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画

                                             　沈尹默诗稿

                                              　吴湖帆画

                                                  江庸诗稿

   传统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以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心任务的文史研究馆，重视传统诗词的创作、研究和传承，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自1953年成立至今55周年，先后聘任了1118位馆员，其中不乏耆宿硕彦、文化名人。除了有各自的专业外，许多人还兼擅诗词创作。他们运用这一文学形式写景状物、评论时事、抒发情怀，写下了大量精彩诗篇。为了搜集和保存这些诗词，进一步开展诗词创作和文史研究，上海文史馆由著名作家田遨馆员领衔，选编了119位馆员的近千首诗词作品，辑印成《翰苑吟颂》一书，作为馆庆55周年的一份献礼。

　　百年来的上海诗词家

　　这本书所选诗词作者中，有前清翰林、进士、举人；有著名教授、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等文化界人士。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沪上同时代的一批诗词作家。1987年成立的上海文史研究馆春潮诗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较早成立的上海有影响的诗社之一。一批爱好诗词的馆员举办诗会，吟诵诗词，与外界交流，极一时之盛。馆员们不仅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而且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他们的诗词格律严整而又风格各异，不少人堪称诗词高手。考虑到这些诗词的文化价值和馆藏意义，我们选编中尽可能比较全面地搜集，特别是对前辈馆员们的作品。只是有的已难以寻觅，有的仅找到一两首。为了不致因搜集佚作而迁延日久，遗珠之憾是难免的。

　　《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表明，诗词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从而也为人类文明留下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兴”以振奋精神；“观”以观察世象；“群”以感化群众；“怨”以针砭时弊。诗词的这些功能、特性也鲜明地体现在本书中。以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的诗词为例。他于1952年写的《追述戊戌政变杂咏》18首以及作者自注，披露了当时的政变秘闻，非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事人不能为，具有很高的文史资料价值。政变失败后作者受到“革职”处分，离京南下到上海工作。1927年作者在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时，曾遭绑票。由于作者的人格魅力折服了绑匪而化险为夷。作者在被囚期间写了10首诗记述这一传奇经历。胡适看到这些诗后，慨叹作者被劫至盗窟六昼夜，诗中竟“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曾奉和七绝一首，一时传为佳话。又如江庸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抗战时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团主席，1949年参与国共和谈，见证了那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本书选编的三首《感事》，无不触及时事，有感而发。所选最后一律是1949年2月他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赴平山县西柏坡与共产党和谈，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与作者谈到诗，因此作者在临别时抄录了数首诗赠毛主席，遂使这首诗的内容及其交流过程，有了不寻常的意义。

　　百年来的上海诗史

　　文史馆的馆员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文史老人，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许多作者经历了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既有对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忧愤，又有对山河破碎、人民遭殃的深切同情。湖南籍女诗人陈家庆在“长城陷，金瓯缺”的年代，以清丽而豪放的诗词，表现南社志士“请缨”、“图强”的爱国情怀。楚云湘水，志向高远。丰子恺在抗战时曾举家避难到西南，在他的诗词中，人们可以读到他与家人，以及与同时代的文化人历经“避难”、“空袭”、“闻警报”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写照。解放后，馆员们用诗词讴歌新社会新气象，表达对党和政府的爱戴。书画家应野平76岁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诗词表达一位老知识分子不断追求进步的心声：“最喜平生第一事，老年入党愿初酬。”在十年“文革”中，我们的文史老人也在劫难逃。一些作者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特殊经历。如书画家陈佩秋“文革”中被囚于汾阳路地下室，她以“身着孤榻卧，心从众鸟飞”、“几经霜雪打，更显叶清新”等诗句，表达身处逆境仍高节迈俗的品格。吕子韬“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数年，他在诗中诉说了“三间茅舍作猪伴，十里荒滩结鬼邻”的艰苦生活，以及所遭受的“莫须有”罪名，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馆员们的诗不仅有诗史的作用，而且有心灵史的意义。沈尹默用五古体写的《秋明室杂诗》，古朴清奇，直抒胸臆，多有醒世之言，且具思辨色彩。五四时代，作者亦曾提倡并写作白话诗，但这并未消解他对传统诗词的不懈追求。从本书选的一部分词作，可以看到作者对每阕都认真用韵，力求凝练隽永。学者能诗是中国学术的传统。以深厚学养为底蕴的诗词，自有扣人心弦的力量。陈声聪（字兼与）曾被誉为海上诗坛盟主。晚年所著《兼与阁诗话》、《荷堂诗话》，继承陈石遗、狄平子、梁任公诸位前贤所著“诗话”风格，论列诗坛人物和诗风递变，颇有人文内涵。本书选取42首七绝，略加评注，以诗论诗，蔚为大观，显示作者深厚的诗词修养和学术功力。富寿荪自命为“苦吟诗人”。他的诗思致缜密，又经反复推敲，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时人赞许其有“唐音”、“杜味”不是偶然的。李书堂的《中秋夜起》等三首七律，都写夜景，作者用“残卷”、“老病”、“世味”等表达沉沉思绪、淡淡哀愁。中国传统诗词重意境营造和抒情传统。文史馆员多为老年知识分子，所抒情感，既有老骥千里的恢宏气度，也有暮年晚景的苍凉感怀。因人而异，因境生情。或豪放，或婉约，或高古，或写实。都以娴熟的辞章修养真实地反映作者的生态与心态。

　　百年来的上海诗意

　　结合各自的专业写作诗词，是本书作者普遍采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吴湖帆，在所著《佞宋词痕》里，为金石文字、碑帖墓志和书画作品题词，解读咏叹，兼涉考据。因着作者广博的学识和精到的专业眼光，诗书画印结合，自创词评一格。从本书选辑的《解连环》等词，读者可领略其诗词风格之一斑。另一位国画家申石伽，1940年即以巨幅竹画在上海展览和出版，轰动一时，赢得“竹王”的称号。如同苏轼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申石伽的题画诗也以其诗画相得益彰而得到读者的推崇。作者晚年大隐于市，恬淡处世，不受金钱诱惑，正如他在《戏题山水》一诗中所写：“何必换黄金，争得人憔悴”。如此境界，更使他的诗与画气息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