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征农

八十年前，他是参与“八一南昌起一”的热血青年；八十年后，他已是百岁又四的白发老者。百余年的漫漫人生，被他演绎的波澜壮阔、风景无限；青年时代，以左联成员和文学编辑的身份活跃在上海文坛；96岁时，主持修订了1999年版《辞海》；99岁时，受命出任《大辞海》主编；103岁时，出版了8卷本《夏征农文集》。他堪称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也无愧为坚守信仰、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

在上海宛平路这座幽静的小区，5号与其他门洞没有什么区别，唯独门上的6个字特别显眼：百岁长寿之家。也许，在今日之社会，人活百岁并不稀罕。然而，长寿又健康者却不多见，如果还在工作着、忙碌着，那就使人惊讶，继尔是敬佩了。这家的主人——百岁又四的夏征农先生，正是这样。他在96岁那年，主持修订了1999年版《辞海》。在99岁时，受命出任《大辞海》主编。2006年，他对自己300多万字的作品进行分类、校读、修正，出版了8卷本《夏征农文集》。他有什么“特异功能”？他的百年人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保持革命晚节

采访夏老，是一场“马拉松”赛。几乎是在一年前，记者就向他的秘书提出采访的事。直到9月，才定下采访时间。谁知，当日，记者正要出门时，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采访取消了。事后知道，陈良宇腐败案犯，中央有关领导来上海通报情况。那天，夏征农痛心疾首，气愤无比，对有关领导说：“没有想到，真是无法无天。党内一定要讲民主。过去秘书、司机都可以和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监督。在党内，大家都是平等的。”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夏征农，也许是今天健在的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改革开放后，他虽已过古稀之年，但是仍思想敏捷，目光犀利。他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以后，各种诱惑势必给共产党人带来新的考验。因此，他在多种场合提出：共产党员，尤其是受党多年培养的老同志，一定要“保持革命晚节”。2002年6月5日，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召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座谈会。百岁的他，发言道：“我们老同志年事已高，不能参加实际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我们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我们必须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但是这条道路是很困难的，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在我们党内外不断产生。所以，我们每个同志要认真学习，辨明方向，坚定立场，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希望我们大家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廉洁自守，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精神，不受各种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影响。现在我们党内这样的事很多，各种腐败现象很严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革命晚节。”

事实上，夏老的这根“马克思电筒”棒，不光是用来照别人，也是照自己的。他有13个子女，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对子女，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出了事，我是不会帮你们开脱的。”有一年，一位在外地的儿子央求父亲，希望能在出国的问题上帮他“通点路子”。夏老听后，生气地说：“你脑袋太简单！你自己有能力出国留学，我不反对。但是，要我去领事馆为你开这个后门，想都不要想。”去年春节，他的一位在海外工作的孙儿回来看他。他首先并不问寒问暖，而是说：“你本事学好了，应该回来为国家服务了。现在中国经济搞得很好，也需要人才。”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一位私营老板托人来找夏老，说他在打一个官司，如果夏老能出面给某单位打招呼，官司打赢了，他将出一笔钱建立一个夏征农基金等等。夏老听了很生气，立马拒绝了。

1992年初夏，正是花红柳绿，夏征农回故乡探亲。看到侄儿家用起了电风扇，房子也翻了新，非常高兴。10年前，他第一次回乡省亲，留下诗作“相期日日新”的希望。看到这一切，他感叹道：“果然是‘相期日日新了’。”然而，在和侄儿、侄孙共进午餐时，饭才吃了一半，他就站起来，看着身边的亲属，提醒道：“你们靠勤劳致富，我很高兴。但是，你们要记住，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守法’这两个字。我对我的儿孙们也是这样要求的。”在故乡江西，夏征农有6位亲属从事教育工作。因为子女多，夏征农的经济并不宽裕。那次，他将省吃俭用的2万元钱，捐给了家乡的教育部门。

记住一辈子的是入党誓言

夏征农的百年人生路，充满荆棘。他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者，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幸存者。1929年，他在复旦大学从事地下工作，在参加一个集会时被捕，被关进国民党监狱近两年。他生性倔强，爱打抱不平。年少时，就因为打抱不平两次退学。“八一南昌起义”后，他来到上海，本来组织上考虑他去苏联留学。他却不愿意，说道：“干革命就要在中国干，到外国去干什么？”这样，他才进入复旦大学，边读书边从事地下工作。

1959年，身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却因反右派不力、同情右派、对文艺工作领导不力等原因被免去职务，降为一家人民公社的公社书记。那时，大炼钢铁、放卫星之风弥漫整个中国。夏征农在人民公社也搞了一个炼钢炉，却没有炼出一点钢来。事实使他感到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于是，他向省委报告：“不要再要求每天放什么卫星了，所有的卫星都是假的。”有人说他：“你受了这样大的处分，还像没事一样好提意见，万一再被批怎么办？”他说：“如实反映情况，是党员党性的具体表现。对我的处分，我相信历史会替我做出公正结论的。”

1962年，重新被启用后的夏征农，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5年，江青在上海抓“样板戏”，他却在华东地区京剧汇演闭幕式上发言：“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省市应该有省市的‘样板戏’，地区有地区的‘样板戏’。应该发动戏剧界大家来搞。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江青听到后，大为不高兴。此后，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公开发表。华东局要宣传部三天汇报一次对此文的反映。夏征农很反感，觉得把这出戏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太过分了。而且，既然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发表的，怎么可以代表党中央呢？于是，他把“球”踢了出去，说道：“这事宣传部管不了，应该由办公厅来管。”翌年2月，他在审看《华东通讯》一篇文章时，把引用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的一段话删去了。这下又触犯了江青。1966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发言大批夏征农如何反对京剧革命，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1966年6月，夏征农被免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成为“文革”开始后，上海第一个被罢免的高级干部。

一系列磨难，没有磨去他对党的忠诚，他的革命意志。有一天，几位退下来的老同志碰在一起。这个说：“下岗了。”那个说：“退出历史舞台了。”语气中难免有点消极情绪。夏征农听后，不高兴地说：“都是老革命了，下什么岗？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下岗的。”了解他的老伴方尼说：“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能经受得住战场上炮火的锻炼和蹲敌人监狱的生死考验，还要能够经受得住革命队伍内部长时期被委屈的磨练。他在这两方面全部经历过，也经受住了。”

2002年11月，夏征农以99岁高龄，出席党的十六大代表大会。他吟诗一首献给十六大：“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六入”，指的是他曾经6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他说：“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当时我庄严宣誓：永远跟党，永不叛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一辈子记住我的入党誓言，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

《鲁迅全集》珍藏了一个多甲子

2005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收到一份珍贵的文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捐赠者就是夏征农。1927年他在复旦时，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这一年，应陈望道先生之邀，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夏征农近距离地见到先生，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常常写信给先生，请先生为他的作品提意见等等。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先生每次都有答复。为之，夏征农心中很感动。

上世纪30年代，活跃的上海文坛，有着夏征农的身影。那时，他是左联成员。他的主要小说《禾场上》、《十一个长夫》、《春天的故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刊物上。他还参与筹办和编辑了《春光》、《读书生活》、《新认识》等杂志。当时影响很大的柳湜的《街头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夏征农主编的《文学问答集》，都是他们在主持《申报》“读书问答栏”时的产物。

1934年，夏征农担任陈望道先生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这一时期，他与鲁迅先生的通信多了起来。因为，先生是《太白》的主笔，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先生的《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名人与名言》、《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等名篇，都是发表在《太白》上的。《太白》这个刊名，也是鲁迅先生和陈望道先生一起商定的。

1935年8月21日傍晚，陈望道先生请鲁迅先生吃饭，夏征农有幸作陪。这是夏征农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显得有些拘束。而先生非常健谈，两个多小时几乎没有停顿。他对什么都有兴趣，总是带着笑。夏征农感觉，先生本人比他的文章更为可亲。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见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逝世后，夏征农约请几位相知的朋友，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一书。这是鲁迅逝世后，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文集，在当时影响很大。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更名为《珍贵的纪念》。

抗战以后，夏征农随军辗转各地。1938年，他从南昌到皖南新四军。经历了“皖南事变”后，他到达苏北，后来又到胶东、大连、安东等地。建国后，又被下放至农村，“文革”中被关进监狱等等。然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部《鲁迅全集》总是陪伴在他身边。战争年代，情况危急时，他把它藏在老乡家里。有些人知道夏征农有这部《鲁迅全集》，想借来看看。他很“小气”：不借。他说：“鲁迅先生是我一生敬仰的人，他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直到2005年，也许他考虑到自己百年后的事，把它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他说：“这是最好的归宿，也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世界上最年长的辞书主编

1998年6月的一个夜晚，95岁的夏征农还在伏案。突然，电话铃响了。夏征农拿起电话，那端传来江泽民总书记的问话。他问夏征农：“为什么《康熙词典》收词有4万多，《辞海》只有1万多?”夏征农答道:“因为《辞海》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实用型工具书。因此，一些冷僻的、专业性很强的词就不收了。我们还准备编一部《大辞海》，供学术工作者使用。这里的收词就多了。”

那年，夏征农96岁，正忙着《辞海》1999年版的修订工作。1978年，中央指示:新版《辞海》要在1979年10月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从1957年毛泽东主席指示修订《辞海》后，《辞海》出现了两个“内部发行”的版本，即1965年的《未定稿本》和“文革”中的《修订稿本》。《未定稿本》先后由舒新城、陈望道先生任主编。他们分别于1960年、1977年逝世。《修订稿本》是对《未定稿》的又一次修订。那么，1979年版的《辞海》，应该以哪个版本为基础修订?在1978年12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此有不同意见。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这时被调任《辞海》主编。他亮出自己的观点:《修订稿本》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应以《未定稿本》为基础。这次“定调”，保证了1979年版《辞海》的修订方向。

然而，具体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公开发表，“两个凡是”的思想仍有相当势力。因此，“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刘少奇、陈独秀等一系列条目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棘手问题。为此，编辑部拟写了一个《〈辞海〉处理稿件的几个具体意见》，共8条39款。夏征农指示副主编罗竹风携此进京请示。结果，盘桓多日，罗竹风没有拿到有关单位的肯定答复，只得返沪。回来后，罗竹风向夏征农汇报情况。夏征农说:“我敢于定。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后来，这份《具体意见》，发表在国家出版局一份内部刊物上，被各地参照使用。

敢于负责，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为人不作假，正是夏征农的人格魅力所在。他的远大目光，也常使人敬佩。1981年1月，新版《辞海》出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夏征农就提出了“10年修订一次”的决策。因此，有了《辞海》1989年版、1999年版。《辞海》的编校质量越来越高，并且形成“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

2002年，编纂《大辞海》的工作开始启动。虚龄近百岁的夏征农，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编。有人以为，他也就是挂个虚名而己。其实不然，虽然具体工作有他人做，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由他拍板、出面。但凡《大辞海》的工作会议，他都参加。在一次会议上，他发言道:“《大辞海》要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既有实用性，又有研究性。实用性和研究性要相结合。我们都年纪大了，具体工作不能做，《大辞海》的事要靠大家的努力。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关心，我们有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各学科主编的负责，加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力量，我们的《大辞海》一定能搞好。”

《大辞海》共38卷，容量是《辞海》的2.5倍。2003年，《大辞海》的分卷本开始出版，如今出版了哲学、医药科学、法学、语言学等卷。2004年1月，在自己100周岁生日时，夏征农赋诗一首：“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最后一篇章”，当然指的是《大辞海》。今天，夏征农已度过103周岁生日。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了。

“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从小在自家私塾念诗作文的夏征农，晚年后这样概括自己一生。因此，说到底，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书生。（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