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毕玉才在辽宁,冠以“人民”二字、由省政府命名的“大家”有三位:人民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人民作家马加,人民鉴赏家杨仁恺。

　　2006年冬天,采访完默然老师,记者一直想采访杨仁恺,但杨老一直“困”在病床上。今年1月31日,杨老工作了一辈子的辽宁省博物馆终于打来电话,记者急匆匆地赶到省军区沈阳第一干休所。93岁的杨老风采依旧:发亮的额头闪着睿智的光,镜片后的双眸挂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微笑,但笑容已凝固在灵堂里那张冰冷的遗像上。

　　曾为杨老写过传记的作家徐光荣告诉记者:半个世纪以来,杨老在博物馆的库房里,发现了失踪800多年的旷世瑰宝《清明上河图》;在乡野民间,采集到了蒲松龄的原稿《聊斋志异》;在长春、天津等地,追缴回《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曹娥诔辞》等百余件书画珍品,并陆续弄清了几千件国宝的真赝和下落。当年,他和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同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现在七人之中已有五人去世。

　　“琉璃厂大学”毕业的大学者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为杨老传记所作的序里称“杨老不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鉴定家,更是一位大学者、大研究家”。但杨老闻言莞尔一笑,说:“我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古董店和地摊是我的启蒙老师。”

　　此话不假。1915年10月1日,杨仁恺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城。当地人传晋时王羲之曾游居岳池灵泉寺,于石壁上留有《兰亭集序》手迹;南宋时,骑驴过剑门的大诗人陆游也曾到过此地。耳濡目染,杨仁恺从小便写得一手好字。1932年,杨仁恺考入重庆公立高级中学,但由于父亲病逝,家道中落,成绩优异的他不顾母亲反对中途辍学,当了一名教员。三年后,又到300公里外的成都,在玉皇观街私立群觉女子中学教语文和历史,同时兼任《说文月刊》校对。学校离成都古董店云集的总府街很近,按杨老的说法,“日久天长,于不知不觉之间对之发生了如少女初恋的感情”。

　　当时的重庆正是陪都,云集了中国的一大批文化精英。期间,杨仁恺常与郭沫若、徐悲鸿、沈尹默、老舍、张大千、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等名人学者接触,边校边学,得天独厚。

　　抗战胜利后,杨仁恺出川进京,做了一名小职员。从此,琉璃厂成了他的“第二所大学”,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很快,他就与各古董店老板、伙计打成一片,见识了很多国家级珍宝,同时又结识了一批“国宝级”人物,对文物的恋情持续升温。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亲自替他向国家文物局写了推荐信,但因专业人员已经配齐没有去成。这时,杨仁恺得知东北正在招揽文博人才,便给一位在东北工作的同学写信。不久,便收到了邀请函,请他到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春天,杨仁恺来到沈阳,开始了长达58年的寻宝鉴宝之旅。补缀《四库全书》,清理溥仪出逃时被人民解放军和苏军截获的文物,追踪伪满皇宫散佚的国宝,参加全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组,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过目国宝6万多件,最后自己也成了“国宝”。

　　冯其庸说:“我尝从杨老游,观其鉴定书画,往往只需展开数尺或三分之一,即能识其真伪优劣,所作题识更是援笔立就,不假思索,非不思索也,而是杨老目力所及,早已成竹在胸也。”

　　1964年4月的一天,杨仁恺正在荣宝斋后院休息,营业科的田宜生突然跑来叫他,说有人送来一包破片。看到“破片”的那一刻,据杨老讲,他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一堆碎片里,竟然有37件书画名品,李公麟的《三马图》题跋、范仲淹的《师鲁二札》、北宋时期“喜穿唐服,遇石称‘兄’”的大书画家米芾的稀世珍品《苕溪诗卷》均赫列其中。尤其是米芾《苕溪诗卷》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落笔迅疾,纵横恣肆,千金难求。

　　后来,荣宝斋把这批国宝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独具慧眼”的鉴赏家

　　1922年11月16日到1923年1月28日,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把故宫内收藏的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秘盗出宫。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宫后,这批文物随溥仪辗转流落长春。1945年,伪满洲国随着抗战胜利土崩瓦解,溥仪从这批文物里精心挑出57箱书画珍宝,仓皇逃往通化大栗子沟。后来溥仪欲逃往日本,于是选出一小木箱精品登机,在沈阳机场被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小木箱也被没收。

　　杨仁恺到沈阳不久,就接到任务,清理溥仪出逃时被截获的“东北货”。这天,他从库房拿出一长卷,慢慢展开,目光游过5米多长的绢本,当即被该画宏大的场面、严密的结构、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线条震撼了。他急切地寻找款识与题跋,可惜,这幅题为《清明上河图》的画作上竟没有作者署名,但是画后有金代张著的题跋,标明作者为张择端。

　　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自北宋以后就失传了,800年来,人们只闻其名,未谋其面。民间流传着许多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仿作,这次溥仪出逃,所带的《清明上河图》不是一件,而是三件,真伪难辨。

　　“谁也没见过原画,所以只能靠文献记载判断。”杨仁恺茶饭不思,遍查古籍,最终认定这幅画就是张择端的真迹:第一,画的编年没有问题,内容和《东京梦华录》里的记载一致。比如,当时开封的桥是木头桥而不是石头桥,其他两幅上都是石头桥,只有这幅是木制结构;第二,它是民间风俗画,风味十足,非常细致,具有宋代国画的时代原貌。而其余两张一看就是坊间货,内容和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对应不起来。

　　从此,杨仁恺的名字与《清明上河图》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有人作诗赞扬他的发现———

　　世人寻他逾千载,竟没库内旧画中。慧眼识宝惊内外,千年剧迹放异彩。

　　不久,这幅稀世之宝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调去参展,再也没回辽宁。直到51年后的2004年11月,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建成之日,它才回到沈阳“省亲”,在沈城引起轰动,出现万人争睹国宝的场面。此时的杨仁恺,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

　　发现《清明上河图》后,杨仁恺又奉命到长春追缴散佚的国宝。原来,在溥仪率领皇亲国戚逃往大栗子沟后,尚存的大量珍宝立即陷入了贪欲的魔爪中,禁卫队的“国兵”先是偷偷摸摸地拿,后是明火执仗地争,最后干脆明目张胆地抢,众多国宝落入个人之手,甚至被撕得身首异处,著名的《三马图》即在哄抢中被“五马分尸”。

　　杨仁恺率领其他两位同志上长春、下天津、访京城,日夜穿梭在城乡的大街小巷中。查阅档案,走访知情人,提审在押犯人,追缴流失文物,一天只吃一顿饭是常有的事,常常是一连几天谈话,谈到口干舌燥,喉咙痛痒。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工作组共回收伪满皇宫流失的文物170种319件。每回收一件国宝,每打听到一件国宝的下落,杨仁恺都会写下详细记录。其后40多年,无论是到全国各地鉴宝,还是到国外参观讲学,他一直关注着这批国宝的命运,终于在1989年完成呕心沥血之作《国宝沉浮录》,对每一件书画的著录、真赝、散佚递藏情况、现今藏处都一一注明,是迄今为止寻访故宫国宝最详实的“地图”。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一上市,便成了当年最畅销的书。

　　翻阅这部近60万字的巨著,谁会想到,这是杨老用一只眼睛一字一字码出来的。“文革”中,造反派说他是邓拓的走卒,三次抄家,多次批斗,一个耳光打得他视网膜脱落,而且不准他住院,杨老的右眼从此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零点几。一只眼睛担负两只眼睛都难以承受的重荷,他经常感到眼睛酸胀,疼痛难忍,无奈只好反复按摩,频繁地点眼药水,照常工作。

　　有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主持人问杨老:对于一个文物鉴赏家来讲,眼睛是不是最重要呢?杨老笑笑,说:是啊,我是一只眼睛,“独具慧眼”嘛。

　　 爱咬死理的“好老头儿”

　　“杨老才大,学问大,但是待人却极谦和、毫无架子,遇之如春风,接之如冬阳。”冯其庸这样评价杨老的为人。

　　《中国文博名家画传———杨仁恺》的责任编辑崔陟也说:“接触多了,我发现杨老有个特点,就是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说句大不敬的话,真是一个好老头儿。”

　　前文提到的那位一耳光打瞎了杨老右眼的青年,在杨老重回岗位担任博物馆副馆长之后,仍然在杨老手下工作。一次调薪,在提薪名单中有这个青年的名字,“杨馆长能不能同意?”办公室主任犹豫了好长时间,才拿着名单找到杨仁恺,杨仁恺毫没犹豫:“我同意,上报吧。”

　　经历过多少人生的历练,才会有如此豁达的心胸?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对于区区个人恩怨,杨老一直坚持“让人三尺”。但是,在原则性的学术问题上,杨老绝不退让一步。

　　1951年春,由蒲松龄后人保存了250年的《聊斋志异》手稿上半部转到了杨仁恺手里,他花费3个月的时间对25万字的半部书稿逐字逐句校勘,收集了很多资料及旁证,确认手稿是蒲松龄真迹。本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影印出版,但在审读期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认为,这部手稿并非原稿,而是手抄本。《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也赞同他的观点。

　　面对高山仰止的两位大家,杨仁恺虽然崇拜,但并不迷信。为了求证自己的判断,他除了进一步研究书稿,还尽可能地寻找可以比照的“物证”。其中一件是蒲松龄后人蒲文珊捐赠的蒲松龄《农桑经》手稿残卷,另一件是蒲松龄画像,上有蒲松龄题字。几相比较,其书法皆近于楷书,间架、行气和运笔如出一辙。他向出版社力陈自己的鉴定意见。恰在这时,青岛又发现了蒲松龄长诗《古风》手迹,两相对照,书法风格完全一致。杨仁恺便在论文《谈〈聊斋志异〉原稿》中,再次确认了原稿的真实性。后来,人们对于《聊斋志异》原稿认定渐趋一致,文学古籍刊行社很快编辑出版了《聊斋志异》原稿影印本。

　　杨仁恺与谢稚柳早在重庆时就是好友,上世纪80年代又同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断断续续在一起工作了8年,足迹遍布全国22个省。鉴定意见不约而同时,“七位大师”抚案击掌大笑,顽如孩童;结论不一致时,便争得颈粗面红,最后在鉴定结论上把每个人的意见原样留存。

　　在鉴定《簪花仕女图》时,杨仁恺根据画面上的每个人物及穿梭于人物间的小狗、丹顶鹤与辛夷花,翻阅了唐代风俗、时尚的诸多记载,又将仕女图的构思、形象、气韵、线条、赋色等同唐代其他作品进行比对,认定《簪花仕女图》是唐代贞元年间的作品,而且很可能出自周昉的手笔。令杨仁恺没想到的是,首先对此提出异议的竟是老友谢稚柳。谢认为,《簪花仕女图》并非周昉作品,也非唐人作品,而是五代南唐的作品。为此两人在报刊上展开多次交锋,论辩中表现出的互相尊重与严谨态度令人感动。

　　1997年3月,听说谢稚柳患病,杨仁恺夫妇万分焦急,当即飞沪探望,两位老人谈到书画鉴定中的争议,不禁相视而笑。没想到,三个月后,谢稚柳溘然长逝,杨仁恺悲痛万分,再赴上海,题诗致哀。

　　“国宝”家里无国宝

　　辽宁既非齐白石故乡,也不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但是,辽宁省博物馆却收藏了齐白石500余件书画金石作品。为什么?辽宁省博物馆馆长马宝杰对记者说:“这里有杨仁恺先生的功劳。”

　　杨仁恺在北京琉璃厂“念大学”时,就经朋友引见,拜访过白石老人,并请老人治下“杨仁恺”和“杨”两枚印章。到沈阳后,恰遇白石老人的三儿子齐子如、白石老人恩师胡沁园的孙子胡文效也在东北博物馆工作。近水楼台,杨仁恺建议馆里征集齐白石作品,领导批准了这个建议,由杨仁恺负责,齐子如和胡文效协助。

　　于是,杨仁恺频繁地到北京“白石画室”向老人订购画作,并征集老人各个时期的作品,白石老人也向东北博物馆赠送了一些作品。后来,齐子如患病,白石老人不断有手书捎来,“赐如儿寿比爷长”、“愿如儿健步加餐长寿年”,拳拳父爱令人动容。天不遂人愿,53岁的齐子如英年早逝,杨仁恺心怀悲痛,却不敢告诉老人,直到老人去世。

　　“父亲一生鉴宝无数,却从不收藏,家里找不到一件国宝。”在灵堂里,杨仁恺的儿女们对记者说,“不是没有人送他古董,是有人送给他他就捐给博物馆。”

　　杨仁恺从事文博工作五十年,省政府为他举行纪念活动,国内外许多知名画家、书法家为他创作了近百幅书画作品,他全部交给了辽宁省博物馆收藏。1994年他应邀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讲学,期间为当地鉴定文物,得到一些报酬,他将两万多元鉴定费如数交给了博物馆。

　　2000年8月,菲律宾华侨庄万里子女邀请杨仁恺到菲律宾鉴定父亲生前收藏,尽管公务缠身,杨仁恺还是不远万里飞赴马尼拉,冒着酷暑,在庄氏“两涂轩”鉴定了这位爱国华侨生前收藏的几百件文物,其中仅宋元明清珍品就有百余件。85岁的鉴赏家的敬业精神令老华侨子女感动不已,杨仁恺回国不久,他们即按老先生遗嘱,将200多件文物捐赠给祖国。

　　杨仁恺不仅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其本人的书画作品也独树一帜。但杨老一直坚称自己的作品“不能入流”,因而惜墨如金。然而,听说“的姐”林红艳领养的13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同时考上了大学,1万多元的学费没有着落时,杨老当即挥毫泼墨,写下唐朝诗人杜少陵的著名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沈阳万盟集团董事长谷峰出价两万元买下这幅字,杨仁恺转手将钱全部交给了林红艳。

　　有位企业老总求他写字,他一挥而就,十个大字跃然纸上:“凭良心做事,靠本事吃饭。”字体遒劲,直逼人心。

　　杨仁恺有六个儿女,个个有出息。杨老深感欣慰:“总算没给社会出次品。”然而,六个孩子没有一个子承父业。有人问杨老:“您打算把这些知识和财富传给谁呀?”杨老仍是温和地笑笑,说:“传给社会,传给后人呗。”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透过杨老写下的这副对联,我们可窥见他坦荡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