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圣诞平安夜不啻是英美思想文化界的“9·11”，圣诞老人的驯鹿雪橇给小朋友带来礼物同时也载走两位伟人，与上帝共度圣诞。当英国人正准备用戏剧来缅怀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哈罗德·品特之时，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哈佛大学也于日前发出公告，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也于平安夜辞世，享年81岁。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生于1927年8月18日，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 23岁即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长达58年，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任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并曾担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自1980年代起，亨廷顿的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就开始在国内学界流行，随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一书的流行和之后9·11悲剧的发生，亨廷顿几乎和“文明的冲突”一词画等号。

思想犀利 低调做人

　　因为圣诞假期的缘故，哈佛大学直到12月26日才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亨廷顿在马萨诸塞州马莎温亚德葡萄园去世的消息。“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使哈佛成为著名大学的学者”。亨廷顿的朋友、经济学家罗索夫斯基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研究和辩论他的想法。我相信他无疑是过去50年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他的每一本书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罗索夫斯基说，“他的一些说法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词汇。” 是的，比如“第三波”，比如“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在1993年铸就的这个词，“9·11”之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日常词汇，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尽管他的理论一直是学术界、政界和媒体争论的焦点，但亨廷顿本人却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此外，他还曾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是朋友眼中的亨廷顿，这几个词与理论著作中的塞缪尔·亨廷顿大相径庭，无论是《文明的冲突》、《我们是谁》还是《第三波》、《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他书中显露出的思想犀利、咄咄逼人，总是试图挑战我们对这个时代社会政治的常识，或者说他总是偏离学术“政治正确”的长队。

　　亨廷顿是矛盾的复合体。在政治思想上，他有一颗自由主义的心，却用保守主义的大脑思考；他被称为“美国右翼思想家”，其本人却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1957年，亨廷顿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说：“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亨廷顿与美国那些真正右翼思想家其实相去甚远。

与布热津斯基同班

　　1927年8月18日，塞缪尔·亨廷顿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其在学术方面的才华，他16岁进入耶鲁大学，两年半后就提前毕业。服完兵役后，他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直到2007年退休。亨廷顿在哈佛的那班同学精英荟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著名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均是其同班同学。而他最知名的学生包括创造了“历史的终结”这一日常词汇的著名学者福山，现为《新闻周刊》著名评论家的扎卡里亚等。

　　1957年，年仅30岁的亨廷顿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士兵与国家》。《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书一出版就遭到各界猛烈攻击，有评论家认为这部著作令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法西斯口号，二战的记忆在那时还很清晰。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的非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亨廷顿于1958年没能与哈佛大学签订续聘书，他只好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和他一起出走到纽约的还有他的好友布热津斯基。但4年后，哈佛大学才意识到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都是政治学界的明日之星，邀请两人重回哈佛。最后布热津斯基扎根哥伦比亚大学，而亨廷顿则返回哈佛。从某种程度上说，争议、愤怒甚至蔑视，这些代表了亨廷顿思想理论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勉强地接受。

进入政界 大胆预言

　　1967年后，年轻的亨廷顿进入政界，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他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亨廷顿一方面支持政府击败北越的总目标，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报告之后发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当时激进的哈佛学生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国际事务中心，有人还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作为官员的亨廷顿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背后，其实隐藏着他逐步形成的对当时整个世界政治大潮的一个总体看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因此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成了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美国的经验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权威，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权威。“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他说。因此，亨廷顿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改革。他认为美国如果要在国际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么首要的事情应该是让自己站在道义的上风，从而削弱对手，而不应当承担从内部改造不发达社会的义务。

　　之后，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就出自亨廷顿的谋划。此外，他还和布热津斯基一起对美苏关系作了总体性地评估，虽然当时苏联扩张的态势咄咄逼人，但是他俩大胆预言，苏联的优势是暂时的，西方必定赢得冷战。他们强烈建议美国发展军事力量，并且在波斯湾地区部署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在卡特政府的最后两年以及整个里根政府的八年期间，这些建议都变成了现实。

　　卡特下台之后，亨廷顿重回哈佛，在《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希望》一书中，亨廷顿问道，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年代的人们都循规蹈矩，而某一代人却会变得如此叛逆?亨廷顿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一个“信念激情期”，而且每隔几代人就要发作一回。亨廷顿把这种观念称为“美国信念”。这种信念构成了美国国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强调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的“美国信念”，才是美国与旧大陆、与它先前的母国英国的根本不同之处。亨廷顿写道：“批评者们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悬殊。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失望。但之所以是一个失望，正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希望。”

一个引发争议的新范式

　　而亨廷顿最为震撼世界的著作无疑是《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他又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国家仍然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他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范式“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至于文明冲突的范式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及两伊战争这类重大事件的指责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文明的冲突”这个范式并不是用来解释古往今来一切国际问题的总体性理论。亨廷顿提出的只是一种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有人说《文明的冲突》预言了此后的“9·11”，这样的赞誉对亨廷顿本人来说是一个尴尬的话题。“9·11”后，亨廷顿罕见地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指出目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但他在书中也曾说道，“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这可能是当时他处于“政治正确”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我依然坚持我的论点。”去年，亨廷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文化的冲突与联系，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不仅是一个简单角色而是一个重要角色。”

　　◇　延伸阅读

　　《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

“近距离的斜视”

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

　　“我个人在与亨廷顿见面之前读过不少他的著作，然而对于他的文明冲突论，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昨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告诉早报记者 。

　　不过，他也不否认，单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讲，亨廷顿的理论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应验的。如今，新的冲突往往带上地域、文化、宗教的色彩。“他的理论之所以15年来长盛不衰也是因为它与现实有吻合之处。但是他的理论也可能将人类发展带入死胡同，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增强，文明之间并不必然产生对抗。”王逸舟说。

　　1990年代，在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刚刚传入中国时，曾引起强烈反响和质疑，很多中国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讨论，学界还专门在1995年出版了《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书。28篇文章中，一类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评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者多为国际政治学者。另一类是从世界各大文明和文化的历史发展、特点、对比和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评说，作者多为人文学科领域的专家。当年，王逸舟的文章标题是《国际政治的又一种透视》。

　　在他个人看来，亨廷顿的理论属于一种“近距离的斜视”——首先是一种近距离的透视，不像我们有些官样文章，有些教科书，大而化之，不着边际，他抓住要害，直触主题，抓住了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是斜视。什么叫斜视？他有一种西方中心论的主观预设在里面。

　　1996年，王逸舟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找机会通过其他人介绍，拜访了亨廷顿。“当时他的影响力正如日中天。虽然很忙却也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通过短暂的接触，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较孤傲。”

　　在与亨廷顿的交流中，王逸舟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看待“文明冲突论”，能够从中学习什么？结果亨廷顿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他说，如果按照文明冲突论，一方面中国现在担心的很多事情其实大可不必，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没有察觉的地方将来可能变得麻烦。我请他解释一下，他说，按照文明冲突论，中国目前所担心的一些冲突和潜在热点，比如台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未来都有可能变成中华文明崛起后的一统天下。将来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某种对抗，很难想象这些地区会有某个国家站在美国一边。这是他所说的同质文明内部的一种整合作用。”

　　但亨廷顿同时向王逸舟指出，按照文明冲突论，中国目前所没有关注到的区域——两大文明的交界处，将来可能出麻烦。“他所说的两大文明指的东亚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一区域可能成为两大文明争夺碰撞地带。他说，异质文明之间哪怕暂时相安无事，最后也将出现麻烦，关键看各国决策者怎么处理它。”

　　王逸舟指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并不是一个纯粹学术理论的东西，最初它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由美国国防部请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来做的一个评估报告，亨廷顿本人就是这个战略研究所所长。“评估什么？就是冷战结束了，苏联解体了，美国在未来世界上主要面临麻烦来自何方，怎么应对。他和同事一起分析，得出结论，普通人所阅读到的只不过是公开的版本，直接报上去还有很多对策、建议，这个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据我所知这些内容包含很多战略内容。”比如他提到，要防止日本摇摆不定。因为按文明性质，日本是东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只不过近代以来脱亚入欧，二战后更是脱亚入美。未来日本动向究竟如何？是随着中国崛起慢慢地回归东方，倒向中国呢，还是继续留在西方，留在美国的战车上？他建议要特别小心。亨廷顿还提到澳大利亚，情况跟日本有某种相似。澳大利亚是白人国家，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澳大利亚近一时期以来，随着亚洲的繁荣，随着中国崛起，出现一种声音要求融入亚洲。亨廷顿看来这是一种危险倾向，改变了不同文明的力量对比。因此美国人要警惕。他还提到土耳其、南非，说土耳其的认同并不确定，西方人看来他是“异教徒”，信奉伊斯兰教，而在阿拉伯国家看来，他把自己归属于欧洲，打世界杯都算欧洲队。这样一种摇摆，使土耳其的角色极其敏感，因此未来需要小心。南非也是如此，他说南非过去是白人统治，南非人口多数却是黑人，现在黑人当政了，南非将向何处？是沿着过去白人开辟的现代化方向走，还是开始所谓黑非洲文明自主道路？南非选择的不同道路实际上反映出文明冲突论的朝向。类似建议还有很多。

　　王逸舟认为，文明冲突理论虽然影响深远，然而亨廷顿并非因此书的走红而出名，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还不到40岁时，他就发表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亨廷顿给后人留下的遗产不少，而我认为他最牛的作品应该还要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记者 周云）

争鸣

“文明的共存”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

汤一介 北京大学教授

　　1993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批评，补充和修正了某些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观点有所改变：例如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考虑。为什么亨廷顿有这样的变化?那是因为他感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实际上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在国内又受到“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提出 了“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

　　据历史经验，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虽然他他敏锐观察到某些由于“文明”引起冲突的现象，例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科索沃地区的冲突，甚至伊拉克战争等，都包含着某些文化(宗教的和价值观的)原因，但分析起来，最基本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我们更应看到，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的世界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汤一介先生专题请点击：

“文明的冲突”强化了文明的冲突

童世骏（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文明的冲突”观点提出之后，亨廷顿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他的辩解是，他并不是要推动文明的冲突，他想要提醒世界避免这种趋势的发生。但“文明的冲突”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文明的冲突”观念，这样一种理论社会后果不是他本人所能控制的。

　　所以，对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观点，我们有不同的解读。我们既可以读出强化“文明的冲突”的理由，又可以从中得出警示意义——“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这完全取决于阅读的态度。“文明的冲突”理论提出在“9·11”之前，但是“9·11”的发生给亨廷顿带来了很大尴尬，一方面这一悲剧验证了亨廷顿的理论，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这一后果。所以，“文明的冲突”这一理论对学界来说，它在认识论上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它得到了“验证”，但在伦理学上又是一个危害的例子，它有可能导致了“9·11”。

　　无论我们对他的理论观点持什么样的态度，亨廷顿这样一位重要知识分子有两点是不可置疑的。首先，他的工作确实是为美国主流价值服务的；此外，他是以学者的身份服务的，而不是政客身份。亨廷顿就曾明确提出，他反对普遍主义，主张美国主义、大象主义。他推崇美国价值观，但他反对美国政府在全球推行美国价值。亨廷顿观点与“多元文化”、“全球正义”等学术观点是冲突的，但他反对多元主义是反对在美国国内讲多元文化主义，你可以说这是要维护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正统性，不过他又警告不要幻想全球文明的融合，主张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以避免全球冲突。

在中国国内，亨廷顿的理论特别是“文明的冲突”被国内学者反对的居多，我想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强调包容、和谐有关，所以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文明的冲突”这样一种文明观本身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