教育资料混装成卷编号后，就“刀枪入库”而不闻不问，以至于数十年过去才得以“拂去泥沙始见金”！唐召军说，是因为编撰《指南》，这册珍贵的毛泽东“学籍档案”才得以重见天日，否则，不知还要在那浩翰的档海里沉睡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