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1888-1979)

在25年的时间里，王云五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改革商务的机构组织，出版世人瞩目的《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大型丛书，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平民化的出版视角、商业化的经营手段，带领商务走向新的出版辉煌。

王云五（1888-1979），原名日祥，后改名云五，号岫庐，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921年9月王云五走马上任商务编译所副所长，旋任所长，1930年2月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直到1946年4月因任他职才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在这25年时间里，王云五位居商务重要位置，改革商务的机构组织，出版世人瞩目的《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大型丛书，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平民化的出版视角、商业化的经营手段，带领商务走向新的出版辉煌。

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文字学史

回望王云五的出版生涯，其在商务的巨大成功，固然得益于夏瑞芳、张元济等前辈为他打下的雄厚基础，亦受惠于社会潮流和时代大前提，但不可否认的是，王云五个人的出版家素质，亦是大有说头的因素之一。

清末民初是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很多学人“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王云五虽算不上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但他成长于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大环境下，亦深受其熏染。王云五靠自学成才，学习全凭个人兴趣，加上对新知的强烈渴求，使他读书十分博杂，既涉及各门各类，又体现为中外兼备。有时，王云五自嘲是“四不像的学者”，对自己读书博而不精，未能成为某一专家型的学者，似乎不无遗憾。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出版人，其实大大受惠于这种博或者说杂的知识结构。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道，出版家“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无独有偶，美国人J·P·德索尔在其著作《出版学概说》中，谈到现代出版者素质时，同样强调了出版者知识面宽广的重要性，因为这可以帮助出版者充分了解“读者的生机勃勃的多元的文化需要”，以便真正从读者需求角度考虑出版策略。这也许代表了当今出版者仍可努力的一种方向。

自称为杂家的出版人王云五，在谈及出版体会时，又特别强调数学和图书馆学的重要性，以为是出版人必备的基本功。王云五的数学体会，是来自他12岁回广东老家时，因经常与一位堂房伯父一起赶集，得有机会随这位伯父学习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藉为判断的标准。”他说“我一生得之于算学很大”，批评“中国人不注重算学，这是很坏的现象”，认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一要靠幻想，因为这是创新的源泉，但同时，又不能不有数学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正确”，“一加一一定是二，二加二一定是四，那末，不独学理工的人要学高等算学，就是学文学的人也要学高等算学”。王云五在商务出版了许多超大型丛书，成本既高，风险亦大，结果往往成功，这与他事前反复的持筹握算、周密的风险预估，是密不可分的。王云五的学生、曾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兼发行人的徐有守回忆说：笔者任职数年期中，每年必发行大部头丛书二、三种，所费资金庞大。若其中有一部滞销，则书馆有立即倒闭之可能。因而每筹印一书，师生二人，常在云五先生窄约仅二坪局促之董事长办公室反复核计、预测、讨论其印行之可能性。踌躇再四，数月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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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数学培养了王云五的出版理性，那么图书馆学则给予他知识系统。1934年，王云五在对商务印书馆第一届业务讲习班学员的报告中，这样说道：“没有读书法的读书，很容易糟蹋时间和精神。那末读书的方法从什么下手呢？我以为首先要对于图书馆学加以研究，读书时才可获得指导。”他还说：“我们的事业与图书馆学很有联带的关系，我们对于学术的分类法等必须能知其大意，然后对于出版事业才能了解”。王云五本人是图书馆利用的能手，1930年，他前往美国考察出版事业，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用11天时间，查阅了900多册书籍期刊，若没有图书分类法的知识，这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他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行家，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便是他对图书馆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发明。他长期在图书馆界担任兼职，为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积极呼吁，建言献策，又称得上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在王云五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其企业内部图书馆——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并于1926年对外正式开放，王云五兼任馆长。王云五曾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索引委员会委员，1926年被上海图书馆协会选举为委员长，1929年3月任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委员，又在1935年4月该馆临时董事会成立时，任副董事长，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36年上海市图书馆正式成立。

王云五对新知识探求保持终身的兴趣，即使到晚年，“偶然听到一种新的学问或理论为自己向所不知者，总是多方搜求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涉猎一下，然后甘心。”他钻研检字法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研究图书分类法而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此外如出版领域中的化学翻印法、航空纸型、中文排字改革等其他发明和改革，都是他对新知识敏锐吸收、融会贯通、学而能用的表现。而他为商务策划出版的一系列图书，以“激动潮流”自居，若非他对新知识的一贯关注和敏感，更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这些丛书站在新知识、新文化的高度，选题多有创新，质量较有保证，绝不同于一般跟风之作的人云亦云和简单重复。有论者对此高度评价道：“这些书是立得住的，尽管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伟业，却也是近代传播的主要物质载体，……这些丛书本身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中国学术的珍献，终究以凝固的物的形式成为近世文化遗产的主要承载物，体现了王云五对于文化的若干新贡献，客观上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的积累和中国学术的走向，对于普及科学文化培植新时代的读者群，影响社会的思想，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王云五身为商务总经理，管理数千人的出版大企业，事情之多、之杂，可以想见。而读书又是慢活，需要时间和精力才能措手，何以应付得了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一是效率，二是勤奋。王云五在一次对商务印书馆同人的讲话中谈到，他从十五六岁起，没有一天不做十五六小时的工作。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每天准时上下班，绝少无故迟到或早退，馆中办不完的事，则拿回家去做。而他每天自我规定的两三小时的读书时间，则雷打不动，每天早上三点起床读书著书的生活习惯，也一直坚持到晚年，从未间断过。这样的毅力和恒心，这样的热情和执著，在今天依旧忙碌、同样喊累的出版人中，不知还有存否？当初胡适向商务馆方推荐王云五，替代他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岂止仅因师生之情，焉又不是他对昔日老师从头至尾翻读《大英百科全书》的由衷叹服和对这样横通之人一定能做好出版的深以为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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