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讲评皇家读本》

　　在当下众多热销的国学图书之中，《张居正讲评皇家读本》系列是一套不事张扬的作品。但这不妨碍它的深湛与精致。

　　这套书由明代名臣张居正协同翰林院讲官编撰，当年曾用来为年少的万历皇帝授课。目前，该系列已推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尚书》四种，《诗经》部分尚在整理过程之中。出版后短短一年之内，它已加印数次，颇受读者看重。

　　书中收录有这些古籍的原文，它的讲评部分系由张居正等人以明代白话文写成，与今天的白话文极为相近。而译注、评议等内容，则由今日的学者共同编撰而成。也许很多读者并不知道，这套为人称道的书到底倾注了这些学者多少心力。

　　这套书的主编，是南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陈生玺。日前，记者到其家中，走访了这位老先生，和他聊起了那些编书的故事。

　　陈生玺先生

　　在互联网上搜索“陈生玺”这个名字，想找找关于这位老先生的故事，搜索出的条目虽多，却常常只附着几行简历和一些著作的目录。

　　但这并不是这位76岁学者的全部。

　　在他的书房里，放着一本专著《明清易代史独见》，这是他的代表作，初版问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2006年又增加了部分新作，推出了增订版，颇受学术界的推重。一旁是他纂辑的《政书集成》。这套书收选了历代与政治有关的典籍五十余种，每种书皆撰有提要，厚厚的十大册，摞起来怕是有半米多高。

　　但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主持整理的《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帝鉴图说评注》，以及去年出版的、由其主编的《张居正讲评皇家读本》系列。这些书，都是明代名臣张居正撰写的。你也许无法想象，只是整理这些古籍，就耗费了陈教授退休后十余年的时光。他的大半心血都倾注于此，掂在手里，颇能感觉到它们的分量……

　　站在摆满这些书的房间里，犹如置身一幅版画之中。在画面里，桌上的故纸堆层层叠起，终年散发着古朴的味道。桌旁的人览卷执笔，记录下典籍中的智慧。时光从这身形旁边流过，为他留下一头白发，雕刻出岁月的痕迹。这幅画让人觉得平静、清雅，现代社会的一切喧嚣，似乎都被挡在这画面之外。

　　他没有心思去顾及那些喧嚣，因为时间曾薄待于他，使他错过了多年的好时光；他只希望集中精力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推介给大众，因为现实曾忽略这些传承千年的文明，使我们这个国家承受了本可避免的伤害，而那些伤害也曾波及到他的身上。

　　46岁的大学助教

　　1932年，陈生玺出生于陕西，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同年随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攻读明清史副博士研究生。年轻、名师、高学历，摆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条金光大道。但接踵而来的“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彻底改变了一切，剥夺了他学习和从事研究的权利。此后他被送到郊区农场劳动数年，随后分配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做了一名管理员，这一做就是17年。

　　他失掉了触及学术的机会，却得以与书籍亲近。那时候他的心情相当压抑，朋友、熟人都疏远了，他只有用读书填补心灵上的空白，从那时起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学和哲学著作。他说，当时白天工作很累，只有利用晚间读书，自己常常读至深夜。他有做读书笔记的习惯，日积月累，竟攒下了厚厚的十多本心得。而这些心得，“文革”中曾被怀疑是“反动日记”和“变天账”，使他被抄家、审查。但是他说，这些阅读体验开阔了他的视野，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使其能用更发散的思维探究学问。所以对他而言，那是一段有得有失的苦涩岁月。

　　1978年，在郑天挺教授出面等情况下，陈生玺终于结束了管理员的生活，回到学术岗位。那一年，他已经46岁了，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只能从助教做起。46岁的助教，这在今日，怕是令人无法想象吧？

　　千字十几元的稿酬

　　随后十余年的时间里，陈生玺在明清史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建树。但他一直在思考：“文革”十年，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失去了理性？为什么古已有之的教训，在今日仍有与之相似的情形出现？在时下，为什么常有“诚信缺失”“道德缺失”等哀叹在我们的耳边响起？

　　幼年时，陈生玺就曾读过《孟子》等古代著作。遭遇人生的波折后，他痛定思痛，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些传统经典，试图从中寻求答案。对传统的一度批判与否定，或者改变了我们体内文明的基因，而重温先贤的理念，也许能为今日与将来找到借鉴。陈生玺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已经证明抛弃传统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所以我希望能将传统中的精华介绍给大家，使之能被继承下去。”

　　这样的理念太富于人文气息，甚至有些理想化。而理想需要巨大的付出作为支撑。就拿《张居正讲评皇家读本》系列来说，陈生玺等几位编者花费了近五年时间才将其中的《四书》与《尚书》部分译注完成，而编者中的一位王老先生今日已经作古。陈生玺不会用电脑，那几十万字的稿子就那么一笔一笔地写在纸上，订成了许多厚厚的大本。

　　这套读本中的《诗经》部分迟迟未出，因为全国仅存的一个古本藏于北京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中，被校方视为珍物，不肯借出，甚至连拍照都不允许。无奈之下，陈生玺只好请该校的一位研究生帮忙，由后者带着笔记本电脑，到图书馆中将那个版本逐字录入。而古本中有许多古字，或无法输入到电脑中，或不被录入者所识。因此在今年春节前夕，陈生玺与另一位编者一同前往该校，在图书馆里泡了三个星期，逐字做了校对。陈生玺虽已过古稀之年，却是这些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与之一同前往的那位老先生，竟已年过八十。看到两位白发学者在严冬腊月中辛劳如此，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感佩不已，也开始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方便了。

　　与繁重的工作相对照的，是出版这类图书的微薄酬劳。陈生玺说，整理古籍出书的报酬不高，前些年一千字只有十几元。这样算来，一部几十万字的书，整理起来虽然要花上一两年时间，却只能换来不到万元的稿酬，而均摊到几位编者手中，再除去查找资料所花的车马费用，所剩无几。

　　陈生玺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曾邀请他写一篇传记稿，正文2500字，加上考异、长编等内容，约一万字。那篇传记的酬劳是一万元，几乎是一个字一元钱，相当于知名作家的稿酬。但陈生玺为了编这套读本，只好将之暂时搁置一边。也许只有在这种时刻你才能明白，信念究竟能使人舍弃何种东西。

　　年岁已经开始和陈教授的身体讨价还价。白天的时间被他用来做研究，晚上则用来写一点毛笔字。他说自己是个“角色演员”，做学问时太容易“入戏”，往往为此太过兴奋，无法安然入睡，所以靠写毛笔字来舒缓情绪。待到张居正的这套读本出版齐全之后，陈生玺还打算推出修订版本，等待他的还有许多未完的工作。至于这样的工作会持续到何时，他说：“只要我的身体允许，会一直做下去。”

　　在历史与传统中反躬自省

　　《张居正讲评皇家读本》（四书部分）出版之时，正是“传统复兴”“国学热”“读史热”流行的时候。但与大多凑热闹的书不同的是，它的编者带有并不功利的目的。这套丛书的筹划，始于1998年《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出版之后。它承载了几位学者的理想：以史为鉴，续接曾经断裂的传统，让当下的读者、社会在深刻的阅读中反躬自省。

　　不要用今天的尺子去衡量历史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古代解读四书的著作很多，您为什么关注张居正编撰的这套“皇家读本”呢？

　　陈生玺：首先，这套书是张居正协同翰林院讲官编撰而成，并用来给万历皇帝讲解的；其次，当时万历皇帝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所以它采用明代最通俗的白话文进行解释，非常通俗易懂；而且这套书的目的是为了让皇帝增长知识，所以解读起来很客观，没有偏见。我觉得这是继宋代朱熹之后对四书解读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历史意义很重大。

　　快 报：您觉得当下它的读者群是什么样的？

　　陈生玺：我觉得只要是有一点国学基础、愿意读这些书的人就可以去读。毕竟它是用白话文讲评的，好懂。等到这套书的《诗经》部分出版后，我们打算将现有的版本做一次修订。因为当初我们为每本书都加了注释、译文和评议，其中在评议部分下了很大工夫。可是出版方出于成本的考虑，只把《大学》《中庸》的评议加以收录，关于《论语》《孟子》的评议则没有。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不完善之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评议使读者明白，张居正当初是如何认识四书的，今天又该如何去理解他的认识。

　　快 报：写评议是不是编书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

　　陈生玺：很费心力，我有时一天连三条都写不了。这评议主要是从学理的角度对书中的内容加以分析。写这些东西，必须要建立在对经典的通盘理解之上。我在这套书前加了导读，提出要点，告诉大家应该怎样读四书。别看导读的字数不多，但花了我半年的时间去写。那一阶段我每天在屋里大声朗读书里的文字，因为只有把它读熟、读懂，才能进一步理解它们的含义。

　　快 报：您觉得今天的人该怎么读四书呢？

　　陈生玺：首先要读懂，用历史的眼光去了解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从而理解它的本意，而不要用今天的尺子对它随便加以衡量。比如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有人就认为：难道父母在的时候就不能出门？并就此批评孔子保守。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孔子后面还有一句话：“游必有方。”就是说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告诉父母一声到哪里去，有个方向没有。你想，古代交通不发达，没有那么多交通工具，出门一趟短期内可能无法回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向父母禀告一声去处，不让他们为你的安全操心，有什么不对呢？再比如孔子说“君君臣臣”，并不是一味宣扬君主专制。事实上他是反对君主专制的，认为君王应与臣下共同商量办事。所以我们对待古代文化，不要随便批判或褒扬，要按原意读懂了之后再发表意见，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

　　对于丹的非议

　　源于对孔子的不同认知

　　快 报：《百家讲坛》现在是宣传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但它涉及四书五经的内容不多，目前只有于丹解读《论语》的反响比较大。您对她的阐释怎么看？有人批评她的理解有错误，甚至在字义上犯错。

　　陈生玺：我对她基本是肯定的。不久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件事。她能通过自己对《论语》的学习，结合对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些问题的体会，根据自己的理解用最通俗、大众化的语言讲解心得，阐发孔子的基本思想，大胆为孔子正名，把过去歪曲了的历史纠正过来，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清除人们对孔子认识上的疑虑，对文化经典来说是一次最有效的普及。我觉得她功不可没。我认为她对《论语》有相当的理解，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她能很熟地背诵。至于说错误，因为她毕竟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所以在学理上的分析略差一些，有些内容只是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的。做这样的研究到底不是简单的事情，要彻底读懂它需要下很大工夫。比如你要搞清它的历史背景，就得读《史记》《左传》一类的典籍，这样才能明白它之所以深刻的原因。

　　快 报：有一些人对她解读的观念也不认同。

　　陈生玺：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对于丹讲《论语》有许多非议，不单是对她有不同的看法，而是源于对孔子的不同认知。我觉得“究竟该如何看待孔子”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孔子看到了人类社会中最本质的问题，所进行的思考超越了时代的界限，所以他的思想直到今天还有用。比如他讲该如何做人，就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他生活的春秋时代，诸侯都怕自己被别人兼并，却又想去兼并别人，就是将自己所不愿的事情施加于人。所以孔子告诫人们应该以恕道待人。你看今天的社会，有很多人被骗的时候痛骂骗子，可是一转身他又去骗别人了。这难道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批判的现象吗？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个《法国人权宣言》，是罗伯斯庇尔起草的，里面直接引用了这句话，可见孔子思想的影响。孔子曾被西方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他的思想对整个人类都有贡献。为什么他能被外国人认可，反而得不到我们的承认呢？

　　快 报：我觉得儒家只是一个代表，其实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精华都应重新审视。

　　陈生玺：十五、十六世纪，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从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我们现在面临商品经济的冲击，拜金主义猖獗，道德缺失，诚信危机，就更应该从先哲那里寻求经验，加强人文教育，恢复民族自信。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复古”也是创新。

　　快 报：您觉得传统文化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陈生玺：中国传统文化告诉你怎么待人接物，怎么反省。儒家哲学就是反省的哲学。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说，看见贤人你要向人家学习，见到不好的人就要反省，看自己身上有没有他的那些毛病。人要学习、进取，同时也要有道德完善和自我修养的提高。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来说，不反省就不能进步。

　　搞历史要对人物有全面的评价

　　快 报：作家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得过茅盾文学奖，影响过不少读者，似乎人们现在对这个历史人物很感兴趣，希望了解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陈生玺：张居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当政时间不长，只有十年，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明朝搞得很有起色，所以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力。当然这个人也有一些问题。搞历史和写小说不一样，作家出于自己的需要，可能会舍弃一些素材，然后自己编一些情节，借此把人物塑造成某方面比较突出的形象，但搞历史要对人物有全面的评价。

　　快 报：张居正、朱元璋这些明代人物这两年很“火”，伴着这种现象的是所谓的“明史热”，您觉得人们为什么会对明史感兴趣？

　　陈生玺：朱元璋出身贫苦，从他起义到称帝的过程中，发生过很多故事。而就像他的经历一样，整个明代的故事都很多，有时还有些传奇色彩，因此能用来通俗化的素材也多，再加上它距离现在相对较近，所以就容易受关注。

　　快 报：现在像《明朝那些事儿》一类的书很流行，您知道吗？

　　陈生玺：知道，但是没时间去看，这类书太多了。

　　快 报：《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不是科班出身，他通过阅读大量史料后，用文学化的笔法重新讲述历史，您对此认同吗？

　　陈生玺：我不反对这样做。不一定非得是科班出身的人才能解读历史。但我觉得这种解读应建立在利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当你评价某个人或事时，应该看看学术上对其是如何解释的。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被历史否定了的事情，就不能歪曲成是“好事”。再有像武则天、朱元璋这些历史人物，都有过失的一面。如果你的解读不是建立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就只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材料，从而做出片面解读，继而误导大众。历史应该普及，但要普及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研究的意义在于什么？就是告诉人们何为真实，何为是与非。写电视剧也好，写书也好，不能为了猎奇而故意将历史故事化，不能为了销路、收入就随便乱写，要禁得住诱惑才行。

　　快 报：您对“读史热”怎么看？

　　陈生玺：这是好事。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会回想他的一生，反思自己哪些事做对了，哪些又做错了，对、错的原因又是什么。读历史和这种情形很像。我们的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史料保存得比较完整，古代文明始终没有间断，被传承了下来。古人为治理国家想了很多办法，这些东西应该为我们所借鉴。不能像以前那样，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眼光将其全部否定。

　　要把好的东西继承下去

　　快 报：您的本职工作是研究明清史，做这套皇家读本花费了您那么多时间，对您的研究有没有影响？

　　陈生玺：编撰这套书对我来说也有损失，因为本职研究被耽误了很多。我的许多同行觉得，如果我全力专注明清史研究的话，还会有些成绩。但是这套书，我觉得一定要做，且要善始善终。

　　快 报：这种想法和您的经历有关吗？

　　陈生玺：我是研究历史的。历史就是要为人们总结经验教训，不让过往的悲剧再度上演。还要把好的东西继承下去，传递给下一代，这也是积累人类的智慧。

　　快 报：所以对您来说，这比在学术上取得更多的成绩还重要？

　　陈生玺：是的。

　　快 报：您的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他的做人和治学态度对您有什么影响？

　　陈生玺：他这个人很淡泊。在他三十多岁时，他的妻子就去世了。以他当时的条件，完全可以再成一个家。但他曾说过，有时耳闻目睹现实，担心重新组建家庭后会被很多琐事所累，耽误工作，所以从此孑然一身，只是专心做研究。他强调做学问始终要有根据，前后一贯，反对浮夸，认为学者写文章不在量多，在于质高，要言简意赅，搞研究时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我觉得自己无形中是按照他的教诲来做学问的。

　　快 报：您自己在带学生时是怎样的？

　　陈生玺：我习惯于从严要求。《礼记》上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民知敬学。”这个“严”字是“尊重”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老师得到尊重，他所传授的道理才能得到学生的重视，学生才会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文革”中，学生反对老师、批斗老师，简直无法让人理解，这是毁灭教育。还有句古话叫：“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意思是善于唱歌的人能让别人跟着自己哼唱，善于教育的人能使学生继承学习的志向。我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