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南方朔：晚年的柏杨与世无争

　　1960、19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一些人以被迫害者英雄的形象存在，柏杨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在一个政治压迫的年代，总会出现这样的所谓英雄。柏杨把对迫害者的反抗转移到普遍的中国文化、中国人身上，所以他写出了《丑陋的中国人》。他想当然地认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来自更深层次的文化、历史根源。其实那个年代，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反感的人非常多。在任何高压年代，大家喜欢从文化中找理由，大家都特别能得到共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柏杨这些年来在大陆依然很受欢迎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柏杨改写的历史书一塌糊涂，事实上，他改写历史也是来源于自己被迫害者角色的定位。
　　我和柏杨是好朋友，他的书都会送给我。晚年的柏杨其实非常和善，表现得像个人物，也与世无争。我们在一起不太可能谈许多很深的东西，聊历史、过去更多些。因为我们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太希望有争论。这几年很少去他家了，他这些年也过得不错，所以在我看来他是那个年代被迫害者中比较幸运的一位，许多那个年代反抗传统、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被迫害者都消失在历史中，没有人记住他们，但柏杨活了下来且生活得不错。他的幸运得益于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孙观汉，他在很多方面都保护着柏杨。柏杨已经是过去年代的文化图腾、记忆的标杆，在一段时期大家都要到他那里拜码头。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柏杨抓住了鲁迅的“刻薄”

　　当年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看到过他。那时柏杨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文章充满着嬉笑怒骂，我把它们称之为“游戏文章”，挖苦有余但深度不够。但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很严肃的东西大家都不能谈。

　　柏杨包括李敖，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更多是哗众取宠、耸人听闻，没有深度，这是无法和殷海光等比的。柏杨抓住了鲁迅的一点东西，特别是鲁迅刻薄的一面，但他缺少鲁迅的深度。另一方面，鲁迅的批判情绪来自传统中国社会，但到了柏杨的1960年代，这些历史背景都没有了，只好用谩骂的方式。柏杨的反抗更多来自对戒严时期生活的苦闷，来自年长者占据社会资源，年轻人无法出头的不满。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柏杨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

　　前几年参加《丑陋的中国人》研讨会的时候，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我说，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想写的“中国人史”。从这个角度讲，柏杨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他和鲁迅都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也坚持自我反省。柏杨的与鲁迅相比，弱点在于深度不够。他的夫人后来把我这句话带给了柏杨，柏杨后来就写了信对我表示感谢。

　　对大陆知识界来说，柏杨的影响主要在19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柏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柏杨的作品和思想在大陆这边很有市场。

　　
　　北京大学教授、《柏杨全集》主编陈晓明：他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

　　柏杨一直是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柏杨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柏杨对世俗文化展开最有力的批判在于，他用“酱缸”这一象征意象去概括中国文化的内涵本性。这个比喻十分奇特，也具有民间文化的特色。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柏杨的杂文还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

　　
　　梁文道：柏杨功不可没的是启蒙

　　其实我读柏杨的书挺早的，我在台湾读小学时就看过了他的书，当然看不懂。中学时再读，他的文字非常锋利。1980年代“解严”前，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的《野火集》是给青年人影响最大的书。我们在台湾接受的教育是典型的“忠党爱国”，柏杨从深处挖掘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局限性，但是单纯考虑民族性是有局限的。他的书像一针清醒针一样，但我们需要冷静对待民族主义，民族性不断有作家提出，它有很大局限性，民族性是特殊年代我们对西方侵略的反应，但柏杨他们直接搬到当下，跳跃太快了。柏杨功不可没的地方就是启蒙，继承了五四精神，尽管方法论有问题。

　　他的史书是文学家著史，个人化东西太多，关注阴谋和权术，这是柏杨和其他著史文学家的局限性。采访早报记者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