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五千多箱故宫文物辗转迁入台湾，事隔多年，再次提起这段历史，依然令人唏嘘不已。

　　人们知道，北京有座故宫博物院，台湾还有座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中65万件艺术珍品，其中92%的文物来自于北京紫禁城的清宫遗存，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国之瑰宝。60年的两岸相望，对13亿大陆国人而言，它们是那般神秘。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月12日起，由纪录片《故宫》原班人马精心打造的12集大型纪录片《台北故宫》将在央视强档推出（详情请点击：），为人们揭开60年前的历史谜团，对这些国宝先睹为快。

65万件珍品片中亮相

　　“台北故宫藏有65万件文物，大陆13亿人基本是没有见过的，隔绝了60年。”《台北故宫》的总撰稿胡骁说。《台北故宫》共12集，追溯了文物迁台历史和台北故宫现状，并对书法、绘画、青铜、瓷器、珍玩等台北故宫馆藏国宝一一进行介绍。

　　台北故宫65万件藏品多数为中国历代皇家收藏，是代表中华文明的顶级文物：现存铭文最长的毛公鼎、西周散氏盘，传世仅数十件的宋汝窑天青瓷器、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煌煌巨制《四库全书》，苏轼《寒食帖》和黄庭坚《花气熏人帖》；另有阎立本、米芾、蔡襄、宋徽宗、文征明、唐伯虎等从唐代到清代的历代名家书画等等，令人目不暇接。

翁宅会议议定迁台

　　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鼓楼区的一处院落中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会议。

　　来开会的一共8个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是这所官邸的主人, 这次会议的倡导者、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徐鸿宝。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所有的人都认为南京已经岌岌可危，存于南京的文物极有可能毁于战火，这8个人一致主张将文物迅速迁往台湾。会议决定先抢运故宫600箱精品，并推举杭立武全权负责文物迁移的事。很快，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签发了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

《南京条约》首批转移

　　翁宅会议短短1个多月后，5大机构的第一批文物登上了驶向台湾的国民党海军“中鼎号”。

　　首批运往台湾的国宝一共712箱，它们是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

　　更值得一提的是，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中鼎号”前往，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南京条约》。

民间商船参与运输

　　通过水路迁台的文物一共3批。令人想象不到的是，除了国民党海军军舰，国民党还租用了商用客船来运送文物。

　　1949年元旦过后，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大势已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加快了文物迁台的步伐。但国民党海军已经派不出军舰来了。杭立武无奈之下只得包租了招商局的“海沪号”用以抢运第二批文物。

　　第二批运出的文物共有3502箱，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这批文物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善本书。这些书原本都是摆在书架上，参与人员钉制木箱、建立目录，忙了两个月才把它们整理好。这其中包括著名的文渊阁《四库全书》。

追讨日本劫掠文物一并赴台

　　1949年1月29日，“昆仑号”从下关起航了。这也是第三批迁台文物，1248箱国宝中包括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就在“昆仑号”起航前最后一刻，杭立武又派人送来四只大箱子。这四个箱子里装着一扇木镂雕镶翠玉屏风，这个屏风颇有来历。它其实是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抗战结束后，中国向日本追讨劫掠文物，连这件也给追讨回来了。而这4大箱里装的正是从日本追讨回来的第一批文物。

　　当时，已经超载的“昆仑号”再也装不下那四只大箱子了，当禇廉方得知这批国宝的来历后，便下令将官兵寝室内的办公桌椅全部拆除，硬是将这四箱文物搬上了船。

　　两年以后，日本又将从中国劫掠的105箱文物分6批陆续归还国民党政府，这些国宝后来都直接从日本运往台湾高雄。

北京故宫现存珍宝如何留下

　　从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2月22日，短短64天里，南京下关到基隆港这条水道上，总共有6个机构的5522箱顶级国宝被运到了台湾。北京故宫里的文物却得以保存，没有流走一件，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在国民党运送文物期间，杭立武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北京故宫，催促马衡精选故宫文物空运南京。1949年1月14日，沉默了多日的马衡终于和这位老朋友摊了牌，他在给杭立武的一封信中说：“医生不让我坐飞机，因此我暂时不能离开北京，我希望运完这三批文物之后，不要再运了。”

毕生积蓄换张大千画作

　　除了3趟水路运输，国民党还使用飞机运送。

　　1949年12月9日，一架飞机稳稳地停在成都新津机场。它是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

　　准备搭乘这班飞机的乘客有“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陈立夫、“秘书长”贾景德以及刚刚升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大家都带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阎锡山带着两大箱黄金一同飞往台湾。

　　正当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一辆小汽车载着张大千冲进新津机场。

　　张大千对杭立武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并请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杭立武深知敦煌临摹壁画的价值，但眼前的这架已经严重超载的飞机却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万般无奈之下，杭立武从飞机上卸下了自己的三件行李，行李当中有他毕生积蓄的20多两黄金。

　　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张大千将画作捐出来。1969年，张大千兑现承诺，把这批画作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本版文字部分引自《台北故宫》解说词，特此感谢)

拍摄背后的故事

三位亲历者讲述迁台秘史

　　周兵是《故宫》的总导演，也是《台北故宫》的总导演。

　　拍摄《故宫》的时候，周兵就和台北故宫有接触，《台北故宫》算是姊妹篇。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战争等原因，台北故宫的65万件文物，历经32年的颠沛流离，可谓空前。这段历史在《台北故宫》中将被首次触及。

　　“到底这么多文物是怎么样去到台湾，在迁移的过程中又是怎样被保护完好的，纪录片会细致入微地介绍来龙去脉，会给观众呈现一幅完整的国宝迁徙路线图。”总导演周兵介绍，从2006年起，《台北故宫》摄制组两年中四次赴台采访，采访对象达60多人，非常难得采访到了当年亲历文物迁台的三位老人：高仁俊、索予明和昌彼得，从中获得了大量文物迁台过程的细节。

剧组没进台北故宫

　　因为种种原因，《台北故宫》剧组最终没能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拍摄，但这并没影响这部片子的思想性和深刻性。

　　《台北故宫》与以往拍摄的纪录片有些不同，它是先有一些影像资料后才进行拍摄的。出品人杜大宁介绍，获取台北故宫文物影像资料，单单这一项，他几乎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想尽了一切办法。

　　“把这些影像资料从台湾运到北京也颇费周折，2006年12月底的一个早晨，天下着大雪，我们一行人到北京十八里店的海关去迎接从台北故宫运过来的影像资料，我们是抱着一种非常虔诚的心情，来迎接这批珍贵的影像资料。当看到这批文物影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这部片子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拍这部片子，整合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在为传承中华文化尽有限的一点努力。”杜大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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