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放大了人性中的卑微性，疏远了人性中的神圣性；夸大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偶然性，忽视了其必然性；执著于历史进程中的细枝末节，忘记了历史本真的微言大义

时下，电视台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讲坛”、“讲堂”来得异常热烈。赞扬者说他们把过去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文史知识直接传播给亿万电视观众，让普通观众能够在休闲状态下学习中国文化；批评者说他们混淆历史与文学，戏谑无厘头，把学术问题大众化、娱乐化，攫取社会名望和经济利益。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重视“传播”

在一个商业化无处不在、媒体君临天下的时代，“板凳要坐十年冷”，专于学问、远离媒体的学者，固然值得社会的推崇和尊重。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向大众传播知识，提高其文化品位，亦无可厚非。

只不过，如何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找寻到一个平衡点，消除学界和媒体的隔膜，实现书斋和社会的对接与互动，的确是一个需要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很重视“传播”的重要性。古代，有“上大人立德、立功、立言”一说；近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启蒙先驱，更是纷纷利用创办报刊等形式传播思想，开启民智。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他们都曾从事过报刊出版工作，如鲁迅、巴金等，可见其对大众传媒的重视。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曾把那些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知识分子戏称为“电视知识分子”，说他们是一帮自主性丧失的快思手，自会卖关子，设卡子，搭梯子，哗众取宠，讨好观众。显然，把这样的标签贴在那些“讲坛”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免绝对和偏颇。

缺乏社会良心和精神坐标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讲坛”上的知识分子从主体精神上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毫无社会良心和精神坐标可言。

“品三国”品出的是一个桎梏中国政治文明千百年来的“弄权擅术”，是摇头晃脑的历史与文学的乱炖，讲学与说书的杂烩。“论语心得”感悟到的是包治百病的“心灵鸡汤”，以“孔子曰”为由头和引子，落脚点在现代人日常工作生活中面对的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俨然是中国版《圣经》，是治理天下和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万古良方。在孔子理想中，“修齐治平”是四位一体的，“修齐”是手段，“治平”才是目的，“论语心得”割裂了二者关系，把孔子理想降格到“修自身”的最初级层次。

“读史记”读出的不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百姓的艰难生计，而是宫闱秘史，家族争斗，人事纠葛，以及绵延千年的胜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观念。“玄奘西游记”讲述的不是取经的艰难与执著，而是天竺国设宴招待唐僧师徒的种种菜肴和途经之地的异域风情。

他们放大了人性中的卑微性，疏远了人性中的神圣性；夸大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偶然性，忽视了其必然性；执著于历史进程中的细枝末节，忘记了历史本真的微言大义。

在西方，知识分子对走上电视并不排斥，相反，还曾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7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就曾邀请十几位著名的哲学家，如柏林、马尔库塞、奎因，进行长达十五集的系列哲学对话和辩难。这个节目办得很成功，受到观众欢迎，根据对话录音整理出版的《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作者们》一书也一版再版。书里没有一点戏说、娱乐的成分，直面现实，通俗易懂。

是西方的哲学大师水平高还是西方的民众素质好，我们无法作出直接判断，但西方几十年前做到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电视台为什么不能借鉴呢？我们不反对“讲坛”上的戏说，也不反对所谓的“评书”式的讲课方式，但希望“正说”能够同步登场，多一点思考，少一点娱乐；多一点提高，少一点迎合；多一点责任，少一点放纵；多一点理性，少一点猜测；多一点严肃，少一点媚俗。

把公信和良知传授给观众

不过，“讲坛”上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对历史长河中的权谋运用、生存策略、宫闱秘事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皇帝、国君、主公，权臣、贤臣、奸臣，英雄、枭雄，幕僚、侠客、剑客，皇后、太后、妃嫔，这些与特定历史语境、事件密切相关的词目，残留至现代，早已是辞胜于义，思想单薄，生命力殆尽。

如果对电视观众做一个随机调查，回答可能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娱乐和信息。电视的音画效果决定了其娱乐功能，况且，在一个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媒体帝国时代，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有理由要求作为大众传播载体的电视节目提供一些轻松的娱乐和有兴趣的信息。应当说，“说清帝”、“品三国”、“读论语”、“话聊斋”都较好地兼顾到这两方面。

然而，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理应是社会的良心，道义的化身，高举启蒙和批判的旗帜，引导人们向真向善向美。上个世纪20年代，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知识分子也四处演说，直陈“娜拉出走之后，要么回来或者堕落”的结局，呼吁青年“走向十字街头”，号召人们“关爱妇女、儿童”。如今讲坛上的知识分子却只能提供娱乐。

真正的学者需要的是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把公信和良知传授给观众。在这一点上，最近先后故去的贾植芳、柏杨、王元化等人的人格操守和介入生活的方式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