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杭州人，同常书鸿先生是老乡，杭州出了你们两位敦煌研究院院长呢。能谈谈常先生对您的影响吗？

　　樊锦诗：196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敦煌。那时我一个小姑娘，常先生是大人物，心里对他有一种仰望的感觉。当时我们都住在莫高窟前面的上中寺里，常先生把我们叫到家里吃饭，他的红烧肉烧得很好。1962年，我在敦煌实习时，正好有文化部领导带专家去考察，那时风化比较厉害，主要是崖体有裂缝，如果有大的地震，这一片崖体就得掉下去。常先生把情况通过文化部领导向上反映，周总理当时就批了100万元。这是解放后的一个大工程，当时的100万元，等于现在的1个亿。

　　人们现在一到莫高窟南区，就能看到崖壁是经过加固的，就是在那时做的工程。常先生对敦煌的保护有开创性的贡献。

   如果常书鸿不坚持

　　记者：敦煌的保护一直坚持着《威尼斯宣言》的要求，坚持对石窟和壁画原样保护。为什么敦煌能够一直坚持这种专业精神？

　　樊锦诗：我给你讲，常先生是留学回来的，他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应该怎么做。1945年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撤了这个单位，可常先生还在这等着，还在争取恢复研究所。194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重新开张，如果没有常先生当时的坚持，这个所就可能散了。散了以后将会怎样？那就等解放。解放以后政府肯定会派人去敦煌，但是有可能不是常先生和他留下的那些人，而是像现在很多遗产地一样，由县里头派几个人看着。如果是这样的机制，敦煌就不是现在的样子，是什么样那就不好说了。

   伦敦“纪念敦煌学一百周年”有概念错误

　　记者：去年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经斯坦因之手流失国外整整一百年，英国伦敦搞了一个“纪念敦煌学一百周年学术大会”，您参加了吗？

　　樊锦诗：我没去。我认为这一提法不妥，因为中国对敦煌的研究是最早的，不止一百年。英国伦敦“纪念敦煌学一百周年”，是从藏经洞文献流失的时间算起的，以这个时间纪念敦煌学一百周年是不对的。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不承认斯坦因、伯希和的骗购行为是不行的

　　记者：一百多年前，敦煌文物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手中流失出去，有的内地学者认为过去将他们称为“强盗”、“骗子”是“轻率的偏见”。你对此怎么看？

　　樊锦诗：如果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是“流失”海外。但是具体来分析，哪一部分是拿钱买的，哪一部分是有人赠送的，哪一部分是盗走的，就有区别。比如德国，最近他们公布拥有敦煌文物的碎片，可是当时这个国家没有人来过敦煌，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出去的？它是辗转出去的。这就要区分了。不要凡是有我们的东西的，就说人家是掠夺，这个不对。我主张笼统说“流失”，流失海外。这样说就很平实了。有一种情况，是用欺骗的行为，用很低廉的价，这叫骗购，比如斯坦因和伯希和，说他们“骗购”，这个说法也很平实。如果连这个也不承认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