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主讲人、唐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学院副教授孟宪实

   ［编者按］4月25日上午，《百家讲坛》主讲人、唐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学院副教授孟宪实作客人民网文化频道，就“大众史学热”等话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人民网文化频道“历史和传统文化阅读”系列访谈的第二场。

   大众史学热”是短缺经济造成的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人民网视频访谈。今天这场访谈是人民网文化频道“历史和传统文化阅读”系列访谈的第二场，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唐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学院副教授孟宪实先生。欢迎您来到人民网，请您先和各位有打一个招呼。

　　孟宪实：大家好。

　　主持人：这些年从历史类图书、音像的出版发行都非常繁荣，包括二月河等一系列人物，包括书籍都在推广我们的大众史学。大众史学也成为公众阅读的热点之一。您作为一个专业学者，从您的角度出发，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孟宪实：首先我觉得应该欢迎。对于历史学来讲，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阅读作基础，这个历史学的基础也就有问题了。所以，长期以来，这方面的读物其实是很缺乏的，我记得原来黄仁宇有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出了以后，一直作为畅销书在卖，而且现在已经卖出去几千万了。

　　主持人：而且那本书非常经典。

　　孟宪实：那本书就是学术著作，就是文笔好，很多不学历史的人，也把它当作历史读物来对待。这本书解决一个提示，我们社会上缺少这个层面的阅读物，长期以来一直如此，所以如果“读史热”的话，从专业角度，我们是最欢迎的，我们是受益者。

　　主持人：就是说市场一直需要这样的书出现？

　　孟宪实：一直需要，只不过没有。

　　主持人：我们能否这样理解，真的有这么一个“热”其实也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孟宪实：其实就是短缺经济造成的，一直有这种需求，但是不能满足它，但是突然有几本书满足他们了，大家阅读热情就很高。

　　主持人：也有人指出，当前读史热有几个特点，从宫廷题材到《明朝那些事儿》从主题几乎都是围绕着帝王将相。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孟宪实：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通俗历史或者是历史普及读物，避免讲王候将相、帝王将相，因为这个词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比如批判传统史学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的家谱，所以我们一直批判封建帝王，批判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史学，另一方面我们不好摆脱，因为传统的历史记载，确实是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记载的最多，要找一个平常人，我们很想找一个普通百姓在秦汉时候的生活状况，有这样的书吗？没有。历史没有做这个记载，你不能去填补。

　　所以史料决定了史学，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传世的史料都是这么记载的，记载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特别多，而且他们的事就是比较全，所以你阅读历史、了解历史，能够越过这个史料本身吗？越过不了。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讲近代中国开始有电影，电影的题材很多都是历史题材，很多戏剧都是历史戏剧，为什么这样？就是中国有一个太丰厚的历史积累，太系统的历史记载。你要说它是弱点，可能也不对，就是中国的文化特点，历史记载很多，你不能越过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帝王将相的作品有必然性。这是一点。

　　第二点，通俗类的作品，包括影视，它都需要一个观众，观众对谁知道的更多呢？或者稍微知道一点的是谁？它是要求观众或者读者多少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准备的，帝王将相的知识稍微还是多点。所以从这一点，为了适应观众的阅读，选帝王将相作题材，也有不可避免性。 当然我觉得这是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可能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帝王将相的路子。等到什么时候呢？比如等到我们的阅读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大家从了解知识，进入到需要提炼知识的时候，就是通过自己的阅读，通过自己的研究，提炼这种知识，提升这种知识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不会再满足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了。

　　主持人：可能就有更深层的需求。刚才我们聊的都是出现一个词很频繁，就是“通俗历史读物”，您是一个很权威的学者型的教授。您平时自己也会去看那些通俗读物吗？

　　孟宪实：通俗读物肯定不是给我们写的，从专业角度这样讲。它是给一般非专业的读者写的。所以我们肯定读得少。最近也会有一些接触，就是想了解人家是怎么写的。特别是接触《百家讲坛》以来，也需要你的语言、你的文字要通俗易懂，你就得去学习人家是怎么做的。这个时候，会从技术上吸收通俗作品的成功之处。

　　主持人：您能不能举一本你看过的通俗读物，做一下评价？

　　孟宪实：比如现在很风行的《明朝的那些事儿》，第一部讲朱元璋的，当年明月写的时候，是有一些文字积累的，他写的文字很漂亮，很生动、很形象、很文学，他也是尽量地不走虚拟的路子，他还是要介绍历史本身的，所以，我看他的文字就很好，而且有很鲜明的时代感，他会把现代的问题加进去，这就是怎么和观众或者和读者接近，就是你的话语和读者接近，你的词汇和读者接近，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果你说的都是专业用语，比如历史学的研究著作就是这样的问题，它都是专业术语，如果没有专业训练，看不懂，不知道你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一个不重要的词汇，人家都要费劲去理解，其他的，你要讲一个道理，讲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大家更费劲了。所以，非专业的读物要求的就应该是通俗易懂的文字，甚至这种文字比内容更重要。

　　上百家讲坛“文质彬彬说唐代”

　　主持人：刚才您有句话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您说这些通俗读物不是写给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看的，让我想起，现在也有这么一个现象，在大众史学作品热中，有很多写大众史学的是非专业出身的，不是历史学专业的作家，更多的可能是大众文学领域里的作家，您如何看非专业的写历史学通俗读物？

　　孟宪实：理想状态应该是有史学大家来写这些问题，写通俗读物，像黄仁宇的作品，他就是一个史学专业工作者，他写《万历十五年》，大家觉得很好。为什么专家写会更好呢？就是专家不会犯基本的错误，他知道哪些话是不能说的，哪些话大概可以推测着讲，哪些话可以大胆地讲，有根据的可以大胆地讲，根据不足的可以推测讲，没根据的，根本不可能讲。所以我觉得专家在专业的把握上，肯定具有专业性。非专业的人来写这些书，也有些好处。比如说他可能最主要的是他的表述比较好，表达比较接近读者，但是专业点上能不能把握住，这是很难说的。

　　其实有些非专业人写的非虚构类的历史著作或者是历史介绍读物，往往会出这类问题。就是真正要让他把握专业的那个点，他可能把握不住。或者他本身就不是很在意那个。而专业人士会很在意。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前段时间我在博客里写一篇文章，我写“文质彬彬说唐代”，是想用一种概括的语言表现一下唐代的文化状况，当时，我写一句话，就是特别犯琢磨，写什么呢？我写了一句，我说“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就跟一句，文质彬彬我爱唐”，表达一下自己对唐代的感觉，但是我把孔子放在了前面，把自己跟在了后面，其实从语法、文字方面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有一个女学生，后来她不是很明确，但是她给我暗示了这一点，她说，把孔子写在前面，把自己写在后面，那意思就是你把自己和孔子并列在一起，这有点不合适，她没有明确地说，但是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因为我当时写这句话的时候，颇犯踌躇，怎么写呢？这么写行不行？这些看起来是潜意识的东西，我写到这儿费劲，我的学生看到这儿，也觉得有问题，但是如果非专业的话，他会觉得这无所谓，他会觉得对孔子说点莫名其妙的话也应该无所谓，但是你要是专业人士，恐怕在这些方面，看起来大家并不在意的地方，会有顾忌，这是潜意识中的那种东西。

　　主持人：非专业可能更少这种顾忌，能够更随意、自如，心中没有这样的禁忌。但是同时这也引出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很多非专业作家写出来的，让我们觉得历史偏审美化、传奇化，甚至娱乐化，我们脑子里的历史可能是非常严肃的，他这样，可能我们更容易接受，更有趣，读起来更舒服，但是这不免让历史丧失了严肃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状况？

　　孟宪实：这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甚至涉及到基本文化观念的问题，像历史提供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物、这些资料，可不可以娱乐化？可不可以成为大众娱乐的材料？如果要是说不可以，有问题；如果说可以，可能也有问题。其实现在有两种观点。中国一贯是比较认真地对待历史的，比较严肃地对待历史，比较正直地对待历史，所以经常会把对历史的态度看作是一个重要原则。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讲、史学工作者来讲，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求所有的大众、所有的读者都要像专业人士一样对待历史，甚至不许娱乐，这恐怕也有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对历史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一方面其实可以娱乐，历史既然给我们提供了有可能的娱乐条件，我们为什么不高兴一下呢？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要么就这一端，要么就那一端，大家相互宽容一点，路线都保存，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我们两头都别走极端。

　　孟宪实：特别是不要用一端代替另一端，这恐怕就有问题了。

　　主持人：这让我想起一件事，现在很多中小学生对历史课普遍不感兴趣。学历史学不下去。您觉得咱们用这种另一端或者偏另一端，偏娱乐化的感觉，会不会重新吸引他们对历史的兴趣？

　　孟宪实：这可以不叫偏娱乐化。比如历史本身是生动的、具体的，有些人、有些事特有兴趣感，今天了解了这个事，也会对我们人生有启发、有感悟的。像这样的事，这样的内容，是不是可以多一点进入教科书或者是教科书的参考系统？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比如中学的历史教学有两点很重要：一点让他知道历史是具体的、生动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是可以研究的。

    其实引导人们兴趣有两个点：一点就是它的生动、具体、有趣味。第二，可以研究，可以深入研究——我可以发现历史。所以中学的历史教学，如果我提建议的话，一方面在教科书上生动具体，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学生的学习历史的时候，应该引导他去研究历史，如何看待历史，比如刘邦和项羽两个人为什么这个成了，那个败了，研究这个问题，通过研究增加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其实也提高他的鉴赏力和认识能力。结果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只让学生去背，什么好东西，只要让他去背，什么都会学不好的。

    为唐高宗“拨乱反正”何必“妖魔化武则天”

  　主持人：问一个个人问题，您作为教授，这方面的专业学者，如果让您自己去写这方面的著作，您自己的爱好是偏向于严肃还是偏向于娱乐化。

　　孟宪实：现在是齐头并进，原来没有接触《百家讲坛》之前，做过一个《贞观之治》的编剧，我的导师吴宗国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主张历史的意义，历史有什么意义，你学历史有什么用，历史的研究只有变成常识的时候，你的意义才会体现出来。过去我们认为，李世民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我们认为，李世民是那样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李世民那样的形象取代了这样的形象，大家都这么认为了，这就有意义了。

　　其实，历史也是一样。比如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五四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否定传统，否定中国文化本身的，认为中国要在前进的路上，一定要放弃传统文化，放弃的越多，进步得越快，这是五四的基本概念，现在我们还会这么看吗？我们不这么看了。我们认为一个民族对世界角度的贡献，它对传统文化要代表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否则你全接受别人的文化，自己的文化都没了，那是人家的文化贡献，不是你自己的文化贡献。所以这其实就涉及到历史的判断，你对历史的研究，小到一个人物，一个具体的知识，大到一个基本的历史观念。只有在人民普遍接受的情况下，更多的人接受了这种观念的情况下，你这个历史学就有意义了。

　　比如，中国现代文物保护总有问题，我们总会用经济建设这个借口来破坏文物，借经济建设破坏文物，比盗墓者破坏一点都不差。但是我们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是什么呢？我们要经济发展，我们要社会进步。

    但是，有一天，比如过了一百年以后，你就会发现，某某城市连一座200年以前的城墙都没有。这个城市的历史有没有？它的证据何在？那时候你会发现，两块土坯比你高楼大厦还珍贵，那个时候，这两块土坯积聚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情感，这时它值多少钱？为什么现在却有这样的概念？经济发展可以不保护文物吗？可以不保护古老城乡呢？为什么？这和一个历史的判断有关系，这和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判断有关系，他不知道珍惜，不知道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我现在做一个明城墙，那是假文物，比真的明城墙的两块砖都比不了，历史不可复制，文物不可复制，你要珍惜历史，珍惜文物，那是自我的珍惜，其实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实是自我信心的表达。可是现在不是这样。说起来，都和我们的历史观有关系。

　　主持人：可能还有太多的短视的经济利益蒙蔽了双眼，或者有很多决策这些事的人对历史这些方面的事不太重视。

　　孟宪实：比如一个房地产商这么想很正常。他可以这么想。但是市委就不能这么想。但是有可能市委正好看好了这个经济指标，他在任职的这几年里，正好有这个经济指标上来了，他就好。可是我们没有文物保护指标，你的古文物保护的指标怎么样，没有。这不成为考核他的一个部分，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了整个的体制是不是在这个方面都有问题。

　　主持人：我感觉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偏沉重了，越来越偏社会话题了。刚才您说的《贞观之治》，让我想起比较尖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业内评价是非常好的，但是收视率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孟宪实：大概就是这样。评价好的，就是对“贞观”有了解的人，阅读了“贞观”的书，他有了解，他觉得你拍的很真实，复原得很像，决定电视收视率的其实不是读者，读者是少部分人，不读书的人才是多数人，他们可能是基本上能够决定电视收视率的。这也就决定了那个片子最后的下场。当然，那个片子有地方没有做好，像我的编剧就没有做好，像故事的衔接有点弱，不吸引人，快成了历史教科书了，那也不行。就是说电视片本身还有一个文学性，这个文学性要强，才能够更多的吸引人。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一言难尽。

　　主持人：叫好不叫座让人心里有点尴尬。咱们这里摆了您的新书——《唐高宗真相》，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在《贞观之治》之前的写的，还是《贞观之治》之后写的，有没有吸取贞观之治让我们不舒服的教训？

　　孟宪实：原来我编《贞观之治》电视剧的时候，因为它要通过演出，要演员来演绎，不得不编，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我要把这两个事编到一起。作为一个专业从业人员，心里不太踏实，觉得这个事没有做好。虽然我的片子写的不好，太忠实历史了，但是还是有编的部分，我对这个编的部分，仍然觉得心里不踏实，正好中央台要做《百家讲坛》，想让我来试试，我说我就讲唐太宗，我觉得通过我的讲述，把“贞观之治”里虚构的部分讲掉了，这样我就算补回来了。

　　所以讲《贞观之治》的时候，我们这个讲座是没有问题了，应该是一个以史学为基本素材的讲座，还是很有专业性的。所以，讲唐太宗两个系列，一个讲“玄武门政变”，一个讲“贞观之治”，我觉得我原来的目标达到了。第二，我觉得对唐太宗这个人，对那个时代还是有了我的一些理解。

    我也把这些理解通过我的讲座告诉了观众，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接下来他们想把唐太宗作为一个系列讲下来，唐太宗的儿子就是唐高宗，所以就来讲唐高宗，唐高宗和唐太宗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唐太宗是一个高、大、全的历史人物，说他千古一帝也好，其他的称呼也好，都认为唐太宗是很了不起的，他开创了唐初的盛世，奠定了唐代300年繁荣的基础，他的理性行政精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都是这么看的。所以，说唐太宗好，这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皇帝。

　　但是，唐高宗作为唐太宗的儿子是有问题的，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历史上对唐高宗基本上是贬斥的，没有说唐高宗这个人怎么好的，可是仔细想想也有问题。所以在翻阅史料，看人家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唐高宗是一个冤案，唐高宗的历史评价和唐高宗的实际是不相符的，比如说，最典型的，一般都说唐高宗是谁？不就是唐太宗的乖儿子，武则天的一个弱丈夫，傻乎乎的，最后把天下差点让武则天葬送了，一般都是这么想，影响很大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书，他们的观点都是这些观点，为什么会有这些观点？

    其实，这是一个史学问题。历史记载向来不等于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了解历史事实，又必须要通过这个历史记载，这就有一个“拨乱反正”，去除虚假的部分回到历史的本真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历史研究的过程。我要在这么一个通俗的讲座中，把这么一个很专业的研究的结论告诉给大众，这是有难度的，这比唐太宗的难度大得多。 我说唐太宗好，大家也知道唐太宗好，我就说他为什么好，好在什么地方，如此而已。关于唐高宗的讲解，整个是一个大翻案，这是一千年的误解，是一个大翻案，这不容易。观众就会说，“你难道比司马光还聪明吗？”你还真没法说。他说你比司马光见的资料还多吗？我也不能说。但是我要指出，司马光到底在什么地方错了，而且他为什么错了。所以这本书比讲座的时候更多了，讲座的时候讲了15讲，有些东西不合适播出，所以没有讲，所以播出的时候是9讲。

　　讲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做这个书，补充了很多的资料，有些讲的时候，讲的不充分，我再加上，有些讲的方面不全，我再加上，有些地方《百家讲坛》没讲，我就在书里讲了。所以从讲座到这本书，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提了我自己对唐高宗的认识。

　　主持人：刚才您讲到我们对唐高宗的误解，包括他是一个“乖儿子”、“弱丈夫”，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您的题目也用了“唐高宗真相”，真相是什么？

　　孟宪实：其实唐高宗根本不弱，你要说他“乖”，在他爹面前，他装的很乖，这是政治家的表演术，这是难免的，他本质上真的那么仁孝，说不上。现在大家都是同意的，唐高宗当太子的时候，和武则天的关系也出问题了，那时候武则天是他父亲的才人，是他父亲的众多女人之一，他和武则天是儿子和庶母的关系，但是就在唐太宗病重期间，他俩发生了关系，一般这个判断是不错的。你想一个乖儿子能干出这个事吗？哪个乖儿子敢干这个事？一个孝子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证明他的孝、他的仁都是做给唐太宗看，做给大臣看的，他背地里做的事，他想做就做了。

    所以，他的性格，我总结，他的性格是外圆内方式的，和大家都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骨子里他想做的事他还是要做，即使违背当时的人伦法律，他该做也做了。所以唐高宗其实是这么一个人。后边的事其实也能证明这一点。 像立武则天，就要立武则天当皇后，本来大家已经让步，你可以不做皇后，做其他的，也是你名正言顺的人不就得了吗？不行，非要做皇后，要较真到底。这影响多大啊，不仅影响朝廷的政治格局，法律上的问题不好解释，道德问题也不好解释，他虽然做了强行的解释，那个解释大家也没法相信。他怎么解释？他说武则天是我父亲赐给我的，哪有这样的父亲，那不乱套了，唐太宗混也混不到这个程度。所以，他的性格和他做帝王的特点，一直是这样的。

　　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他从小受到了老子的影响比较大，道家的思想比较深。他不是那么显山露水，古代讲帝王之术的时候也是这么讲，帝王应该隐藏在幕后，大臣不了解他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发出指示，很严密地控制朝廷，应该都是这样的。高宗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问题出在武则天身上。高宗强烈地立了武则天做皇后，这成了武则天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基础，如果他不立，就没有武则天的事，可是后来武则天竟然当了皇帝，取代了唐朝，这不是前一个皇帝最大的失败吗？要说失败，这确实是他的一个失败。可是问题是唐高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到底有没有显现出要当皇帝的计划？有没有这样的证据？

　　所以，现在，我认为，武则天的这些事都是高宗死后的事，就是高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装的更乖，高宗为什么不喜欢王皇后，王皇后是脾气很犟的人，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家世也强大，人际关系很发达，她很牛的样子，武则天就乖巧，高宗就喜欢武则天，为什么不喜欢王皇后？他不喜欢强硬的女人，他喜欢乖巧的女人。可是现在我们的书都把武则天描写成一个特强硬的人，这就不对了。

　　其实，武则天的形象也是两面的，也是分阶段的，是和高宗有一比，高宗在太宗的时期，就是一个乖儿子，乖得不得了，要多乖有多乖，武则天在高宗面前就是一个乖媳妇，要多乖有多乖，一幅大公无私的样子，自己亲戚、兄弟该处理的都处理，一幅没有野心的样子，因为女人要当政，传统经验大家都知道，她必须依靠娘家的实力，可是武则天对她娘家的势力处理得很干脆，不讲任何私情、面子，这都给高宗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而且高宗死的时候56岁，武则天那时候已经60岁了。60岁的一个老太太，儿子都挺大了，20多岁了，你想高宗能预料到这个60岁的老太太还会去做皇帝吗？所以一方面武则天确实做得好，做得很乖，没法观察得到。另外一方面，高宗最信任武则天，因为武则天所有表现都值得信任。

　　大家还会说，你还是没有洞察到。所以这里的问题又出来了，究竟是高宗智力低下，还是武则天太超人。其实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就一个女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边的人想学武则天没有学成的，就武则天一人办到了。那么对武则天也这么说，你自己即使是一个天才，你也不一定认识天下所有的天才，人家比你更高超，就是说武则天更高一筹。 我们过去会从王朝的历史上看这个问题，王朝最大的失败就是人家给你改朝换代了，你信任的人把你篡权了，她篡夺的不是高宗的权力，她篡夺的是她儿子的。这是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个事实放轻松点看，武则天当皇帝，对李家确实不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对天下是不是也不好呢？这不就可以讨论清楚了吗？

    其实，现在大家都能证明，无论是高宗时期还是武则天时期，社会经济是顺利发展的，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武则天那时确实有斗争，但是哪个朝代没有斗争，都有斗争，但是没有耽误国家对天下的管理，没有耽误社会的正常发展，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不必非要从王朝的历史上看待武则天这个问题，我甚至说，如果从纯粹历史审美这个角度讲，出来一个女皇帝还是挺好玩的一件事，也很好看。中国的体制，你可以看到，它不是绝对铁板的，所以，一个女人可以当皇帝，这说明制度还是很有弹性的。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因为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但是后来武则天的路是这样的。武则天没有下文，她只能走一步，自己当皇帝。一个女人当了皇帝，然后接下去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难题，武则天到最后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一开始就看出了这些问题。一定是这样的，有很多人看出武则天以后有称帝的意思，就不说话了，他们就想知道，我看一个60多岁的老女人究竟能走多远？其实真的没有走多远，就是走了20年，20年后回头还得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这又是一个历史必然性。在那种社会继承制度面前，她是无力改变的，你可以改变谁当皇帝、谁不可以当皇帝的顺序，甚至自己可以当皇帝，但是不可以改变社会的继承者。

　　最后，武则天一上台就讨论这个事，究竟依靠自己的侄子还是依靠自己的儿子，60多岁了，交给儿子还是交给侄子，犹豫来犹豫去，后来大家人心所向，还是应该回到唐朝，所以武家没戏了。这个制度大家是可以预料到的。她能突破吗？没法突破，一上来就问，侄子重要还是儿子重要？侄子对你好，还是儿子对你好？如果把位置传给侄子，肯定一上台就把自己老爹树立起来，你连烧香的人都没有，武则天害怕这个事，所以她最后乖乖把权力交给儿子，自己回到乾陵和高宗合葬。所以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也有走不通的路，那个路只能走一步，第二步就没有了，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大家也就可以更放心让一个女人去掌权。

　　主持人：听您一说，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有很多看点的。

　　孟宪实：我们传统的史学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借鉴史学，借鉴史学的问题是不以史学为基本原则或者根本原则，它是以政治为根本原则，他是为了给当政者看，他为了提醒当政者不要犯错误，就把有些错误放大。为什么到《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时候，特别强调武则天的坏处，我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就叫“妖魔化武则天”，为什么要“妖魔化武则天”？就是为了提醒宋朝的当政者，武则天不能在宋朝出现，上来就把武则天写的很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从进宫开始就准备当皇帝，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借鉴史学的问题在这里暴露很多，为了政治的需要，就牺牲历史的真实。我们现在没有政治需要看待这个问题了，可以完全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来讨论这个问题。

　　主持人：可以更多的从历史本原上考虑。 《百家讲坛》很多老师，比如于丹、易中天老师做完自己的书以后都做一些签售，这本书会不会做签售？

　　孟宪实：这方面已经安排好了，5月1号下午3点半在中关村图书大厦搞一个签售。

　　主持人：到时候我也去。

　　孟宪实：谢谢。

   学者明星化，是强大传媒的附属品

　　主持人：这就稍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专业学者的明星化？比如说于丹在西单签售排的队伍绕西单图书大厦的两圈，易中天先生也是“学术明星”。大家都知道，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孟宪实：这其实和学术无关，还是和传媒有关。忽然有一个教授、有一个学者跑到电视台抛头露面，大家知道还有这样一种人，就知道了，然后看他像明星一样。有点像明星，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我们说的明星，应该是娱乐明星。其实不是学问本身的问题，不是易中天先生对《三国演义》研究的怎么样，因此大家就来劲了，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他到那儿去了。中央电视台那种强大的传媒，其实，所谓的学者明星化，是强大传媒的附属品，和学者，和学问都没关系。

　　主持人：如果有一天您也成为明星，您怎么看？

　　孟宪实：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整天到那去讲，大家都混个脸熟，知名度混得很高，这和我的学问、我的专业仍然是没有关系。

　　主持人：你会抵触或者会以怎样的心态去看待？

　　孟宪实：名气大了以后，事情会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影响你的专业研究。这是很头疼的问题。所以应该稍微避免点。当然你就选了这条道路，那也挺好。

　　主持人：作为一个和您交谈的晚辈，我现在的心情确实有点矛盾，我不知道祝福您成为明星，还是祝福您保持现在比较好的状态？

　　孟宪实：我现在知名度已经很高了，不用再高了。

　　主持人：非常非常感谢孟教授做客人民网文化频道，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里暂时就要告一段落，如果网友有兴趣，请记住5月1号下午3点半在中关村图书大厦我们可以和孟教授再一次约会。再次感谢孟教授的到来。

　　孟宪实：谢谢。

　　主持人：各位网友，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