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发现汉代“骨简”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在银川市不胫而走。围绕这批罕见“骨简”的争论，也一发不可收拾，记者近日走访了数位专家，一探究竟。

令人称奇的“骨简”

　　在“骨简”收藏者赵培祥的家里，近千枚“骨简”让人瞠目结舌：每一片“骨简”都经过精心选材、精心切料、精心打磨，每一个字，都刻得整齐规范、线条流畅、端正优美，且均以朱砂填充，以突出字体。足见要完成所有工序，绝非一人、一日之功。

　　这些“骨简”多为纺锤型，或近似椭圆形。最长的有20厘米，最短的也有七八厘米，厚均不超过1厘米。每片“骨简”都是中间厚、周边薄，刻字的正面相当光滑，不刻字的背面也很平整，只不过背面的骨质比较疏松，在周边都留下了骨头特有的孔隙。有的“骨简”背面，还留有横向打磨的数道凹槽。

　　“骨简”的宽窄虽然相差不多，但没有一枚内容相同。几乎每一片“骨简”都有锈蚀的痕迹，有的呈浅绿色，有的呈紫红色，这斑斑锈迹，是它们曾长期与铜钱、铁器放在一起的结果。

　　据赵培祥介绍，这些“骨简”都是幅度较宽且坚硬、不易破碎、不怕挤压的骨头，多是选用牛、马、骆驼等个体较大动物的肱骨、肋骨、肩胛骨加工而成。据分析，加工方式可能是从这些骨头的中间破开，然后分别进行刻制，更可能具有比较完备的加工工具来进行连续作业、批量生产。

　　文字都被刻在骨质坚硬的一面。每个字只有粟米大小，近乎微雕，常常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笔画却相当清晰，看不到毁刀的迹象。每一枚“骨简”，少的三四行、三四十字，多的六七行、四五百字。最多的一枚竟有8行字。不过，百字以上的“骨简”并不多，一般都是三五十个字。记者粗粗算来，赵培祥所藏“骨简”的总字数可达5万余字。

　　“骨简”上所有字迹均为竖排，第一行多比第二行低两三个字。每一枚“骨简”都没有刻得很满，文字都是刻在中间，四面留有很多空白。有些“骨简”上的文字还占不到总面积的一半，甚至占不到三分之一。

　　我国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游牧地区，牲畜数量众多。就像竹简、木简多是就地取材一样，游牧地区大规模地在加工过的动物骨头上刻字，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是在纸张还没有广泛使用、且不便于保存的时代，骨上刻字、记载史实，也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

　　“骨简”，只是一种通俗称呼。也有人根据其所记之事，称之为“汉代甲骨文”。“骨简”是否为“简”，暂且不论；但它们与竹简、木简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竹简、木简的字迹一般都是写上去的，而“骨简”文字是刻上去的；竹简、木简字迹较大，每枚只有一行字，“骨简”字迹特别小，每枚都有多行字；竹简、木简一般都有线绳相连，而“骨简”虽然几乎都有编号，但却没有串连的痕迹。

　　“骨简”也不同于早期发现的甲骨文。甲骨文多选用面积较大的龟骨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且多没有进行过较多加工，依然保持骨骼原状。在字迹上，“骨简”上字迹圆润流畅，几乎都能释读，刻写也更加成熟，且篆、隶、草、行各种书体均用，并且大胆使用了简化字。

所记内容之丰富令人瞠目

　　赵培祥将其中的部分“骨简”进行了拍照、释读、整理、编印，并把它们装订成5大本。其中，完全释读的有100多片、1万余字。虽然整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还是发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在初步整理出的文字中，发现了西汉武帝刘彻至东汉安帝刘祜250余年间的20多个年号。汉武帝是公元前140年即位的，汉安帝的皇位则坐到公元126年。两位皇帝之间共使用了55个年号，“骨简”中对出的年号就有20多个：元狩，太初，元鼎，元封，永初……这些年号，一般都出现在“骨简”的开头，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

　　“骨简”中提到的地名有：河西，西河，三水，安定，五原，武威，张掖，天水，高平，富平，灵州，龟兹，敦煌，西域，阳关，萧关，朝那，壶口……涵盖了今宁夏、甘肃、陕西、内蒙乃至新疆、山西、河北的许多地区，同时还提到许多山川、河流、城池；“骨简”中提到的官职有：大司农，太守，都尉，马丞，盐丞，农丞，钱丞等；提到的人名有十几个，其中包括“贰师将军”李广利，骠骑将军霍去病等；记载的活动或事物有：开渠，屯田，垦荒，筑城，修路，调兵，移民，贩盐，运粮，铸钱，贸易，养马，祭祀等。

　　记者随便拿起一枚“骨简”，只见上面刻有如下文字：“正和三年一月一十廿辰朔方郡北地郡大震山崩裂数地郡县……”记载的是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

　　“骨简”的有些记载，与史书不谋而合，还有的比史书记载更为详尽。如：史书记载，汉武帝时，因山东爆发蝗灾，曾向朔方郡、北地郡移民72万人，仅此而已。而一枚“骨简”中不仅记下了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而且记下了每一批移民的数量，几个数字相加，刚好是72万。

　　当然，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内容。过去，常有学者感叹：古代关于宁夏的记载太少。如果这些“骨简”所记内容属实的话，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宁夏乃至周边地区的史料。

“英雄”还需问出处

　　这批“骨简”来自哪里？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与它们的真伪、价值、命运休戚相关。

　　赵培祥告诉记者，这些“骨简”均来自宁夏盐池县张家场。

　　张家场，在秦代就已存在了，汉代曾经建有相当规模的城池。现在，它隶属于盐池县的花马池镇，而古城遗址已是一片荒凉。在那里，不断有珍贵文物出土，盗墓活动一度也很猖獗。张家场汉代古墓群，曾是盗墓者瞄准的目标。种种迹象表明：张家场在当时的地位很高。因此，张家场古城遗址很早就被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6月，它又“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说，在那里发现汉代“骨简”，有其合理性。

　　赵培祥分析，这些“骨简”最初可能都是装在陶罐中、埋在城墙下面的。有些陶罐破了，“骨简”也就漏出来了。据说，有人曾在地面上捡到过。当地见过“骨简”的，大有人在。北京宁夏大厦总经理曹凯龙告诉记者还从北京故宫方面得到证实：故宫也收藏了“骨简”，研究人员还在上面发现了简化字。

　　从事民间收藏已有20多年的赵培祥，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收藏“骨简”的，直到2007年还在民间收购到少量“骨简”，其间，他还从盐池县直接收购到至今仍装有“骨简”的陶罐。当他花了很大精力对这些“骨简”进行释读、整理之后，他坚信：这些东西，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记者在赵培祥家中看到了装有“骨简”的据说源于汉代的两个陶罐。只见其中一个陶罐的罐口下面，有墨写的五字隶书：“上郡都尉府”，字迹十分清晰，这正是“骨简”中多次提到的名词。罐内的半罐“骨简”尚未取出，总共约有四五十枚，均呈浅绿色。显然，这样的颜色与其长期与铜钱共处一罐有关。从罐口望下去，“骨简”下面的铜钱清晰可见。赵培祥告诉记者，里面的铜钱约有几十枚，可以看出的是五铢和货泉两种。

专家呼吁尽快对“骨简”进行权威鉴定

　　由于不是考古发掘的“产物”，而是民间收藏，人们自然对这批“骨简”的真伪要划个问号。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认为造假的可能性很小。他说，“骨简”造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古代的骨头；二是造假者要对汉代历史相当了解，照抄史书或胡编乱造，轻易就可识破；三是造假者要有非同一般的书法、雕刻技能。而这三个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全部满足就更是难上加难。

　　宁夏某大学一位年轻教授对“骨简”持否定态度。他从用料、版式、雕刻、用语、地名、简化字等6方面提出质疑，其中有些论据也有说服力。在宁夏,同样持否定意见的，不只他一人。

　　年逾六旬的历史学者杨森翔在认真研究了这位教授提出的“六大疑点”后认为，每一个“疑点”都可以商榷，“六大疑点”不足以否定全部“骨简”。

　　记者注意到，尽管对“骨简”存有争议，但几乎没有人对“骨简”之骨的“古”产生怀疑。虽然有人认为有些字是刻在烧焦、变黑的骨头之上的，不大可能出自古人之手，

　　但没有人认为其所刻之骨为现代之骨。

　　赵培祥曾带着这些“骨简”拜访过北京、上海、甘肃、广东等十来个地区的专家，都得到令他满意的结果。他说，一般造假者既不可能获取这些资料，也无法凭空想象历史事件。他还为此请教过多位书法家、雕刻家，他们都说自己既写不出来，也刻不出来。

　　赵培祥告诉记者，至今还没有召开过专门针对“骨简”的鉴定会或研讨会。时至今日，看过全部“骨简”的人也是屈指可数，而研究过每一枚“骨简”的人还没有，就是否定“骨简”的人，也只是看了很少的几片。

　　宁夏著名考古专家牛达生也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组织国内权威专家进行鉴定。宁夏文联主席郑歌平认为，应该尽快将这些资料编辑成书，为研究者提供实物资料。

　　有专家建议，还可以到“骨简”的“出生地”盐池县张家场进行一些必要的考古发掘和社会调查，如果能发现同类“骨简”，再做相关鉴定、对比研究，就可以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了。

　　据说，“骨简”在收藏市场上的价格，已经由原来的每枚几元钱迅速飚升到几千元乃至几万元。记者了解到：有4枚“骨简”，竟然被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定出了24—30万元的拍卖估价。如果再不对这些“骨简”进行鉴定、研究、保护，将可能真的出现模仿造假、以假乱真的局面。

　　如果“骨简”是真的，那将震惊全国，引来专家研究的热潮；如果“骨简”是假的，那将使人们对造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其警示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看来，及时的研究和鉴定十分必要，人们将拭目以待。

　　“骨简”上的文字都被刻在骨质坚硬的一面。每个字只有粟米大小，近乎微雕，常常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

　　赵培祥收藏的近千枚“骨简”，被分装在几个大盒子里。每一片“骨简”都经过精心选材、精心切料、精心打磨。

盛在陶罐内的“骨简”均呈浅绿色,这是因为长期与铜钱共处一罐的关系。本文照片均由庄电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