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高剑平图)

                                            张大春的毛笔字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喝彩

    出版社这样介绍张大春：1957年生，山东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事实确实如此，甚至还应该加上“喜对子、爱喝酒”。一场两个半小时的媒体见面会、玩到凌晨3点的舞文弄墨、两场大学演讲、媒体车轮大战般的专访，这就是台湾作家张大春在上海的两天，来沪前在北京还有压缩饼干式的宣传活动，不由让人佩服张大春的体力，但在接受采访和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记者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疲惫。

　　大可堂  关于父亲

　　“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现在是我哥哥。有时候和父亲吵架，妻子劝我不要对父亲那么凶，我对她说：‘你懂什么，他是我朋友，他不该这样对朋友。’”

　　张大春在上海的首次公开露面是在大可堂，张大春记录家族记忆的《聆听父亲》是此次两个半小时媒体见面会的主要内容，“父亲”又是其中主要话题。张大春说：“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现在是我哥哥。有时候和父亲吵架，妻子劝我不要对父亲那么凶，我对她说，‘你懂什么，他是我朋友，他不该这样对朋友。’”

　　而《聆听父亲》的写作也是缘于父亲10年前的一次意外，“1997年除夕，父亲突然摔倒，从此没有再站起来自己走路。我父亲特别高大，1米83的他在我面前就是个巨人。他每天下午都打3个小时网球，直到摔倒不能起来的前一天。”父亲的意外瘫痪，让张大春决定整理数十年来从父亲和其他长辈那里听到的家族故事。张大春祖籍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在济南也算是个显赫家族。张大春说，父亲如果有一天突然离去，那些关于他的经历、从小听到的家族记忆也都将随他而去，“我做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些行将消失的家族记忆抢救并重新整理出来。”惯于在文字间嬉闹、炫技的张大春在这部家族回忆录中深沉、平实起来。

　　张大春父亲是1949年从内地去台湾的第一代外省人，他用并不丰厚的薪水供张大春在私立学校念书。“我们的家规一共五条：第一条，肚子痛的时候去大便；第二，多吃维生素；第三，这一辈子不准骑摩托车，因为危险；第四，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人一多，聚集的品质就很坏。第五条是我老婆定的，就是不要定太多家规。”

　　无论是《聆听父亲》，还是在聊天中，张大春总是自嘲数学极其差，高中数学经常“鸭蛋”，联考数学补考7次才通过。张大春知道，自己只对国文感兴趣，联考填志愿全部是中文系，在辅仁大学中文系经常是第一名。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是大学教师，他就做了大学教师。辞去大学教职，张大春说重要原因是“台湾学生又懒又没礼貌”。

　　张大春还在1992年到1995年间做过一档读书类节目，采访和重现了数百位华人作家的生活，“做到最后我都可以不用剪辑一口气拍下来，这个经历给了我写作很大的启发。”1999年，张大春又接到一家新成立电台的邀请开始说书，通过这档节目他也成了台湾“硕果仅存的传统文化传承者”。每个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5时播出，播出内容都是传统历史小说———《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他那句标志性的开场白“说书人张大春，今天伺候您一段儿”，听众们仿佛回到了千年前的群雄争霸时代。

　　文化沙龙  酒下肚对联出

    “到我们这一辈，文人的舞文弄墨已经谈不上传统了。现在我们造对子，玩上联下联，开玩笑的成分更大些。”

　　在沪上一著名文化人家中再次见到张大春时，大头张正在兴致勃勃地为每个人题字写对联。大家伙儿也挖空心思为难这位传说中擅对子的台湾作家。遇到难度颇高的对子时，张大春总是兴奋又孩子般地大声喊，“先喝酒！”半杯威士忌下肚，来了兴致，随手一挥，献上墨宝赠给在场的友人。那一晚的张大春是极其高兴的，房间中所有人都聚焦在这个精力极其旺盛的台湾作家身上，整个晚上的所有活动就是看着张大春舞文弄墨。

　　张大春后来说，其实他也知道大陆的这些文化人可能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而容忍他写了一个晚上的毛笔字。“在台湾文化圈也会有这样的活动，一般也都是在我家里，在别人家没有过。但大部分我的好朋友们不喜欢写字，也懒得看我写字。这里的朋友应该也是如此，但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他们又特别容忍我。要是不喝点酒，却是不敢太造次。”一个晚上，张大春写了十多幅对联，也消灭了大半瓶威士忌。

　　“到我们这一辈，文人的舞文弄墨已经谈不上传统了。现在我们造对子，玩上联下联，开玩笑的成分更大些。”张大春坦白说，“许多对子拿到清代也要给轰出门来。清代之后，我们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文字游戏了。”谈到这，张大春略感失落，但事实上他也不是什么非常老派的文人。

　　那晚，张大春的毛笔字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喝彩，也许是真心也许是客气，但张大春说，平时在家中每两天临帖一次，“临得最多的是欧阳询，连我姑父的我都临。”张大春的姑父就是赫赫有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从1988年张大春首次回大陆以来，张大春经常到北京向姑父讨教书法，“我昨晚的几笔是向姑父学来的。”张大春得意地说。

　　当然，张大春碰到最难的对子是为“岂有此女”找下半句，再多杯酒下肚才勉强让旁人满意地对出了“浑无他人”。“最得意的还是‘互相给面子，轮流吃苦头’。”这个送给出版人的对子倒是谐趣地反映了作者和出版人的微妙关系。

　　“写对子，只是一种训练。”张大春说，“写对子玩的成分更多些，我每天早上还写两首古体诗，晚上再写两首，最初仅仅是为了认字，那些不常用的字，后来慢慢成了习惯。我也从写诗中体悟过去没有过的情感。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张大春自己在重新认字确实不假，在即将引进的张大春作品中，就有他颇为得意的认字著作《认得几个字》。

　　复旦大学  童言无忌

    “我人生有两大耻辱，一是被署名为《明天会更好》的词作者，我原先的意思是批判性的，最后全改了，连标点都不是我的。另一个是我写了《干将莫邪》电影剧本，后来拍出来的电影成了色情片，但编剧依然写着我的名字。”

　　在复旦大学的专访中，张大春不仅是眷恋父亲的儿子，舞文弄墨的骚客，对许多事，张大春其实是非常犀利，甚至毫不留情的，他的言语有时坦率得像个童言无忌的孩子。

　　龙应台是张大春多年的好友，但他依然可以对着记者的面指出对老友的某些不满，甚至下意识喊了粗口，“龙应台是我的好朋友。”张大春说，“后来媒体发现，龙应台连选举投票都不会，她这些年投的都是废票。她这些年来一直在讲什么公民意识，这是‘屁’。这点看出来，她不是个公民，我非常不喜欢这点。她还敢跟人家夸夸其谈要民主，这太可恶了，浑蛋么，原来你多年以来都没有投过好票。”

　　张大春曾在大学教授文学，但谈到文学史，他却说文学史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它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文学史是近代大学虚构出来的东西。如果真的有文学史的话，文学史应该是活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范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评价标准。”张大春说，“文学史这个东西太怪了，我对它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它不应该存在，文学史把我们夸张到不可思议、不能承受的地步。让我学写文学史，还不如让我当道士炼丹呢！”

　　10多年前的张大春曾经是街头运动的主将，“1997年我推动了文化界人士反对李登辉‘修宪’，”张大春说，“但后来我发现，这没用！‘红衫军运动’让我讲话，我就是不讲，没用。现在觉得，如果我跳上台说话，感觉上只是在成就自己成名的欲望。所以，现在超过三个人以上参与的事情，我都躲得远远的。”

　　有一首广为流传的台湾流行歌曲《明天会更好》，词作者赫然写着“张大春”，但张大春却极力否认：“我人生有两大耻辱，一个是我被署名为《明天会更好》的词作者，我原先的意思是批判性的，最后全改了，成了歌功颂德的歌，连标点都不是我的。另一个是我写了《干将莫邪》电影剧本，后来拍出来的电影成了色情片，但编剧依然写着我的名字。”张大春曾经也创作过《刺马》（《投名状》）的电影剧本，“好在陈可辛没有用我的版本，否则肯定卖不好。”

　　而谈到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张大春说：“这标志着台湾要开门了，有大量的人走出来，我们也同时开门迎接客人，而且是高兴地开门。时代没有大小，我隐隐感觉到变化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