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巴老

1993年12月21日，巴金与陈子善合影

　　作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巴金老人终于走完了他一百年漫长、曲折而又辉映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了。

　　回想首次见到巴金老人真是富于戏剧性和荒诞。那是一九六六年冬或一九六七年春，记不确切了，“文革”风暴正如火如荼，巴老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中的“黑老K”，正在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我那时才读高中二年级，却已迷恋文学，也知道巴金是《家》、《春》、《秋》的作者，对作者充满了好奇。那天与两位趣味相投的同学一起去巨鹿路上海作协看大字报，没想到作协大厅里一位正在悬挂揭发“黑老K”大字报的老人正是巴金本人！他是那么认真、那么专注，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地一张一张挂着，挂着。我们三人远远望着他，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和蔼可亲的一位老人啊，怎么会是罪行累累的“反党作家”呢？中学生的我实在想不明白，当然也无从体会老人家当时内心的痛苦。二十多年后，我已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多次到早已修缮一新的作协大厅开会，脑际还会不时浮起当年首次见到巴老的情景。

　　最后一次拜访巴老是一九九七年九月廿一日，在杭州。秋风送爽、桂子飘香的时节，我与研究巴金的专家李辉兄，现为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的黄育海兄一起到“汪庄”拜访正在那里疗养的巴老。记得巴老住在“汪庄”五号楼，我们是下午四时以后去的，巴老午睡刚起，精神不错。聊天以后，夕阳西下前，我还推着轮椅陪巴老在绿草如茵的西子湖畔散步，可惜李辉兄照相机发生故障，我陪巴老散步这张最后的合影没能留存下来。就在这次与巴老的交谈中，李辉兄大胆提出整理出版巴老在“文革”中被迫写下的大量交代和“揭发”材料，以警示后人。巴老端坐在那里，沉思了足足二三分钟，才一字一句地回答道：“这事等我走了以后，可以做！”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对我而言，真是振聋发聩。

　　后来读到李辉兄的《<随想录>就不如<思痛录>？》（载2005年11月3日《南方周末》），发现他的回忆与我的略有出入。李辉兄是这样追述的：

　　巴老在“文革”里写的检讨书和揭发信，我当时都看到了，有一大包，我估计有二十万字。

　　“文革”之后，政府把这些材料退给他了。可以说，这些材料和他后来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是很有关系的。

　　我当时就问巴老，你看过这些信吗？他摇摇头说，“我不敢看。”我接着问他，这些东西可以发表、出版吗？他沉思了一会，过了两三分钟，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我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开始整理，他回答说，那我想想看吧。

　　为这些检讨书和揭发信，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我连续三年为这个事情问他，希望能够先整理完放着，最后出版。最后一次是在巴老病重之前，我当时在上海，连续两天去他家。我对他说，要不先写个序放着，然后再出版。那个时候巴老已经很不好了，已经九十三四了，他对死看得也很淡，在他面前我也并不隐讳说他死。第二天，我去问他，“巴老你想好了吗？”他回答我说：“你怎么这么急啊？”我笑了，“你的性格不是比我更急吗？”他当时想了一会，没有回答我，一会说，“我想想看吧。”

　　巴老在一九九七年那次回答李辉兄时，我正好在座。也许我的记忆有点偏差，但我认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巴老的基本态度还是明确的。尽管还要“我想想看吧”，这些“检讨”和“揭发”还是可以而且应该“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冥冥中似乎注定，我与巴老的因缘，竟是自“文革”始，至“文革”终，首次和末次见面，都直接与“文革”有关，实在是始料未及。巴老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是全面的、深刻的、彻底的和不留情面的。他提出并坚持的“说真话”、“没有神”、“自我忏悔”和“把心交给读者”，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学的良心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将永远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施蛰存先生侧记

1991年8月23日，施蛰存与台湾学者陈鹏翔（左）、陈子善 （右）合影。

　　施先生住在上海愚园路上临街的一幢小洋楼里，二楼朝南，书房、客厅、餐厅和卧室合而为一。床头悬挂名人和友朋的字画，经常调换，我记得起的就有康有为、冯友兰、魏建功、沈从文、周退密、潘素等位。老式写字桌前小玻璃柜内陈放着他老人家近年雅兴大发搜集的文物古玩，都是玲珑剔透、惹人喜爱的小物件。有次我发现一尊印度的“欢喜佛”小雕像，不禁露出诧异的神色，老人家不动声色地说：“一位到过印度的老朋友送的，好玩不？”室外略嫌局促的走廊上则是高到天花板的木制书架，挤满了中外古今的文学书刊，我仔细浏览过，大都是八十年代以来印行的，以古典文学为主，偶尔也能翻出一、二本老人家三四十年代的著译残本。施先生慷慨，每次我去翻书，总不忘提醒一句：“你如有兴趣，拿去就是！”

　　这位中国三十年代的大作家，引领一代风气的《现代》杂志的主编，被李欧梵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的老人，自我认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间普普通通的小屋子里看书写作，会客答疑。不过施先生虽然“窗开四面”（指现代小说、古典诗词、碑版书法和外国文学翻译四大方面），著作等身，名扬中外，但当时他老人家的研究重点在唐诗和词学上，写《唐诗百话》，编《词学》丛刊，忙得不亦乐乎，本来不应有太多的接触。不料八十年代以降，“新感觉派”时来运转，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随之重获评价，用他自己带点自嘲的话说，就是“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这就与我的专业发生这样那样较为密切的联系了。

　　一九九七年秋到日本访学后，我开始记日记，可在这里摘录数则。

　　一九九八年六月一日下午，带韩国留学生白承道、梁兑银夫妇访施先生，“谈三十年代‘现代’同人。据施先生回忆，当年上午9：00-下午4：00工作，4：00-6：00逛书店，6：00以后回家，周六、日晚7：00-11：00则看电影（以外国片为多），一周大约要看二、三次电影，也去跳舞场，也去跑马厅，但听音乐会则较少。看电影是与朋友一起去，男或女的。但与戴望舒、杜衡一起玩的机会不多。邵洵美晚上要抽鸦片，也不大有机会一起玩。这些对理解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生活很有帮助。施先生在答问时强调‘上海永远是一个中西混合的城市’，可谓至理名言。”

　　同年十月三日下午，与陆灏一起访施先生，“谈另一位文坛前辈所戏称的‘不喝酒、不抽烟、不嫖妓不算文人’，谈二三十年代上海四马路会乐里的‘长三’、‘么二’和‘野鸡’及‘私门子’”。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下午访施先生，“得其赠《施蛰存散文》（浙江文艺社版）一册，与其谈张竞生《性史》。施先生谓此书‘不灵’，有招摇撞骗之嫌。此书显然受当时西方正盛行的弗洛伊德、霭理斯等人学说的影响，这类书当时西方也出了不少。张竞生此书轰动三、四个月后也就过时了。张在上海又开‘美的书店’，出版《第三种水》，也不成功，后来就回广东去了。又观赏张伯驹妻潘素的山水图卷，施先生谓当年‘八大胡同’是很出了些人才的”。

　　同年六月八日傍晚，陪李欧梵访施先生，陆灏也在座。“施先生畅谈三十年代文学、电影和自己的创作。施认为现在上海经济不错，文化不行，比不上三十年代。现在上海没有吴昌硕，北京没有齐白石。三十年代（一九三○至三七年）是最辉煌的。施先生还回忆与邵洵美、项美丽吃过二次饭，一次与戴望舒等在知味观，邵、项不请自来。一次在北四川路新雅饭店请邵，项也来。项美丽后来去香港嫁一英国军官，邵洵美汇钱给项，被认为资助英国特务而受连累吃官司。施先生还回忆与张爱玲见过二次面，一次在沦陷时期回上海，邵洵美请客，张爱玲也来，穿中国缎子的绣花旗袍，很特别。另一次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张即坐在施先生隔壁。那次文代会是在吴淞路的一家原来的日本戏院里举行的，最后还合影留念。”

　　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傍晚访施先生，“数月不见，老人家更显清瘦，耳也更聋，但精神尚好，其时他正与师大中文系基地班学生漫谈，谈及钱锺书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钱锺书写《围城》，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锺书、施先生和另一位作家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锺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二○○○年一月十二日上午访施先生，“（转达香港作家林真的问候。）老人家幽默地说：耳越来越聋，心脏越跳越慢，记性越来越差，手写字越写越僵”。

　　仅从上述不加修饰的简略记录，已完全可以看出施先生虽然已届期颐高龄，仍思路敏捷，真率可爱，在交谈中不时灵感迸发，睿智闪现。老人家所说的不仅是回忆三十年代文坛旧事，更有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严肃思考在。

　　值得补充的是，关于鲁迅，关于三十年代与鲁迅的那场有名的“庄子与文选”的论战，施先生从不主动谈起，若你问及，他会建议你先去认真读一读当时论战双方的文章，然后再来与他讨沦。鲁迅称他“洋场恶少”，他当然不会高兴，但早已淡然处之。他曾对我说过，鲁迅尖刻，与钱锺书差不多，“骂人”从不留情面。今年出版了林贤治先生的《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科出版社版），好评如潮，但书中对鲁迅与施先生之争的评判显然有欠公允，特别是书中称施先生当过国民党当局的“书报检查官”，更是“莫须有”的罪名，理应在此为施先生辩诬雪谤。

　　当时当了“书报检查官”的另有其人，就是“新感觉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穆时英。穆时英写过《上海的狐步舞》，施先生一次在谈话中证实穆时英当时是跳舞场的常客，狐步舞确实跳得好。对穆时英去当“检查官”，施先生是不满的，至今仍感惋惜。

　　进入新世纪以来，施先生耳背越来越严重，去拜访他只能完全依靠笔谈了，再加师母谢世，老人家的精神明显大不如前。为了让他好好休息，我尽可能少打扰，也不再带人去。但是只要去，施先生一定仍先吩咐保姆上茶，然后侃侃而“谈”（其实是写了）。像他这样几乎亲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的作家、学者，本身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丰富而又深刻，小叩小鸣，大叩大鸣，就看你的造化了。

　　阅尽人世沧桑，文苑冷暖，今天的施先生早已荣辱不惊。犹记一九九三年上海市授予他老人家上海文学艺术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面对这迟到的荣誉，施先生公开表示：这个奖应该颁给年青人，对我已没什么意义了。近年来他一直对我感慨，友朋凋零殆尽，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除了章克标，巴金一直在医院里，他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寂寞。最近一次与李欧梵先生拜访他时，谈到今年要为他祝贺百岁寿辰，他颇不以为然，“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