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 大建校110周年，在不计其数的北大人中，我曾经有过在北大两整年的读书经历。在校时，正值北大庆祝建校50周年。60年过去，我已是垂垂老矣，但在那不比一张纸厚的两年岁月里，当时经历的北大的人和事，仍旧清晰如绘，历历在目。这里就回忆一下当年受业时的四位老师。

张政烺先生

　　1947年秋天，我从北大先修班升入史学系一年级。虽然学了一年，但从先修班升入本科，一切还是透着新鲜。这时，原定一年的中国通史课，改为两年，第一学期是上古——先秦史，张政烺先生讲授。这是第一次上本系专业课，第一次见到史学系的老师，也是第一次见到张先生。

　　张先生体态魁梧，头比一般人大一些，圆脸上一双大眼睛，弯曲的浓眉，令人不禁想起商代青铜器鸱尊。再加上一副圆框眼镜，整个面貌就像一圈圈大大小小的圆，然而神态却是恬然和蔼的。张先生常着一袭蓝布长衫，上课有点腼腆，从不正面对人，只是侧着身子面向黑板，用粉笔写很多很小的字，好像有点愧对黑板、课堂和学生的样子。张先生上课操一口胶东腔，声音很小，是当时史学系教课嗓音最小的三位教授之一（另两位是向达先生和邵循正先生）。张先生讲课速度比较快，似乎有点急于把自己的话传授给学生，因此显得缺乏系统，杂乱无章，东一句西一句，不时出些支岔，从这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好像身上装了一个话盒子，新鲜话题不断在里边躁动，随时会顶开盒盖，跳出一两件来。他对此似乎也无法控制，却又拙于表达，往往挣得满面通红，额头冒汗，面带愧色，连连说：“这个问题，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同学开始对他这种讲法不甚满意，也抱有一丝同情和几分谅解。历时稍久，特别是到课下整理乱糟糟的笔记和他随口提到的专书论文时，就慨叹他讲课内容的丰富和涉及知识的广博。那里不仅有学科前沿的种种新成就，也有独到的精辟而又新颖的见解。他那老说“讲不清楚”的地方，正好是史学界争议之所在，也许就是他没有搞清楚，或者还有待去研究，难于遽下断言的地方。

　　听张先生的课不久，就听到高班同学讲，北大史学系1936年毕业的那一届，出了“四大金刚”。云为“金刚”，喻其实力雄厚，张政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位是邓广铭、傅乐焕、王崇武），好像还是最年轻的一位。我跟着张先生听课，记笔记、整理笔记、寻找他提到的专书和论文，慢慢地就知道了安特生和仰韶文化，吴金鼎和龙山文化；也知道考古发掘发现有一处黑陶文化层压在彩陶文化层之上，说明二者时间的先后次序（以后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认识）；还知道傅斯年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上发表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古史甄微》中的河洛、海岱、江汉三民族说；我还从张先生那里知道了甲骨文先是用笔写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再由刀刻上去的，那枝发掘出来的最古老的空心毛笔管照片就赫然登在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抗战前出的考古学报上。

　　张先生的课照例是前松后紧，上古——先秦史还没有讲到春秋，就放寒假了。听了一个学期张先生杂乱无序东拉西扯的课，跟着读了一些相关的书、文，谈不到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系统清楚的了解，却培养了我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似乎也领略到了一点治史的门径。

余逊先生

　　1948年春，北大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历史课进入了第二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讲课的是余逊先生。

　　余先生个子不高，有些发胖，操一口长沙官话，口齿清晰，常着一袭蓝布（或灰布）长衫。他讲课是很认真很敬业的，不时用粉笔写下一长列史料，字迹端正清楚，颇具功力，然后逐句解释。解释时手执一根长教鞭，侧身在黑板旁指点，以免遮住学生的视线。讲得高兴了，不时颠起脚来原地动弹一下，有点像个圆圆的皮球在蹦跳。

　　同学对他的课都不太着意，可能觉得平谈了一些，不怎么具有“可听性”。但是仔细回想，内容还是很充实的。班上的同学对余先生不那么看重的原因，一是虽知道他是1929年北大毕业，与向达先生同届，但却没有认为他是什么“名”教授。二是听高班同学说起，他刚毕业，即受中华书局之约，编写了一部高中本国史，得了稿费二万现大洋，那可是一笔不菲的数目，而且还累得病了一场。那时史学界的风习是尊重论文而不大重视专著，尤其不怎么看得上中学教科书，因此他的身价好像就不那么烜赫了。第三是他在敌伪时期虽然在辅仁大学教书，却兼过伪北大的课，以至抗战胜利后有了汉奸的嫌疑。其四是他是余嘉锡先生的哲嗣，有次高班同学去余先生那里，正碰见老余先生隔着门帘不知为什么在痛斥小余先生，而小余先生则肃立帘外低头恭敬受教。那时正好国民党政府遴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余嘉锡先生也在其列，可听说老余先生并没有出过什么大著作，只是送出一部还没有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去应选。论资排辈，这也让人不免对小余先生的学术水平有了一点疑虑。

　　不过经过一些时间以后，我的这一点点疑虑也得到了澄清。其一是关于“编书教授”的疑虑，这已经不是问题，何况余逊先生确实有很深厚的史学功底，上世纪50年代初有关西晋占田课田制度的争论，端赖余先生在光明日报《史学周刊》发表的一篇不到五千字的论文，作了结束，成为定论。第二是“汉奸”的疑虑，后来看到老余先生于日本侵占北平时在《辅仁学誌》发表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等论文和余逊先生的有关东晋时南士与北士的关系的论文，认为南士北士的关系并非如传言之势同水火或互相歧视，而是双方都以大局为重，消除隔阂，团结抗战。这篇文章的立论，照我看似乎还有可议，但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而且也采用了抗战时习惯的“影射”手法，至少是不能同钱稻荪、周作人之流可以同列的。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辩证》的学问自不待言了。

杨人鞭先生

　　1948年暑假开学，我升入了大二，开始了世界史课，杨人鞭先生讲授。杨先生个子不高而且瘦削，显得很精干。常着一身浅色西服，裤子是用吊带系的。他开始上课时特别嘱咐我们，当他一旦提高嗓门，放慢速度时，那就是必须要逐字记下来的地方。过了那段，调门放低了，语速平缓了，那记不记都是可以的。果然，一到时候，他头一昂，胸一挺，两手半握拳，把两个大拇指往吊带里一插，把吊带撑起来，开始来回踱步，这时，我们就立刻聚精会神，准备记录了。两节课大约要这样地听写两三段，每段大约二三百字的样子。听写过去，语气平缓了，语速也加快了，大家就好象行船过了险滩一样，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知怎地，我觉得他在课堂上撑着吊带高声朗诵，总让我想起那是一只引颈高鸣、昂头阔步的雄鸡，虽然个头似有所不及。

　　杨先生一上来，先指定了三部参考书，两部是罗斯托夫采夫的《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史》，另一部是美国布雷斯替德的《A History of Early World》。我在东安市场购得了一本1930年代的新版《A History of Early World》，非常满意。罗斯托夫采夫的书则在旧书店遍寻不得，终于在北平图书馆找到，可是不能借出来，只好找到空余时间去阅览室读。《古代东方》的导言让我吃惊。讲的是古代东方历史形成的诸多条件，其中地理环境一节尤其让我惊叹，原来地理和历史的关系是这么紧密。我以我有限的英文水平吃力地阅读下来，从此形成了对地理的极大兴趣。

　　从高班同学那里得知，杨先生留学法国，抗战前在苏州中学教书，每周往返于上海与苏州之间。我上小学时见过他编写的开明书店的中学课本西洋史，软精装，米黄色瑞典新闻纸精印，仅从外观看，应当说那是颇有分量的。

　　杨先生的专长是法国革命史，据说对学生很严，但我们却无此感受，只觉其严肃，而不识其严格乃至严厉。但是据高班同学说，他的法国革命史选修课考试时用法文出题，同学要求改写中文译名未允，又请改用英文出题也未允，可以想见那些选了课而又未选修法文的同学的狼狈相了。

梁思成先生

　　1948年秋天，也就是从大学二年级起，可以上选修课了。二年级学生每人限选二门。面对着墙上长长的选修课表，几经斟酌，先选二门课，其他想上的课去旁听。梁思成先生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就是我旁听的选修课之一。

　　开始上课那天下午，宽敞的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不知哪些是选课生哪些是旁听生。梁先生来了，一身西服，开始就把窗户用黑布帘子遮住，一边讲一边用幻灯片演示，用两节课概括地介绍了一下世界建筑史。

　　那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都被震住了。梁先生语言清晰，条理分明，至今还记得那讲课的内容。先讲什么是建筑，全世界建筑结构古往今来不外乎三种：“梁柱式”、“法圈（拱）式”、“混凝式”。中国建筑是木结构梁柱式，不同于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石结构梁柱式建筑。何以如此，与各国所产建筑材料及当地的气候有关。像埃及、希腊等出石材，自然是石结构；而两河流域缺少木石，故主要用泥砖的拱式。北欧多雨雪，屋顶就做成陡峻的坡形，以便排水，免除积水渗漏和方便积雪的松落。后来我讲课，如样照搬，也给了学生一点小小的震动。

　　讲课中间，梁先生还穿插介绍了他自己设计和参与设计的建筑，一是新建成的他参与设计的纽约联合国大厦，一是他在抗战前设计建造的北大沙滩灰楼，说那灰楼原是为研究生用的，一人一间，现在改为两人一间的女生宿舍了。说时还有点得意地说，你们看那是不是像一艘船。对这两座建筑，联合国大厦只感到是一个扁扁的长方形匣子，受了上世纪结构主义建筑风格的影响，并无特别突出的印象。至于梁先生认为是得意之作的北大灰楼，我反复探查过，感到除了新颖实用之外，不算印象很深，也看不出它为什么像一艘船。

只听得梁先生讲了一次课，我就离校了，但对建筑史的兴趣一直不减。2001年到美国探亲，在社区公共图书馆里看到Fletcher建筑史的第20版，因为是新出，图书馆不允出借，只能在那里阅览。回国以后，托人买了一部带回，原来“历史风格”与“非历史风格”建筑的区分已经不再用了，摩挲久久，感慨不已。（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