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拙作《解开北大校庆日的百年之谜》一文（发表于1998年8月5日的《中华读书报》）里，曾提出一般学校的校庆日，都来自于该校成立之时的首次开学日。按照这个惯例，北大的校庆日应来自于其前身京师大学堂于戊戌年（1898年）创建时的第一个开学日。新北大的5月4日的校庆日，是为了纪念1919年爆发的著名的“五四”运动而特别改的，当然与100年前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次开学日无关。那么，老北大的校庆日，是12月17日。这一天是否就是北大一个世纪以前的首次开学日呢？

　　12月17日，确是老北大的校庆日。1948年，是北大50周年。老北大就是在12月17日的校庆日，举行50周年大庆的。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于1960年还回忆说道：“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是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引者注）十二月二十七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作为校长的胡适为了纪念北大50周年，还特地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他在文章里，专就北大校史始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之年的问题，明确写道：“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1923）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1938年——引者注）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老北大从不动摇地把京师大学堂创立的戊戌之年（1898年），当作自己校史上的正式的开端之年，是有光绪皇帝的“圣旨”——《明定国是诏》为凭的，是有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据的。新北大也完全继承了这个“坚定的遗规”。

　　1960年，是北大的62周年。胡适与相亮功、毛子水等一些北大老人，在台北还是于12月17日这一天，举行了北大62周年的校庆活动。

　　人们根据胡适等老北大人既确认1898年是北大历史的起点，又确认12月17日是北大的校庆日，是否就可以进一步推断这个12月17日的校庆日就是来自于100年以前京师大学堂新建时的首次开学日呢？

　　可是，就连胡适本身，也没有断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慎重地说道：“至于北大校庆的日子，有几种说法：一说是从阴历翻成阳历的今天（12月17日——引者注）。但邹树文那篇回忆中说，戊戌年设校之说不确，可能是庚子乱后，壬寅年（1902年——引者注）恢复开学的纪念日。这篇文章……是校史的重要资料。”（《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邹树文的原话的确是这么说的：“北京大学校庆十二月十七日，决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纪念日，而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纪念日。”

　　邹树文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他否定说法的理由是：“何以说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经过了政变风潮，康有为、梁启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杀身成仁了，那还在反动潮流初发展的时候，由此反动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变，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个‘二毛子’的洋学堂呢？”

　　他肯定说法的理由是：“何以说是壬寅呢？一、北平师范大学导源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个师范馆是壬寅才创始的，这个校庆日期，据说是我的同馆同班同学王桐龄先生所考订出来的；师范大学即用此同一个日期为校庆而纪年，则推始于壬寅而不溯及戊戌。”

　　诚然，京师大学堂命途多舛，在襁褓中，就接二连三地面临着死神的威胁；首先是慈禧太后全面复辟的“戊戌政变”的生死攸关的危机，其次是军机大臣、御史吴鸿甲等人判以“饬归并删除”的死罪；再次是管学大臣许景澄因反对义和团而惨遭朝廷杀害；最后是八国联军的入侵的空前浩劫。使得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工作寸步难行，度日维艰，只能办办停停，停停办办，作垂死挣扎。这就难免不给予人以极其混乱的感觉，甚至早已“胎死腹中”的错觉（但是，京师大学堂却出乎邹树文等人的意外，浴火重生，又复活了）。所以，邹树文才绝望地说道：“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个‘二毛子’的洋学堂呢？”“北京大学校庆十二月十七日，决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纪念日，而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纪念日。”

　　但是，邹树文却又慎重地说道：“但是全凭记忆与推想，还不足成为定论。我愿胡校长本他的考订《水经注》精神，将这个校庆日期的来源确实考订一下。抗战期间我在美国一次闲谈中还问过他，后来他因在大使任事务太多，想也把此事忘记了。”（以上均引自：《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第28-29页）

　　其结果，胡适从那时起直到他死去时止，不是忘记了这件事，就是没有忙到这件事。

　　可见，老北大一方面坚持以戊戌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为校史的开始之年；另一方面又只能以壬寅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开学之日的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二者并非是同一年的，前后相差了5年之久。而把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首次开学日，只好作为一个不解之谜留了下来。并且过去了100年，一直留到了今天。这，真令人深感无奈与遗憾！

　　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今胜于昔，北大为了隆重庆祝百年华诞，出版了大量校史资料，使得这个世纪之谜，终于有幸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我见到的是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京师大学堂开学。”以及1899年“1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申报》报道，京师大学堂原拟招收学生二百名……限于十一月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申报》所刊登的京师大学堂首次开学告示全文如下：

　　“兹照录总办告示曰：为传到事，前经出尔，本学堂学生斋舍，按照定章原额尚不敷。兹将例应住堂各学生，分作三项，核定名数。计仕学院学生三十名，中学生六十名，小学生七十名。除照章报名入仕学院之学生十二名，由本学堂另行知会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以便续传足数。切切勿违，特云。”（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

　　《申报》的消息，很不及时，晚了17天。但也足见，京师大学堂的首次开学，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是传统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开始实行新教育制度的标志，在当时是社会上的一条大新闻，所以还是有补报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