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程 子

  　仲春时节，由孔孟故里父母官主张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的争议沸沸扬扬。这个冠以文化之名的宏大工程是否经得起文化视角的检讨?我们特意采访了数十年来致力于儒学研究的清华大学钱逊先生。先生年余七旬而步履矫健，“望之也俨，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对文化的拳拳之诚与超卓见地发人深省，在百花齐发、春光明艳的季节聆闻教泽，感受到先生身上散播出来的文化的蓬勃生机，令人由衷钦赞!

  　“文化标志城”怎么建

  　关于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事，2005年在北京开过一个会，要征集方案，当时我就写过一个意见。总的来说，我不赞成他们这样的思路，这种做法我认为是不妥的。

  　从文化角度来说，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一是弘扬中华文化要以精神文化为主。建“文化标志城”，你要体现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体现精神文化。

  　十七大报告中说:“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精神家园”的关键是怎么真正在现在人们思想中把传统中华文化的精神传下去。花这么大的力气，建一个新的事物，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传统的道德。这是有问题的。

  　二是“活的”和“死的”的关系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活的东西，能活生生地生活在现在中国社会、中国人生活中的东西。而不在于建一个新的冷冰冰的物体，或者弄一堆收藏品搁在家里。

  　好几年前我就看到报纸报道:有记者到曲阜看到满街都在卖《论语》，就采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说，那些东西都是卖给外国人看的。可见，老百姓只是把《论语》看成旅游的商品、旅游的纪念品，并没有对内容感兴趣，并没有当文化典籍看。

  　我想，要弘扬中国文化，曲阜要做的是想办法让《论语》中的思想，能够真正活在现在曲阜老百姓和官员的心中，能在他们日常生活中、言行中体现出来。标志城最重要的标志就在这里。如果人们一踏入曲阜地界，就能感受到一种不同的民风，能够从这里感受到中国文化原来是这样的，那它才真正的是中华文化标志城。

  　为什么古代中国在国外有“礼仪之邦”的称号，并不是因为外国人看到了什么建筑，当时没有兵马俑，他们也未必对孔庙感兴趣。而是因为当时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感觉到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因此我们要着眼于活的、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来弘扬中华文化。

  　三是“真的”和“假的”的关系问题。“真的”是指，在整个历史中形成的、得到大家认可的文化胜迹。像麦加，它也不是刻意“造”出来的，而是在社会历史中慢慢形成的。曲阜的“三孔”也是因为孔子的地位，然后不断祭拜而逐渐形成了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李光耀到中国来了，他要去;这次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来中国了，他也要去。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在中国，在世界，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它都有实际的影响。现在新建一个，那是假的。你想把它作为一个“标志”，人家认可不认可呢?我就不信建了这个新的东西，会被大家认可。

  　四是文化遗迹要发挥文化功能。我们不是说我们历史留下来的物质的东西、死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需要把它们保护好，同时要发挥它文化的功能。你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旅游点，交给旅游公司，然后收钱?是把它看成每年搞一个文化节，招商引资，变成一个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舞台? 还是把它看成一个重要的弘扬文化的基地?弄清楚这个很重要。

  　我们能不能在这些有古迹的地方，做一些讲座、报告，或者像一些佛教寺庙那样，只要进去就有一些佛经或者通俗的小册子可以随便取。现在孔庙没有做这些，连《论语》也只是摆在街头小摊上去卖。

  　孔庙本来也不只是一个祭祀用的东西，它还是一个文化传播的场地，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阵地。现在我们能不能从文化的角度来发挥它的功能，把死的东西变活了。而没有必要去建一些新的。这些新的东西，谁会承认它?

  　要立足文化培养民族精神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缺乏精神追求。要以什么为基础建立精神追求，增强民族凝聚力?这就离不开中国文化。

  　我们有很多能活生生的体现中国文化、中国人精神的事情。这一次南方地区的冰雪灾害中，河北唐山有13个农民完全自发地南下救灾。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想着别人，不要只顾自己，要帮助别人，这是中国人很朴素的一个道德。贵州自发兴起的绿丝带行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如果这些精神、文化能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那对内就有了民族凝聚力，对外也显示出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就是软实力。

  　对于曲阜来讲，就不要去搞一些假的东西，而要想着怎么把已有的东西充分发挥好，不只是保护。孔庙不能老是当做文物保护单位，而要成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地，政府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管理。文化的展示不在于建多少新东西，花多少钱。钱要花在教育上。

  　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精神第一、群己统一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如果单从儒家来说，最核心的就主要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人生中谁也回避不了，也体现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一个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人的生活就是由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二者组成的。衣食住行、声色犬马，包括两性等都是物质层面的生活。除了物质生活外，人还有基于社会关系的精神生活，比如我们所说的仁义礼智信。处理这两者关系的时候，你是把物质生活放在前面，还是把精神生活放在前面，这是很重要的。

  　儒家明确地讲，要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要“志于道”。人要立志于追求仁道，而不是去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如果一个人只追求物质生活，只知道物质的享受，那这个人就和禽兽没多少差别。这是中国人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念。

  　我们讲要追求不朽。这个不朽不是物质的不朽，而是精神不死，是讲要立德、立功、立言。人总是要死的，不可能长生不老，所有物质生活上的东西也都会随着生命的过去而过去。只有精神才能够流传万世。

  　这实际上也是人生价值的问题。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不在于当时我出名了，我成为首富了，我有多高地位了。最后看的，还是我能不能被社会所承认，被后代所承认。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完全是小人物，他们没有地位、没有金钱，但是在历史记载中有他们的地位;反而有些身份显赫的人，留下来的只是骂名。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第二个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不可能离开与他人的关系。那我们应当怎样来处理这个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个人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与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只有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追求精神上的不朽，才会与他人相处好。如果你只追求物质享受，就一定是只为个人。

  　《论语》说，精神生活要放在第一位，要把个人放到群体中，不要孤立地看待个人。这两点恰恰与西方流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对立的。西方现在追求的价值观，有人概括为两点:“物质利益至上，个人至上”。加在一起就是:以追求个人的最大的物质利益为最高价值观。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是与之相反的。中国的这种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我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基础。

  　弘扬中华文化，从读《论语》开始

  　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到底要从什么方面入手呢?我觉得要从读《论语》开始。

  　我希望能开展一个“读《论语》，学做人”的活动。人们常常一讲到《论语》，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好像《论语》就是用来治天下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读《论语》应当是为了做人。现在很多人说读《论语》就是为了治天下，我说哪会这么简单?读个《论语》就能治天下，没有这样的事，古代也没有。去年《光明日报》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宋代就是造出来的事。赵普本身没有这个事，也没有说过这个话。

  　《论语》的核心思想:做人

  　《论语》的核心思想是讲做人。“读《论语》，学做人”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可以从读《论语》开始。我们讲的很多精神，最初就是从《论语》里面提出来的。

  　《论语》里说要“修己以安百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后来孟子又提出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历代的志士仁人都是拿这个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也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思想基础。所以我们可以从《论语》开始读，也不必一下读太多。

  　另一方面，读《论语》不要去想解决太多的问题，不要去想读半部《论语》就要去治天下。读《论语》主要的目的是要学其中做人的道理。

  　做人，《论语》中提出三个层次

  　怎样做人?通过读《论语》，我们可以明白其中包括了几个层次。

  　一是“立志”。人要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如果没有目标就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发展。

  　现在人们追求要过好的生活，要做成功人士，要实现自我价值，让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这些都脱离了我们刚才讲的“志于道”。“志于道”不是讲要追求个人的生活，追求个人的成功。

  　《论语》里有句话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什么是“任重而道远”?就是“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人要有一种什么样的追求?就要把弘扬仁道作为一生的使命、一生的责任。

  　按照中国传统来讲，人到了世上不是为了自己生活好，快快乐乐、潇潇洒洒走一遭，而是要为弘扬仁道而努力。任重而道远，你有很重的责任。

  　二是道德。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方向，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在历史上，一直倡导要孝悌、忠恕、诚信、正直等，这就是中国传统上做人的一整套规范和要求。这个要求是很全面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如何通过治国，通过教育来帮助人们知道实现做人的目标。《论语》中谈到治国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也是围绕做人来讲的。如果我们真能够从这些方面把握好《论语》的精神内涵，就能够让个人在社会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完全适用;也有一些问题没有讲到，需要我们发展、补充;有的需要我们有新的解释，来适应现在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需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但是基本的一些内容我们还是不应该离开传统。

  　三是修养。所有这些道德、品质都不是先天的，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才能做到，修身是中国儒家最重要的事情。人是可以也应当通过不断学习、修养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本身都差不多，但为什么现实生活中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修养的不同。

  　我建议大家好好读《论语》，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学做人。在明确了目标后，要把从《论语》中学习到的东西用在自己身上。朱熹在《四书集注?Ρ论语集注》里有个“序”，中间有一条引用二程关于读《论语》的话:“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也就是说学《论语》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学了要用，要改变自己。
 

  　钱逊，1933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82年后转攻中国思想史，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1982年至1985年任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主任，1985 年至1994年任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至1999年任所长。现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著有《论语浅解》、《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及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