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这个“凄凉”的博客风格，源自于陈丹青先生的油画作品——《国学研究院》。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并自习绘画。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留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早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陈丹青於80年代初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当时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甚至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後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持续获得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西藏组画》对当时长期盛行并严重教条化的主题性创作模式发生冲击，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自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而他对写实能力的熟练把握，对欧洲古典油画语言的深刻理解，令沉醉於油画传统手法的观众佩服不已。1982年，陈丹青以自由画家身份移居纽约，2000年回国后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 2004年末提交了辞去清华美院教授职务的辞职报告。

也就是这幅作品，在2007年保利公司秋季拍卖会上拍出了1200万元的高价，创下陈丹青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也让他成为继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刘小东、等艺术家后，又一位跻身“千万元俱乐部”的艺术家。

我一直欣赏陈丹青的文字，可能是少年时看过太多鲁迅的作品，使我产生了很浓的“五四”情结。五四时的白话，不是很成熟，不是很流畅，对现代人来说显得生僻、绕口，夹杂着太多的文言。可现代的一些作家偏偏去模仿这样的风格，弄巧成拙，反而显得造作。陈丹青却是让我又回到了当年读鲁迅时的那种酣畅，作为一个画家，他在文学上的功力甚至不逊色于他在画布上的那些涂抹。我发现很多画家的文章真的写的很棒，像冯骥才，陈丹青这样的，他们的书都是值得一读。

说起陈丹青，我与他倒还有一面之缘。大概在半年多前，我在人民大学听过他的讲座，名字叫《启蒙的两难》——不知道这篇演讲会不会出现在他的下部书里,那天去得太晚，小小的教室挤的水泄不通，我只能站在门外向里张望了，心里想：陈丹青！陈丹青！陈丹青在哪呢？转头一看，在暗处一个人，矮我一个头，留个半秃的头，戴着黑圆眼镜，脸暗得缩成一团，两只眼却炯炯地盯着我，衣服也是黑的，留神一瞅，是件褂子。我只觉得那双眼睛不是一般人的眼睛，看到你的脸时还将你看得通通透透。这不就是陈丹青吗？我提醒自己。那一定是个画家的眼睛，还是搞西画的画家，他们看别人的时候就像在看大卫像，他们脑子里出现的不是你的表面，而是你的肌肉，你的骨骼。就这样，他盯着我，我也盯着他，足足有一分钟，然后我点了一下头，他从口袋里掏出纸烟，兀自点烟抽起来。

这一天解了我许多惑，原来他很矮，说话很温和，没有文章中的那么犀利，骨子里透着儒雅，还有就是，他的女助手很漂亮。

半年后，我又借了他的《退步集续编》来读……

以上这副作品，画的不是英勇就义的勇士，从左至右分别是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陈丹青说：“一晃五十年过去，国家忽然想起‘人文传统'、‘国学研究'这些字眼，忽然要来纪念‘国学研究院'……所以不但是我，连国家也常常失去记忆的。”

这幅画，是他为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所作，为的是纪念七十周年前清华大学创办的国学研究院。陈丹青在作画其间，访问了许多人，得到的大部是一脸茫然。他发现，这个大学，甚至这个国家的人文传统已经被人淡忘，要不是清华要搞个纪念，谁会知道七十年前有这么多重量级人物曾在清华这一所学校建立过叫做国学研究院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仅凭这些名字，就应该让我们怀恋这所国学研究院。放在现在来说，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国学界的皇家马德里，就是由王力宏、周杰伦、陶喆、张学友、张信哲组成的一个流行乐团，就是由成龙、李连杰、周润发、张国荣、刘德华合演的一部电影。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研究院，记住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由于经费问题，研究院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拟再陆续添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目。但揆诸实际，研究院以国学一科贯其始终，因此，习惯上又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清华研究院在短暂四年中，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5年2月12日，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学校任命吴宓为筹备处主任，并派卫士生辅助打理筹备事务。清华非常重视延聘优秀师资，曹云祥校长与吴宓等，积极物色国内著名的学者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

吴宓(1894～1978)，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吴堡世家。谱名玉衡，乳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改名为吴宓，字雨生，亦作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偶署笔名余生等。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翌年赴美国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后改入哈佛大学，1921年6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应梅光迪之邀受聘东南大学教授，与梅光迪、胡先、柳诒徵等人筹办《学衡》，并任主编。他是“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研究院对师资选择标准很高，吴宓表示，研究院对于教授讲师，“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正是据此标准设帐清华，他们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为清华，也为全国开拓了会通中西、古今贯通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曹云祥曾请教胡适如何创办国学门，并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谦虚地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同意移教清华。 1925年2月13日，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恭谒王国维先生，请其出山。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通晓日、英与德文，对康德、尼采哲学素有研究，在历史、考古、文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划时代的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都是划时代的工作。”

吴宓非常佩服王国维博大精深的学识，他说：“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时。”吴宓走进王宅，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大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国维不满北京大学国学门某些做法，半年前刚辞去北大的职务，他本无意应聘清华，但吴宓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尊重。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来清华教书。在应允来清华任教之前，王国维还赴天津，请示逊帝溥仪，得溥仪首肯后才最终决定来清华任教。因此，王国维来清华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的。学校请他任研究院院长，但王国维以无意行政事务坚辞，只任专任教授。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他以一支常带感情的如椽大笔，写下一千多余万字的煌煌巨著，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学术界公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与清华关系密切，早在1914年冬，梁启超即因清华幽静而暂居清华园从事著述，写成《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梁启超在清华住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还读轩”。梁氏与清华师生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觉无限愉快”。书成后并赋诗一首，赠清华师生。此后梁启超不时来校讲学。从1923年9月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所开“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每个星期，他在清华四天阅读、讲课或辅导学生，在城内三天，处理其他事务。此时的清华，已经成为梁启超主要活动地点之一。因此，当吴宓表明来意后，“梁先生极乐意前来”。

在吴宓、张彭春、丁文江与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推荐下，清华又相继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与李济等学术名师。陈、赵、李当时年富力强，正处于事业的爆发期。

1925年秋，研究院教职员共有11人。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4位导师，李济为讲师，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等3位助教，卫士生为事务员，周光午为助理员。至研究院结束，先后任教的还有赵万里、浦江清、杨逢时、蒋善国等四位助教，马衡、林志钧等两位讲师。

研究院师生之间关系融洽，治学与为人并重，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教师之间，相互尊重。研究院教师，若论年龄及社会影响，梁启超均大于王国维。但研究院导师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在先，梁启超在后，这是由于梁启超的谦让与推崇。吴其昌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为全院祭酒。然事无拒细，悉自处于观堂师之下。”老师对学生，也非常爱护。姜亮夫眼睛高度近视，王国维不顾自己视力很差，晚上坚持送姜亮夫过桥，怕出意外。多年以后，姜亮夫对此事仍感佩不已。陈寅恪曾给研究院学生撰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既有对梁启超、王国维的敬重，也有对学生的期望。研究院共招生四届，毕业74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历史影像——前排：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