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创作,主要还是针对各类展览赛事而展开的。为了适应展厅的展览效应和现代观众的欣赏口味,参加展览的书法作品,大都注重在幅式章法、字形结构、墨色变化乃至用纸用色等方面求新求异,以打破固有的均衡与常态,意在平面构成式的设计制作中,来满足对视觉张力的需求,有明显的美术化倾向。

　　当代书法创作,主要还是以继承创新为主流。在“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精神感召下,每个搞创作的人都跃跃欲试地一显身手,他们热衷于对传统的取法作重大突破,从以前单纯的碑帖之分,将视线扩展到名不见经传的一些诸如秦汉砖瓦文字、敦煌写经残纸以及民间的契约俗书等鲜为人知的原生态字体上,以期获得更加丰富的创作题材,更新的视觉感受和更高的审美价值。

　　当代书法创作,还受制于当代艺术思潮和展览评选机制的影响。在信息爆炸、媒体汹汹的时代背景下,在此起彼伏的各种思潮中,当代书法创作的热点也表现出“风水轮流转”,以求变为创新,缺乏相对的稳定性,难免陷入那“各领风骚又一年”的尴尬境地。

　　当代书法创作,在经历了中原书风、民间书风、流行书风和小草书谱热,大草明清调热的洗礼后,目前又轮回到以“二王”帖派体系为代表的所谓“新帖学”创作热点中来了。君不见,眼下各类书法展赛中,那些将晋唐以降的经典法帖截章择字,重新排列,组合放大,再施以现代水墨效果而登堂入室者甚夥。这种被冠以“新帖学”美誉的刻意仿摹之作大行于世,成了新的时尚,大有“书生复古”之概。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刻意摹仿的制作方法,对当代书法创作的继承创新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认为,对传统的继承,首先应该是精神上的一脉相承,而不是表面形式的摹仿。中世纪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那是高扬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大旗,反对神权大一统的运动,而不是简单地恢复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一文中讲道,对于传统的学术思想,我们要接着讲,不要照着讲,“阐旧邦以辅新命”,这种方法论,对当代书法的继承创新应该具有启示和指导作用。

　　至于帖学,简言之,是历代文人遗存的经典墨迹或将其翻刻以供后人研究临习的范本统称。古代文人视写字为日常功用,在长期用柔软毛笔书写的过程中,酙酌点画,品味禅性,并逐渐体味到其中具有宣泄块垒、寄托情感和抚慰心灵的妙用。从“书以载道”到“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孙过庭)，书法完成了从实用功利到艺术审美的转换,这是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规律总是比表面现象来得简单,那些被捧为圭臬的帖学经典墨迹,大都是些“无意于佳乃佳”的偶然之作,而非刻意的制作。“偶然性即创造”(杨福音)。注意,“无意于佳乃佳”的偶然,只是一种状态,一种心境,而不是创作的方法,让我们试着读一读传世的帖学三大行书《兰亭序》、《祭侄稿》和《黄山寒食帖》,领略一下书法这门“心灵艺术”在偶然而然中所展示的时代精神和书家的人格魅力。

　　《兰亭序》是东晋王羲之的盖世之作。那个年代,世事纷扰,人生无常,一时间鹤怨猿惊,朝不保夕。但在艺术史上,却是一个被人艳羡的时期。弃名教,重精神自由,在大气磅礴,吞吐八荒的汉、唐之间,形成了一个“深深的旋涡”(韩玉涛)。这个旋涡就是趋向深析,精于思辨的玄学之风。

　　乌衣弟子王右军,飘逸出尘,“既去官,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晋书)宽衣缓带,玉柄麈尾,服“五食散”,飘飘然俨若神仙中人。在那充满矛盾的年代,右军也是矛盾的,他笃信“五斗米道”,神往林泉高隐,却又躬行“礼玄双修”,愤世忧国。一方面“以骨鲠称,激切直博,凡所处分,动合时宜。当为东晋第一流人品”(明,张泰阶),却又常于竹林优游,放浪于兰亭雅集,曲水流觞,一唱三叹地耽味人生。他所偶然醉书的“兰亭集序”,书文并茂,成为千古佳话,成就了他“书圣”的美誉。“兰亭序”书风简约玄淡,笔墨清雅骨峻,通篇那飘逸之姿,难道不是被右军心中那股“玄风”所搅动?难道不是右军体任自然,拓展内在生命的自由人格写照吗?在“笔所未到气已吞”的盛唐,造就的是颜真卿这样的耿介之士,他为官清正廉明,做人刚直不阿。《祭侄文稿》是他悲情扛鼎的偶然之作,有千钧之势。请看,笔力沉雄勃郁,线条浏漓顿挫,字里行间更是元气充沛,铜皮铁骨里又蕴含古秀,完全是儒家“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的审美体现。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将其列为“神”品第一,“发于笔翰,刚毅雄恃,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宣和书谱》亦评其书“精神见于翰墨之表,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正是观书如读史,这哪里是在品书,全都被鲁公那“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所震撼,《祭侄文稿》也就是他道德人格的元神再现。

　　再有两宋一代,虽国力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在文化艺术上又远离汉唐盛大气象,但在书法史上却自开生面,士大夫崇尚书法,稍有余暇,常以笔墨为供养,“书是君子之艺,程朱亦不废”。(冯班)四大家苏、黄、米、蔡更是天真烂漫,写意之风大盛,也就是后人艳称的“尚意”。

　　东坡居士一生坎坷,政治失意,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身心疲惫的他,早已失去了“大江东去”那蹴踏宇宙的气概,吟咏之余,醉心参禅,精研佛老,“间一二日,轧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东坡集)。在“齐得失、泯荣辱、等生死”的心境中,他写下了金刚不朽的《黄州寒食帖》诗卷,那清疏简约的笔致,或楷、或行、或草,圆颅方趾,风清沙白,淡定而从容,当写到“破灶烧湿苇,死灰吹不起”时,那笔,那墨,那盘桓游走的线条,早已是鸿濛一片了,哪里还管他是风动,还是心动,全然是“望凫如舟,望舟如岛”般山远景淡的寂寥清旷。“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项穆·书法雅言)，《黄州寒食帖》应当是坡翁那写意人生或理想人格的偶然幻化。

　　伟大的作品,透视伟大的人格,表现高华的气派。东汉张芝,魏晋王羲之,盛唐颜真卿,大宋苏东坡,明清傅青主,当代毛泽东等,他们都是时代的骄子,文化的巨人,艺术的天才和帖学的杰出代表。当前的“新帖学”应该怎样来继承创新才“有意义”呢?这对我们当代的书法家们是一场智慧及才情的考验和挑战,但可以肯定,那种刻意制作的摹仿之作,绝不是帖学需要继承发展的精髓所在,顶多算是一些“扯淡的小品”而已,与真正的继承和创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