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成立仪式暨学术座谈会纪要

　　2008年4月12日，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成立仪式暨中华文化世界传播座谈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研究所特聘张岂之、曾繁仁、乐黛云等三位资深教授为学术顾问，严绍璗、瞿林东、张政文、陈跃红、耿昇、党圣元、曹顺庆、张晶、王德胜、张西平、王宁、杨慧林、邱鸣、刘悦迪、李晨光等15位学界专家被聘为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所名誉所长由阎纯德教授担任，李庆本教授担任所长，钱婉约教授担任副所长。

    研究所成立仪式暨座谈会分别由李庆本教授和阎纯德教授主持。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教授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北语已故的老教授盛成先生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贡献。他指出，作为早期法国留学生，先生在法国除了从事革命活动之外，还投身超现实运动达达派。毕业后，先生在法国讲述中国的传统文化、著书立说、翻译文学作品。回国后，先生又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致力于中法两国文学交流与传播。

　　研究所学术顾问曾繁仁先生在致辞中首先祝贺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成立，并为被聘为该所学术顾问表示感谢。曾先生认为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行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她的主题“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非常符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办学宗旨。之后，曾先生从文化建设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谈起，认为人文学科与人文关怀是新世纪关注的热点，人文学科的建设体现了一个高校的水平。北京语言大学设立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其次，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延伸。她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所一起形成了互相交叉、互相支持的学术团队。这个结构将逐渐变得更加合理，有利于学科发展。第三，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将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搭建良好的平台。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举措，能够搭建一个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在经费支持下，可以创造学术条件、开拓学术空间，从而结出更多的学术成果。

　　黑龙江大学校长张政文教授在致辞中首先祝贺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成立，并为被聘为该所学术顾问表示感谢。他说，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力量逐渐显示出来，各国文化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要在互相交流之下融合，彰显其文化特色与功能，构成多彩和谐的世界文化整体。同时要凸现本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成立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正是顺应历史需要的自觉、自主的选择。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交流的榜样，北京语言大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定能推动北京语言大学的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做出贡献。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华学诚教授在发言中首先介绍北京语言大学学科建设的大体思路，并展望了人文学院的发展前景。其次，介绍了人文学院的专业特点和组织形式：以教研室为主要力量，以课题为龙头，延请专家的组合方式，跨学科特色。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高旭东教授首先对世界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所成立表示祝贺，并认为此次举措是北京语言大学从教学科研型大学向科研教学型大学转变的重要举措，是人文学院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的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他说，该所的成立整合了全校的比较文学研究力量，推动了学校研究队伍的壮大。最后他希望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晶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北京语言大学不断成立新的研究所、在学术上确立新的方向，是北京语言大学从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过渡的合理举措。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学理上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是腹股相因、相辅相成的。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开阔的学术视野非常重要，本所立足于北京语言大学这一平台，应该在学理上、研究方法上确立方向。这一点对本所的稳定与提高有重要意义。他还从个人作古典美学研究的角度谈了世界文化与文学这一广阔视角的重要，同时表达了向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合理的学术框架学习的感想。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党圣元研究员说他频频参加北京语言大学的学术活动，深感北京语言大学在学科建设与整合方面动作大、效果好，给人启发。他指出，“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这一定位优点在于：突出北京语言大学积累的学术资源；适应了北京语言大学学科发展需要。这是北京语言大学固有的特点，是不能被复制与取代的。本所将史学、文学、专门史整合在一起是个创举，便于今后“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主题的研究。他对研究所未来的学术成果预期乐观。因为北京语言大学的学术积淀深厚；文学与史学两方面研究整合在一起；比较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与本所的互补、互动形成了良好的结构；文史哲结合加上外语优势；本所研究方向适应现实要求等等。所有这些优势合起来对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有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首先对本所的成立表达个人在情感、学术方面的喜悦之情。他说，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为文化比较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组合。接着严先生回忆了当年去日本调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状况时的不受理解，谈起在20年间民族文化意识极大提升，现在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已经是学界共识。之后他又简短讨论了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名称的意义，进而讨论比较文学学科本身。他指出，为什么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没有形成“中华文明圈”，而只有“东亚文明圈”？原因是中国传播的是器物层面而不是文字层面，而文字层面含有的文化含量远远大于器物层面。东亚文明圈的形成是由于中国传播的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字层面的文化，而丝绸之路中国传递的是器物，不足以构成文明圈。现在比较文学研究更多是从文字层面来进行任何的，要加强以汉字为中心的文化传递研究。本所的建立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学术世界观念：任何文化不是孤立的，文明的流动使得文化产品是多元文化影响的结果。他说，对中国学者来说，研究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跨文化视野要求学者首先摆脱国别文学视角，这更符合比较文学本身。接着，他谈到北京大学的几个研究所之间的关系，以及北大在整合学术资源方面的做法。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首先祝贺世界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所成立。接着他谈到了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极大不平衡性问题，他说，在当今时代，作为一个学者、教育家，世界眼光很重要。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这一举措是非常有意义，很有世界眼光。瞿先生从史学家的角度，谈到在当今世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并就如何把中国当代优秀文化成果传播到国外提出了几点实际的工作建议：一是选择小部头学术著作译成外文；二是选编著名学者的大部头著作；三是对著名学者的著作进行改写从而达到介绍的目的。

　　闫纯德教授接着谈了一些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问题，如文化书籍翻译较少、经费紧张等。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耿昇研究员对世界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所成立表示祝贺，并建议本所要做些实际的工作。接着他谈了文化传播中给予与接受的问题，举了许多由于国外有需要因此传播通畅的例子。他同时还强调了比较文学中跨学科、跨文化的重要性。他说，在当今情况下，进行文化传播要把握好基调，要注意避免文化侵略。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说，在北京语言大学这一平台上，本所应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外汉语教学中纯语言的东西多，文化方面的东西较少，而本所可以进行良好的补充。我国的由政府建立的孔子学院在推广中碰到许多问题，由此可见，语言教学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的结合非常重要。本所应在文化传播学理上提供相关的支持。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跃红教授由西藏问题谈起国家在宗教文化方面缺乏准备的状况谈起，说明是否有文化需求是文化传播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传播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与意识形态有联系的问题。在文化传播方面要注意宣传话语的选择，宣传力度太大容易导致反面评论。因此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要研究需求，要正视文化传播中出现的问题。本所的成立有其必要性，因此建议本所利用汉学、翻译的优势，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多作出论文供引用。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刘悦迪副研究员代表中华美学会祝贺本所成立，并提两点建议：一是美学会与本所共同主办一些高规格会议，请学者来研讨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具体来讲，可以研究办一些外文的年刊把自己推介出去，加入世界的美学对话。二是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来做世界文化产业的研究，拓宽视野将文化产业的研究纳入本所研究中。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从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的运营角度提了几点建议：一是本所能否给政府部门、机关、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调研服务。帮助这些机构完成对外文化推广项目；二是本所能否开展培训服务，为那些有意对外推广文化的机构，如政府部门、出版社、动漫公司、孔子学院等作一些文化、政策培训等。三是，由于本所集合了对外文化传播的专家，应该成立一个集纳平台，从而帮学者们争取课题与项目，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其四可以进行教材开发，包括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的开发，以及中华文化读本教材的开发。

　　李庆本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谈了中华文化世界传播的必要性、学理依据、传播的途径和手段等问题。他说，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输入远远高于中华文化的输出，文化贸易的逆差现象也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近年来我们在国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窗口，这项举措非常必要。而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也会大大促进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北京语言大学是我国惟一一所以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华文化世界传播为主要任务的高校。所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学理依据方面，他认为国外的跨文化传播学和我们自己所创立的跨文化阐释学都可以为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提供学术上的支持。他重点谈到了跨文化阐释学的问题。他说，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她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因此，在向外国人解释和传播我们的文化的时候，要用外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来。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他说，我们的学术前辈像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我们怎么向外国留学生讲授《周易》、《春秋》？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像严复先生做的那样，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留学生会更容易懂。而严复的这种理解，丝毫看不出它对《周易》和《春秋》的伤害，反而会加深我们对这两部中国元典的理解，更有益于它们在世界的传播。还有，我们怎么向外国留学生讲中国的仁、义、恕这样的文化核心价值？蔡元培就曾经以自由释义、以平等释恕、以博爱释仁，这种解释不见得非常确切，当然也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这种方法无疑会易于外国留学生的接受。李庆本教授指出，中国的这些元典之所以称之为元典，就在于它意义的深厚性。我们有两千多年的元典解释史，而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元典的生命就存在于“日日新”的理解和阐释当中。如果我们试图预设一个固定不变且唯一的答案来框住元典，就等于扼杀了她的生命力。德里达曾言：“拒绝翻译就是拒绝生命。”同样，拒绝解释也是拒绝生命。他说，我们过去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解释看成是通达真实本体的一个途径，一种手段。但现代阐释学却认为，阐释本身就是本体。这种看法很值得我们研究。而所谓跨文化阐释，就是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本向另一种文本、从一种能指向另一种能指的转换；就是用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本、另一种能指来解释、补充或替换原来的文化、语言、文本和能指。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需要将词和意义分离，然后跨越意义进入另一种语言，进行重新组合。在这个过程中，意义肯定会发生变迁。问题是，任何词语都是与其他词语发生关联的时候才有意义，这就构成了意义的不可确定性，也为解释预留了空间。对意义的解释不仅由作者和文本决定，同时也由读者决定。所以意义的变迁是解释的内在机制，属于正常现象。解释当然有解释的范围，不能是无效的解释，也不能是过度解释。但这不能成为否定跨文化阐释的理由。我们只能在承认跨文化阐释可能性、可行性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如何进行跨文化阐释的问题。是否可以跨文化阐释和跨文化阐释是否有效，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因无效的跨文化阐释就否认跨文化阐释本身。总之，我们向世界传播和解释中华文化的时候，“跨文化阐释学”是一门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学问。陈寅恪先生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采用了“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方法，这其实就是一种“跨文化阐释法”，而钱钟书的《管锥编》也属于跨文化阐释。李庆本教授说，我们还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所有这些成果都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释中国文化时可资借用的重要资源。关于文化传播的途径问题，李庆本教授明确指出，文化产业是中华文化世界传播的重要途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不同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华学诚教授最后感谢各位专家对本学科发展的高见。他说，本所研究力量较小，只能分阶段、有选择地开展扎实的工作，并逐步扩大研究队伍，将研究做大做好。本校作为汉语国际推广基地，研究语言的认知规律、需求规律和传播规律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层次要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北京语言大学要有自己的特色，寻求自己的发展路子。将来会成立文献研究所，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文献，探索对外汉语教学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