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为在库车县发现的墓葬

　　库车与敦煌相距二千多公里，在古代前者属多民族聚居区域，后者却是汉民族集居区域。但是去年在新疆库车县城友谊路改造建设工程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汉式古代墓葬。这一考古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一批过去在新疆从未发现过的古代砖室墓。它们属于魏晋十六国时期典型的汉式墓葬形式;在墓葬的构筑方式、用材规格、雕砖风格、出土遗物等方面，与近年发现的甘肃敦煌佛爷庙湾墓地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尤为相似甚至相同。同样形式的墓葬在中原地区和河西地区有普遍发现，在新疆却属首次。而在两地能够发现同一时期、同样形式的墓葬，这本身就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以今库车为中心的地域，是汉唐时期西域最大的沙漠绿洲城邦国家——龟兹国的所在地。龟兹国地处古代丝绸之路中沙漠绿洲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冲，是葱岭以东古代西域的战略要地。汉代著名军事家班超曾明确指出:“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后汉书·西域传》)。由于过去在库车进行的科学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不多，对龟兹国的历史文化长期以来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人们对古代龟兹文化的了解，仅限于佛教及其造像和壁画艺术以及龟兹乐舞等。这批墓葬发现于龟兹古城附近，为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龟兹古城和同期墓地的关系、龟兹古城的兴废及生态环境变迁的过程以及古代龟兹社会文化，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资料，填补了新疆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同时，这批墓葬提供的资料对龟兹国历史文化研究，对塔里木盆地古代绿洲城邦国家遗存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指导意义。

　　从这批墓葬的出土遗物看，既有半两钱、五铢钱、骨博具等汉地或汉式文物，也有龟兹小五铢钱等古代龟兹文物，明显地反映出古代内地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这批墓葬的发现，将大大地推进对古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及内地与西域绿洲城邦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历史的深入探讨，深化对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汉文化在西域传播和多民族文化交融历史的认识。

　　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及河西前凉、西凉、后凉、北凉等诸凉政权，对西域均进行了有效管辖和统治，对西域历史文化进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吐鲁番高昌古城、民丰县尼雅遗址、若羌县楼兰古城、米兰遗址等地，目前还残存着较多反映这段历史的遗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尉犁县营盘遗址和墓地、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尼雅遗址的墓地、楼兰古城北的壁画墓群等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大量重要遗迹和珍贵文物，充分证明了古代中原和西域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以及丝绸之路的昌盛。例如，在阿斯塔那墓地发掘的前凉、西凉及北凉、高昌国时期的河西移民墓葬，在楼兰古城北发掘的西晋至前凉时期汉地屯戍军吏墓葬等，清晰地反映出汉晋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又如，在楼兰古城、尼雅遗址等地发现的有关屯戍的简牍文书，在尼雅遗址出土的织出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登高明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吉祥语的文字织锦，营盘墓地出土的汉文——佉卢文双语文字织锦等均反映了这一时期内地文化和西域文化密切的交融关系。

　　库车最新发现的这批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从墓葬的形式特征和所反映的文化特点看，与甘肃河西地区的同时期墓葬大同小异，这也是汉晋时期内地文化向西域传播并与当地文化交融的结果。

　　从文献资料看，古代龟兹国对在高度繁荣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汉文化的仪礼、典章制度和审美观念，充满了向往和喜爱，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自汉代起，龟兹国就十分仰慕汉文化。《汉书·西域传》记:“元康元年，(绛宾)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驘(即“骡”——编者注)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东汉时期班超及后多任西域都护的府治，就设在龟兹它乾城。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一直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由于龟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关系，也成为汉军屯戍和汉地商旅贸易的重要据点。因此，在这里发现典型的汉文化遗存，理应在意料之中。这批墓葬的发现，为廓清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文化对西域龟兹的直接影响之史实，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这批墓葬出土的人骨标本，为分析当时龟兹居民的种族特征、族群构成、墓主身份和相互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点尤为大家关心和注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文化异彩纷呈，在地处华夏边缘的西域龟兹，发现典型汉式墓葬，必与这一时期龟兹地区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汉人的迁入以及当地的汉人族群和聚落等紧密相关。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这批墓葬出土人骨的体质特征较为复杂，有的明显呈现出蒙古人种的特征，有的却具有印欧人种的特征。因此，这批墓葬的葬者，很有可能是在永嘉之乱后前凉重点开拓西域(设高昌郡、伐龟兹、鄯善)的历史背景下，前凉至西凉时期来自敦煌等地的河西豪族移民或屯戍军吏;也可能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当地贵族。这批墓葬的墓主究竟是来自内地的汉人还是当地的胡人，尚有待于包括人骨遗传基因分析等科学鉴定的结果才能做出结论。但是，陈寅恪先生关于种族和文化问题的真知灼见，对我们探讨这类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指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1页，中华书局，1963年)毫无疑问，自西汉以来，新疆地区的居民无论有无人种和民族的区别，都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

　　总之，库车汉式古墓的新发现，大大地深化了对古代西域历史文化的认识。积极、客观地利用这些考古资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准确、科学地研究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态和新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揭示新疆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发展，加强各民族之间历史文化的认知、沟通和相互理解，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和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