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孟宪实君，是80年代的老同学了，彼此相知甚深。

这些年，孟君很努力，出了不少书，我都读了，尽管不乏好评，我却未赞一辞，总觉得他应该写出更好的书来，让我眼睛一亮，拍手叫好。

作为思想者，孟君不断探索；作为学者，孟君笔耕不辍。

我深知其学术抱负，他那一份古典情怀，实在很难得。处今之世，谁能不为稻粱谋？然而，为稻粱谋，乃其余事，他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

为此，他付出了多少代价？80年代，改革开放初起，“两个凡是”的余孽还在，书生意气的孟君，也曾有过指点江山的豪情，为了心灵深处的那一点诗意，他奉献了自己的整个青春，可他无怨无悔，因为他得到了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这正是启开历史学之门的金钥匙。

大学毕业后，孟君去了西北，落脚在天山北路的新疆乌鲁木齐，在一所大学里任教。为了克制诗意泛滥，也为了诗意能在理性之域升华，他一头扎在敦煌学和吐鲁番学里，应了当年老先生在课堂上常说的一句话：欲知历史，先做考据。以自由之思想做考据，他在精神上，成为了陈寅恪的私淑弟子。

他在西北，一边跟诗人喝酒，一边做考据，酒越喝越多，诗越做越少，好在他在考据学里发现了新天地。带了十几年的考据学功夫，他来到北京大学进修。北大是识货的，它接纳了这么一位以自由之思想做考据的好货。

以自由之思想做考据，是北大历史学的传统，这传统从胡适那时就开启了，胡适一生做了多种考据，每一种考据，几乎都是开山之作，如考证《红楼梦》和《水经注》，而最能体现其自由之思想的，则是对禅宗的考据。

胡适对禅宗的灵感，就来自敦煌学，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里发现了《六祖坛经》和《神会语录》，这些材料被胡适以自由之思想的光芒照亮，就成了引爆以往禅宗研究的导火索，在禅宗学研究领域获得了革命性的成果。

而孟君，并未跟随大师进入禅宗领域，他走自己的路，去读吐鲁番文书，从吐鲁番文书中，看汉唐文化，看高昌历史，结集为《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一书。正如荣新江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刻本资料，语言种类更加复杂，年代跨度也更长，其中尤以宗教文献居多，特别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可孟君并未淹没在这些文献里。

他在复杂的文献里，做足了考据学的功夫，这很不易，然也有不足，不足在于，其自由之思想，虽已初露端倪，但思想的主体性尚未高扬起来。

他与大师的差距就在这里，胡适是用自由之思想引领考据学走，而孟君的思想则是跟着考据学走，都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可境界却有高下。

跟大师走，未必就能成为大师，走在通往大师的路上，未必就能像大师那样放出灿烂的光芒，反倒要忍受寂寞，像秤砣，沉到深深的孤独中去。

不过，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从大师的阴影里走出来，我一直在等待孟君的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会很快来临。

果然，这两年，他一步步走出来了，从古文献走向大众传媒，从考据学走向老百姓历史学，从电视连续剧走到百家讲坛上了，可他真的成功了吗？

有人为他鼓掌，就有人跟他跺脚；有人送他鲜花，就有人给他扎刺。说实在的，当孟君初次在电视上亮相时，我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替他着急，因为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带有几分怯羞，没有易中天、于丹那样“油”。

我知道，他还受着双重束缚，一是考据学的束缚，那是良知的束缚；一是内心里诗意的束缚，那是良心的束缚。有了这两重束缚，我反倒放心了，孟君毕竟是孟君，与他们都不一样，书生本色还在啊！那是他的“金不换”。

虽然都走上百家讲坛，但孟君的来路，与易中天等人不一样，易的来路是说评书，单田芳讲三国，他也讲三国，是接着说评书的路子往下讲的。

而孟君的出发点，是许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史学危机”。还在80年代时，刘泽华先生就常常告诫我们：历史学要经世致用，走向大众。

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历史观念的传播及其社会化》。

文章指出，历史学本是经世致用之学，可是历史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这一方面表现为“经院气”，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不接近大众，不深入大众；另一方面传播方式依然受着传统范式的束缚，其学术成果只能在同一专业和同一研究方向的学者的小圈子里作沙龙式的传播，离传媒甚远，离大众甚远。

“史学危机”喊了多年，危机的根源，在于没有得到大众认同。因为大众只认同一种史学，那就是他们自己的史学，真正的大众史学。

在真正的大众史学出现之前，大众以传统的方式，从文艺作品——各类演义和戏曲中获得某种戏说的历史观念。当文艺不断借用大众传媒叙说着历史的故事时，我们的历史学，却保持了一种看似高傲实则心虚的沉默。

历史学更深刻的危机在于，当大众习惯于从戏说的历史故事中，获得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念时，当大众通过戏说的历史故事来建立他们自己的史学时，那么历史学就不仅放弃了它的学术责任，而且放弃了与之俱来的历史使命，历史学的危机就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危机，它还会引发整个文明的危机。

很显然，易中天等人并没有真切的感受过“史学危机”，这不怪他，因为他不是历史学出身，很可能连“史学危机”都没有听说过。但他很聪明，将文艺的趣味引入史学，乍一听，历史很有趣，多听几句，就露出马脚了。

以学者的身份搞戏说，对于听众的误导比戏说的电视剧更甚，尽管不是历史学者，但他毕竟是一位学者，而且是涉猎过许多领域的学者，理应懂得学术的分寸，言论自由，不妨高论，约束自己的，惟有良知和良心。

孟君讲唐史，是经得起唐史专家来推敲的，我这样说，不是说孟君讲的唐史百分之百都正确，而是说能在学术的层面上进行商榷。

有人说，向老百姓讲史，不要学术，要通俗。而我却认为，既要学术，也要通俗。有人会说，这说起来好说，可做起来难做。是的，当然难做，要不怎么会有“史学危机”呢？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好糊弄的。历史的本质本来就有趣，用不着任何人来添加味精，使之娱乐化。

难做的事，总有人在做，孟君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做。

前几天，孟君来我家，又带来了他新出的一本书。刚好刘泽华先生从美国回来，居处离我家不远，于是，我们一起去看望刘先生。刘先生得知“小孟”在百家讲坛上讲唐史很高兴，说，与大众传媒相结合是历史学的出路，历史学不能变成经院史学，要变成老百姓史学，还批评我在这方面没下功夫。

挨了刘先生批评，回到家里，我就翻开了孟君送来的那本书，那也是百家讲坛系列里的一本书，书名是《唐高宗的真相》，读了两页，就忍不住拍案叫绝，何也？我万万没想到，他竟能用炉火纯青的口语写历史。

他将一个又一个学术问题放到书里，用纯粹的口语娓娓道来，如盐溶于水，不露专业的痕迹，所以能引人入胜。当年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他自己身体力行，也曾以口语写史，但恕我直言，他那口语还是学究式的口语，一般老百姓还是看不懂的，而作为胡适后学的孟君，在口语化方面，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因为他能以接近于老百姓的口语写历史，而且写得很生动，妙笔生花。

易中天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写家，什么书都敢写，也都能写，这很令人佩服。他写的书，其他方面的不好说，历史方面的，除了学术上有些靠不住（其瑕疵已经人指出），但他写得确实很好看，也能给人以某些启迪，堪称百家讲坛系列的扛鼎之作。但孟君写得比他更好，不仅在专业方面，而且在语言方面。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他们的书对比着读，读后，可以自己去作出判断。

孟君终有所成，归根结底在于他有着为老百姓写历史的学术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