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开场语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繁荣富强和共同富裕。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反抗压迫与侵略的斗争绵延不绝；另一方面在科学和思想上也从没停止过追求进步摆脱落后。今天我们请清华大学著名教授何兆武先生来谈一谈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化的问题。“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天是过去的延伸，也是未来的起点。无实力无以言尊严，不变革无以图自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来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已经使中国和中国人具有了崭新的面貌，并将在开拓和创新中成为真正的巨人。
在开始今天的演讲之前，首先要向大家道歉。因为身体的原因，我没有精力准备很详细的材料，疏漏和不足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我要讲的内容大概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讲中学和西学，后一部分讲近代化。现代化和近代化这两个名词是一样的，都是modernization。中学，大家知道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不过传统习惯上它包括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文明，一直可以算到19世纪为止。19世纪以后，中国开始正面地、大规模地跟西方的学术思想接触，这些学术思想当时就简称为西学。下面我讲的是自己个人的理解。
一、中西学术之争的历史背景
先说一下中学。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古国。这个文明古国几千年以来形成了它一套行之久远的而且深入人心的学术和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简单地说就是以孔子的儒学为中心的一套道德系统和意识形态，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学。
18世纪的时候，英国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超级大国，那时候中国依旧闭关自守，自视为天朝上国。当时英国派了一个使臣到中国来见乾隆皇帝，要求通商。乾隆皇帝的答复是，我们中国是天朝上国，什么都有，允许你们来中国通商是天朝上国的恩赐。中国是天朝上国，别人都是落后的蛮夷，这种心态我想当时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有，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也都有。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这对于中国是非常大的打击，这么一个天朝上国怎么被一个“蛮夷之邦”打败了？当时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开始反省，觉得西方坚船利炮比我们厉害，所以以后要对付洋人就要师（学习）洋人的长技，也就是吸收西方比较高明的技术跟他们打。这是中国思想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人们不再认为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是高人一等的，中国还需要学习西方的技术。
当时少数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很新的观点，就是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学习的知识，都是三纲五常，这是中学，它的统治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但是要辅之以西方的技术。在此以后，相继有一批人持这样的看法，他们是最早的“洋务派”，认为不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不能立国的。所以后来就有了江南制造局、马尾造船厂以及同文馆这些机构。这以后，人们又认识到搞技术必须要有科学基础，可以说人们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当时具体地说就是学习数理化等知识，就我看到的材料来说，在19世纪60年代，有一个中国人李善兰，是北京同文馆的数学总教习，相当于今天的数学系主任，他第一个把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也就是近代的科学体系介绍给中国，这已经比西方晚了两个世纪。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已不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中学与西学之争，究竟应该学习中学还是应该学习西学，或者两个都学。主张学中学和主张学西学的两个阵营互相辩论也好，竞赛也好，都是跟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接连打了败仗，中国越是打败仗就越要强调学习西学。半个世纪以后到1894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被日本打败了，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因为日本过去被中国看作是一个藩属国。当时中国的知识界认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在制度、文化各方面都学习了西方，即所谓“脱亚入欧”，所以才把中国打败了。因此4年以后，也就是1898年中国出现了戊戌变法。应该说戊戌变法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了一步，变法者主张中国不能只学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整个社会制度而独立，一定要有一个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所以当年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我们也要有议会，“通上下之情”。后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一直还在争。争到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国知识界或思想界、学术界都参与了这场大论战。后来清朝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了一本书，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就是我们中学也要，西学也要，但是以中学为主体，同时借鉴西学作为应用手段、应用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很流行。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我们用一个词语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语境，它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出来的时候，一些传统体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因此提出这个口号，主要的目的还是要积极维持中学，是要为中学巩固地盘。我们不能看一个词语的表面意义，还要看到它的内涵，它背后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它实际的意义是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那就是三纲五常，对于皇帝效忠这是天经地义，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儿子对老子的孝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这是传统的“封建道德”，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个体制本身是不能触动的，但在这个基础上也要学一点西方的学术，作为应用。
后来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成立了民国政府，这表示中国当时的主导思想不仅仅是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上，而且也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的层面上开始近代化了。也可以说近代化不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层面，而且上升到政治社会的层面上来。不过这个近代化的思想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不满足，要做皇帝，他没有当几天皇帝就被推翻了，这表示中国人民不再接受传统的帝王专制的制度。再过了几年发生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启蒙运动。我们知道西方近代化也是经过一场启蒙运动的，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也经历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核心的思想也就是要求自由和民主。
有两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读一下。一个是美国《独立宣言》，我们知道美国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1776年美国爆发了革命，把英国打败了，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还有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也是把专制王朝推翻了，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当时也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就是法国的《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里面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和民主，这个运动我们叫做启蒙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要在大家思想上确立科学和民主是当代的主潮。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都应该让路。
五四运动可以看作是新学和旧学斗争的高潮，而且新学方面取得了胜利。可是这个胜利并不彻底，因为旧学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时候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当时反马克思主义有一条最振振有辞的论据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提出国情特殊论来。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反驳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不论是哪个国家，真理总是大家普遍接受的，例如不能说一国的数学2＋2＝4,另一国的数学就是2＋2＝5。那时中国实际上还是军阀统治的时代，统治各个地方的军阀理所当然要维护旧学，说穿了就是维护他自己的统治权，你们犯上作乱是不能容许的，要求自由民主就是犯上作乱，这是不能容许的。
当时国内也有各种不同的思潮，一种思潮是继承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的思想，还有一种思潮就是马克思主义，当然其他一些如无政府主义也流行了一阵。还有一些保守派或顽固派，比如北京的宋哲元，他是西北军的，提倡尊孔读经，用这个东西来对抗近代化的思潮。不许人们犯上作乱。新思潮会破坏中国传统，所以他要反对。还有广东的陈济棠，他号称天南王，山东韩复渠、南京戴传贤都是尊孔读经，所以当时全国有一股尊孔读经热，实质上都是反对近代的启蒙思想的。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10个教授发表了一篇宣言叫做《中国文化本位建设宣言》，宣扬中国以后的文化建设要以中国为本位。以中国为本位是什么意思？就是抵抗从西方传来的近代化的思潮，包括启蒙运动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果这些思想流行了，当时统治者的专制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一定要反对这些东西，一直到解放战争的时候都是这样。这是中国的近代化的中学、西学之争背后的政治动机。一直延续到40年代，也就是解放战争前叶，有人赞成全盘西化，也有人赞成保存国粹，不过我们看文字的时候，要考虑文字的语境，一句话都是这样说，但是它所针对的对象不同，语境不同，所以它的内涵也不同。
所谓中学它主张的是什么？就是主张不要动摇中国原来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所谓西学是指什么？不光是指学习从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而且还有西方近代化的社会、政治体制，这是中学与西学争论的实质。
二、怎样看所谓中学西学之争
解放后有一个时期中学、西学之争好像比较少了，我以为这个问题应该已成为过去，无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了。中学不代表真理，西学也不代表真理，中学有正确和谬误，西学也有正确和谬误，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西学之争又冒了出来，我不知道当时所争论背后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它的语境是什么，内涵是什么。按我个人的理解，学问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西之分，而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先后之分。
例如毕达格拉斯定理，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也发现了，我们不能说这个定理是中学，不是西学，或者反之，是西学而不是中学。再扩大一点，比如说几何学。我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欧几里德是希腊的数学家。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是明朝末年天主教传教士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传到中国来的。但是并没有理由说几何学就是希腊学，尽管欧几里得是希腊人，而且严格地说几何学起源也不是希腊，而是埃及。你也不能说几何学是埃及学，它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虽然在某个历史点上它最早出现在埃及或希腊。
像这种的例子太多了，再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中国古书《周礼》就有记载，一个轮子长度和它的直径比例是3：1,在西方也有这个说法，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最早有这个说法就说它是中学，也没有理由说这一发现最早是在西方出现，我们就把它叫西学。只要你会做车轮，经过长期制作的经验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知识，就是车轮的长度和直径的比例大约是3：1的关系，这个数据可以不断写下去，这无所谓中学还是西学。这个规律总会最早被某个人发现，可是不能说他就有独占权、垄断权或者专利权。真理作为人类普遍的知识，并没有专利权，哪个民族都没有专利权。虽然它因为某种原因，在某一个地方被某个人最先发现，但那是由历史的条件所制约的，并不能说这就是什么民族或什么人的专利。我们知道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就是牛顿的体系，这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用的体系，虽然它有一定的范围，可是我们基本上还在一定的范围用牛顿的原理。牛顿是17世纪末英国人，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经典物理学就是英学。我们知道，牛顿体系最大的成就不是在英国，而是在18世纪的法国，法国出来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他们叫分析学派，他们把牛顿的体系发扬光大了。而且这里还有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们对于启蒙运动、对于法国革命有非常大的贡献。科学也必然也会影响到政治，所以这一点并不稀奇。我们没有理由说牛顿体系是英学，也没有理由说经典物理学是法学。我们知道全世界物理学家都做出了贡献，包括中国的物理学家也做出了贡献。
科学追求真理，真理是普世的，它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亦然。马克思是德国人，但是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我们学的是德学。马克思晚年是在英国度过的，他的著作是在英国写出来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说马克思理论就是英学，那仅仅是由于某种历史条件，使得这种学问最初出现在这里，并不是说这是你的专利，别人就学不了，或者是学也学不好。很多年前我听一个前辈数学家讲到，代数学里的三次方程是中国的贡献，他说元代中国人对三次方程就有非常了不起的理解，那时候西方还没有。当时黄河泛滥，泛滥的时候就要筑堤防洪，筑堤一个土方就要有长、宽、高3个维，这就发展了三次方程。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中学，因为这个知识西方也可以有。意大利两位代数学家发现了三次方程、四次方程的通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通解就是意学。所以科学应该是人类普遍共同的财富，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专利。
所谓的“仁义道德”就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才有吗？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圣经。亚当斯密是主张自由市场的，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叫作曼彻斯特学派，但这并不是曼彻斯特的特权，也不是英国的特权。一直到今天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理论还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学校学习，你要研究自由市场就要学习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出发点是假设人的自
私，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最大的利润，这构成一个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操纵市场。其实亚当斯密并不是一个专门宣传自私自利的人，他的自由市场是假定你在自由市场里面，那么经济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但是亚当斯密本人是一个伦理学的教授，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是教伦理学的，是讲道德学的，《道德情操论》就是他当年的讲稿，现在也有中译本了。所以不能一提自由市场就只是唯利是图，西方也不光是唯利是图，亚当斯密其实也是在讲伦理道德的。又如近代古典哲学大师康德，他的第二批判是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讲道德的。西方也不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当然也有不讲仁义道德的，中国几千年讲仁义道德，但看鲁迅写的《狂人日记》，什么仁义道德，背后都是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学就是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中学、西学之争，争的乃是背后现实的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学术上的真理不分中西，无所谓中学、西学。
这一点也许我的想法不太合时宜，也许有很多人不接受这一点，但我的看法是：学作为学问或学术来说，无所谓中西，只是有先后，有精粗，有高下之别。比如说康德讲的道德和孟子讲的道德相互可通，孟子讲义，康德也讲义，可是康德讲的义比孟子更深刻。原因很简单，康德是18世纪的人，那个时代后于孟子的时代，所以应该比孟子写得更深刻一点。所以我们说学有精粗之分，也有高下之分。比如说牛顿的体系，我们说那还是古典体系，现在的物理学体系比牛顿又高出一个层次，现代的许多原理是牛顿预料不到的，牛顿都是决定论。大家一开始学的都是初等的，然后可以学高等的，再进一步还可以有更高的，所以学问有高低之分，有精粗之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古代西方认为全世界的东西，都是四钟元素构成的——土、水、火、气，中国学说则是五行——物质世界都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有的中医理论就是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的。学问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是谁先进就学谁的。任何学问或知识都不是某一个民族先天所独有或后天独占的。不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都不归某一个民族垄断，某一个国家垄断。
在这方面人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学习先进的东西，可是在这一点，由于当年的统治者的愚昧，所以中国大大晚了一步。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有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叫谭嗣同，谭嗣同是参加戊戌变法的，后来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头，谭嗣同写了《仁学》，他把“仁”作为世界的本质。他说仁统天地，仁统宇宙，仁就是世界的本体。我们知道19世纪以前，科学家们都认为宇宙有一种东西叫以太，它是弥漫在全宇宙无所不在的，它是普遍的介质。谭嗣同就把这个观点拿来，说仁就是以太，是弥漫在世界上无所不在的。19世纪70年代，就有两位科学家反复做了实验，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以太，以太是一个假观念，是一个伪观念。像这些观念，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仁”是中国固有的，“以太”是从西方搬来的，你说谭嗣同的《仁学》是中学还是西学？
在17世纪以前，西方还有一个信条，叫做“自然畏惧真空”，即大自然是惧怕真空的，所以大自然没有真空，但是后来科学家们进行了实验，证明真空是存在的，就把过去错误的信条给打破了。过去无论是在中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个观点认为日月星辰都是围绕大地旋转的，这也符合我们眼睛看到的事实，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每天看到日月星辰围绕大地转，大地似乎是不动的。但是经过哥白尼的革命之后，大家接受的则是大地也是动的，大地是一个行星，是围绕着太阳转的。人们的传统观念随着对事物认识的变化是可以变的，所以不能说古代的人对于宇宙的看法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它符合当时的生活经验。
科学知识是不断进步的，所谓学并没有中西之分，也没有谁战胜谁的问题，科学本身可以有正确和错误、精和粗、高和下的分别，高的可以囊括下的，比较精细的要代替相对粗糙的，真正的科学的东西要代替伪科学。可是真正的科学也在不停地变，因为科学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新的科学技术又把原来旧的代替了，我们对于科学应该是动态的观念，而不是静态的观念。我们如果向北走就可以走到北极，因此我们知道北极在哪里，但是真理在哪里，好像还不是那么简单，不能说朝着真理走就可以找到真理，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不能说目前的真理就是俟诸百世而不变的。我们知道牛顿体系曾经也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同文馆的教习李善兰在介绍牛顿体系的时候就说牛顿的体系是铁案如山。而现在看来牛顿的体系也不见得就是铁案如山。现在无论是谁的理论也不见得就是铁案如山，但是也不意味着就没有价值，正如我们并不认为牛顿没有价值，牛顿还是人类最大的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超过他。
至于今天中学和西学之争所争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所以我不敢下一个结论。不过如果作为纯学术来说，我觉得并不发生中学和西学的问题。老一辈的人为了方便起见可以这么说，其实中学有中学的所指，比如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绝对不能违抗，当时是有其具体的内涵的。我们今天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一点我不太知道，所以我只能从理论上说我不同意中学和西学的分界，说哪个是中学，哪个是西学。因为某些学在某些历史条件之下可以在这个国家最先发生，这并不应该成为有中学、西学之分的理由。
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和比重原理；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提出了落体定律；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核（从左至右）。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金榜”
京师大学堂章程。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在向西方学习。
三、近代化的历程
人的意识和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紧密地相结合的。在人类没有文明以前，叫做史前史。史前史的人类生活是完全跟着自然规律的需要走的，完全服从于自然。当然今天也服从自然规律，不过我们可以使自然规律为我所用，为人们服务。但是古代的游牧生活，是不安定的，人的生活和动物的生活差不多，是完全依靠于自然的，人吃的东西、住的地方都是自然的。比如，一个人钻到山洞里去住，或者是把动物的皮剥下来披在自己的身上，这完全是靠自然的恩赐。这种情况下没有我们所说的文明，我们所说的文明是指什么？是人类有了创造，可以改造自然，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农业，有了农业人类才能定居，有了农业人类生活才有保障。只有当人类的生活有了比较安定的保障以后，人类才可以创造文明。于是人类创造了文字，文字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标志。
我们知道所有的物种，包括狗和马这种非常聪明的物种，它们的生活都是简单地重复上一代的，没有进步。我们今天的马比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的马没有进步，可是今天的人比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的人的生活却有很大的不同，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的人绝对不可能有现在的条件。为什么？因为人类创造了文明。有一个说法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别人赞美牛顿，牛顿就说我不过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面。因为牛顿以前就有了从哥白尼到伽利略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都给他准备好了道路，他不过是在别人的肩膀上又进了一步，就提出来了牛顿体系，所以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我们今天的飞机已经可以超音速，可是二战以前还没有超音速的飞机，在二战以前的仅仅40年，才发明了飞机。为什么今天的飞机这么先进，两个多小时已经可以横渡大西洋了，也是因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后的飞机一定会比现在还先进。
但是农业社会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进步非常缓慢。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基本是重复前一年的方式，虽然农业的生产也有进步，但是进步很慢，牛步迟迟，几十年，几百年都不见得有什么重大的进步，生产方式没有改变，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就随之没有改变。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比如说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一直到现在在媒体上炒得很热的康乾盛世，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生活基本上是年年重复，除非是碰上天下大乱，否则不会有什么改变。
可是到了近代就不一样了，近代是一个科学的社会，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比如说前些年电视还不普及，至少在中国还不普及，现在电视已经普及了，不但是电视，还有照相机、电脑这些东西都普及了。仅仅是20年前，电脑还只有少数人能用，现在几乎人人都在用。这一点给近代社会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他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步。
农业社会的特点在于它的生产是单纯的再生产，年年都在重复前一年的东西，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改变，乃是因为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缓慢。可是到了近代，生产方式改变了，科学被广泛地应用，形成了工业化的社会。较之传统农业社会的单纯再生产，工业化社会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我们一个工厂年年可以改进，它的生产设备改进了，它的生产流程改进了，它的生产技术也改进了，所以他的生产规模每年都是在原有的规模上再扩大、再提高。所以它是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单纯的再生产。我们农业社会的生产乃是简单地再生产，工业社会的生产则是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技术就会影响到人类的思想，科学是一个最根本的条件。我们的科学，乃至我们的学术思想是在不断地进步。十年、八年就有极大的进步，一百、两百年就是翻天覆地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古代人梦想不到的进步。
所以我们可以把人类的文明史简单地分成两段，一段就是农业社会，是简单地再生产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近代化的阶段，是扩大再生产的阶段。扩大再生产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得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而且与之相适应，人类的思想、意识也不断地进步，是日新月异地在进步的。近代化和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就在这一点上。近代化大概是从16世纪开始的，16世纪人类的科学开始进步，到了17世纪牛顿的体系完成了第一步，人类科学的发展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由牛顿的体系来完成的。从此以后，科学不断地进步，人类的思想意识也随之不断地进步，人类的学术也在不断地进步，这个进步是古代所不能想象的。比如说古代的学术，像孔孟之道，讲仁义道德，这可以一直讲到100年前的“中学”都是讲这个东西，可是到了现代，我们虽然也还可以讲孔孟的仁义之道，但是要放在现代的知识背景上来讲，而不是放在古代的知识背景上面来讲，这就有了本质的不同。就好像我们研究古代史，我们可以把古代史复活，但是是在现代的基础上复活古代，而不是简单地复活古代，这一点是非常显著的不同。近代化的历程在西方是从17世纪以后，是在加速度发展，我们现在一年的发展也许相当于从前一百年的发展。
中国的近代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可以说是从19世纪末算起。那时中国开始接触到了近代科学。这里附带说一点，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不同意这个见解。我认为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思想进步的贡献是负面的，近代化的最核心的东西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是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恰好在这一点是中国人自己在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所以我们近代化的起步要比西方晚了三个世纪，因此人们就错误地认为我们近代化就要学西学，其实我们要走的实质上乃是近代化的道路，这是全世界共同的道路，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不过这条共同道路上，西方比其余的世界（包括中国）先进了一步而已，这是大家共同的道路，不是“西方”的道路，不过是西方早走了一步而已，我们中国人也要走这一条道路，所有的国家都要走这一条道路，近代化道路是所有国家共同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每个民族当然有各自过去历史上所形成的特色，但它共同的道路乃是普世的，普遍性终究是第一位的。
那这样还有没有中国的特色？中国当然有中国的特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特色，不光是国家、民族有特色，个人也会有特色，这个路程确实各不相同，但是这里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不能有双重或多重标准。假如采用了双重或多重标准，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任何标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