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县民政局 梁星毯
《文化盛世的启示》一文，让笔者增长了许多文史知识和宗教知识，大受教益。但细读之后，也发现几处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第一部分谈到宋代的史学特别发达。“欧阳修撰有两部正史，即《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这里的“《新唐书》”作者还应补加“宋祁”才准确，两位史学大师的合著之功不可只让一人独享。
二、“乾德四年”不可写成“干德四年”。文章第七部分：“但有一件事刺激他(宋太祖)重视文士。干德改元，他曾告喻宰臣，年号需择前代所未有的。后平蜀，蜀宫人入宫，其镜竟有‘干德四年铸’字样。太祖出示宰臣，皆不能对，而学士窦仪说：‘蜀主曾有此号，鉴必蜀中所得。’太祖感慨道：‘作宰相须是读书人。’从此大重儒臣，并劝臣子读书。”这段话“干德改元”与“干德四年铸”中的“干德”应是“乾德”之误。干与乾的关系可参见《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1040页)。“作宰相须是读书人”应为“宰相必用读书人”(参见《幼学故事琼林·文臣》)，“必用”两字方见皇帝之言的份量。
三、第五部分：“淳佑六年(公元995年)”是个“乱点鸳鸯谱”的错误。公元995年是宋太宗至道元年，也可说是淳化六年(两者相叠)，但决不是淳佑(祐)六年。“淳祐”是宋理宗的年号(1241—1252)。此外，“淳佑六年”与后段“元丰末和元佑初”中的“佑”均应作“祐”。古代取“祐”义的年号有很多。
新疆库尔勒市巴州党委党史办 叶才林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文化成就举世瞩目，理学、宋词、话本、史学及闻名世界的三大发明，犹如璀璨明珠，熠熠生辉，在中国古代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誉。
宋代教育的兴盛既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也可看作是其经济文化发达的原因。发达的宋代教育，大大拓宽了宋代社会的受教育面，不断发展的宋朝教育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这对于科技、思想等各个领域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为话本等通俗文学的流行发展创造了环境。因此，在宋代既有思辨性极强的理学的高度发展，又有话本等通俗文化的流行。既有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又有沈括在科学技术上的多项创造。既有苏轼这样的豪放派词人，又有李清照这样婉约的旷世才女。宋代的教育，普及层面涉及士、农、工、商各个层面。宋代的教育发达表现在文学、艺术、科技等各个领域。宋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教育的伟大作用，启迪智慧，完善品德，造就人才；移风易俗，兴利除弊，治国安邦。
不可否认，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我们回顾辉煌灿烂的宋代文化，并非是在拿着古人的成就沾沾自喜。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能为我们今天的教育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我想这也是曾枣庄先生这篇演讲的初衷之所在。
解放军驻辽宁丹东某部 高海廷、李祥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