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讲演录》，黄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出版。

《金瓶梅》是一部历来有争议的小说，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评价它的文学价值与思想价值。《金瓶梅》在多角度地分析小说中的性描写的利害得失的同时，引导读者去认识中国社会病态的真实面貌，去品味传统小说的艺术奥妙。《金瓶梅讲演录》作者黄霖指出，《金瓶梅》让人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腐败了的晚明社会，让人思考着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中，该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它又让人看到这样一部“奇书”，在叙事、写人、结构、语言以及整个创作思维方面有着全面的、重大的突破，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块醒目的里程碑。它还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展示了晚明时期的一幅幅丰富多彩的风俗画，让人看到了饮食、服饰、游艺、戏曲、宗教等的真风尚，犹如翻阅了一部晚明社会的百科全书。本版特地摘录书作者黄霖与李桂奎的对话，让读者更多地了解《金瓶梅讲演录》。

黄霖，１９４２年生，上海嘉定人。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金瓶梅》研究方面主要论著有《金瓶梅漫话》、《金瓶梅考论》、《黄霖说〈金瓶梅〉》、《金瓶梅研究资料汇编》、《金瓶梅大辞典》（主编）等。

李桂奎（下简称“李”）：黄老师，首先，我想问一个比较宽泛一点的问题：您是怎样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金学”界“起家”的呢？

黄霖（下简称“黄”）：说来话长，我从小就是一个“小说迷”。大约１０岁时，记不起怎的知道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藏有不少小说书，就鼓动他“偷”出来看。第一次偷出的书是一本描写郭子仪平反封王的小说，一下子把我给吸引住了。接着，我又似懂非懂地读了《说唐》、《征东》、《征西》、《罗通扫北》等不少有关唐代的英雄传奇小说，一时间我竟在小朋友间成了一个“唐史专家”，经常大讲特讲程咬金、秦叔宝、尉迟恭、薛仁贵等人物的故事，从此，我感染上了迷恋中国古代小说的癖性。现在看来，幸运的是，父亲对我的读书很宽容，使得我在家中比较自由地读了很多古今杂七杂八的书。不过，这种放任自流的读书生活并没持续多久。１１岁那年，我进了嘉定县城初中，寄宿在学校，读小说的自由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当时，老师将所有的旧小说，包括《三国》、《水浒》之类统统称为“黄色小说”。为此，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装病不上课，躲在宿舍里看；二是熄灯后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尽管后来被老师发现，革掉了我的“大队长”的职，但是，我还是偷看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书。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后，我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读小说了，而且还懂得了“研究”这一项。可惜，“文革”使我晃荡了１０年。直到１９７８年回到复旦，受命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这时，一个“怪杰”金圣叹，一部“奇书”《金瓶梅》，时时梗在我的心中，我总想为长期以来评价不公的这“二金”说点公道话。也许，从那时开始，我的古代小说研究才算真正拉开了帷幕。

李：真想不到，您是这样拉开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金瓶梅》的序幕的，那么，后面的“好戏”是如何唱响的呢？

黄：说不上“唱响”，但唱起来真有点偶然性。“文革”刚结束，人们还谈“金”色变。１９７９年的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在床上随便翻翻那时新出的很有气派的大型杂志《社会科学战线》，看到了朱星先生的《〈金瓶梅〉的版本问题》一文。这是“文革”后的第一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我非常兴奋地一口气读完了它，非常佩服朱先生的学术勇气，但对他试图抹去《金瓶梅》“秽语”来肯定这部小说的做法有点异议。第二天就写下了《〈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向“金学”的大门莽撞地迈出了第一步。我写这篇文章虽然意在证明《金瓶梅》原本有“秽语”，但并不是想以此来否定这部奇书，而是为了保证以后的研究能走上正常的道路，强调不应当以有无“秽语”来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我当时的态度是：“《金瓶梅》的淫词秽语不应当成为我们对它进行适当研究的障碍，也不应当因此而全盘否定《金瓶梅》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这几句长期郁积在我心中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势下，得以倾吐而出。

随后，我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不过，真正引起学术界热闹了一阵的是我后来提出的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屠隆说”。在１９８３年第３期的《复旦学报》上，我发表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其后又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尽管我的观点曾经遭到过徐朔方等专家的质疑，但也得到了魏子云等一些学者的赞捧，还有一些学者写专著来发挥我的观点。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李：说起《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问题，恐怕是中国古代作家考证中最热门的一个课题吧！有人把它比作是“歌德巴赫猜想”；有人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课题，不值得花工夫去研究，过去的所有考证都无意义；但也有一些人还是在不断地探索，新说不断出现，最近还有徐渭说、王寀说、萧鸣凤说等新说法。不知您对《金瓶梅》作者研究有什么看法？您还坚持您的“屠隆说”吗？

黄：对于《金瓶梅》作者的考索，尽管目前大家都缺少“临门一脚”，拿不出硬证来坐实，但多数人的研究还是严肃的，有意义的。我从未说“屠隆说”没有问题了，但我觉得我考证《金瓶梅》作者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立即确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否就是屠隆，而在于围绕着这一作者问题的考索而提出的一些材料和论证引发和推动了《金瓶梅》成书年代和作者用语、习俗等大讨论，这还是有意义的。具体一点的，比如我拈出的《开卷一笑》，就被“王稚登说”、“徐渭说”研究者所运用，这就起了作用。最近我读到素昧平生的盛鸿郎先生寄来的《萧鸣凤与〈金瓶梅〉》一书，十分感动。这位工科出身的绍兴水利局长退休后疾病缠身，还辛苦１０年，写出了一部近４０万字的专著来探求《金瓶梅》的作者。尽管他的结论与论证还不能使我信服，但他那种“仅仅是为求解４００多年来历史之谜的一种探索，别无他求”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研究至少对深入研究徐渭也是有用的。所以，看问题不能简单化，《金瓶梅》作者的研究与也都未能坐实的《三国》、《水浒》、《西游》的作者研究一样，并不都是无用功，更不全是胡说，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金瓶梅》研究（不仅仅局限在作者问题上）的不断深入。

李：据说，您治学不但注重挖掘新材料作考据，同时也注意用新观点来阐释，假如说“屠隆说”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您注意挖掘新材料，此外您在理论分析方面有些什么创新呢？

黄：我从１９８４年后，除了对版本问题较关注外，就开始从“外学”转向“内学”，比如，我写过《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一文，开门见山地说：“在我国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曰：暴露。”尽管有些同志说我提出的观点有些“褊狭”，但我觉得这总比那些笼统地称《金瓶梅》为“现实主义小说”、“世情小说”有的放矢。附带提及的是，我认为，中国文学中的“暴露”主题颇成气候，《金瓶梅》是一个标志，后来的“谴责小说”达到一个新高度。我一直想写一部《中国暴露文学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也没能付诸实施。后来我还尝试运用“人学”观点来分析这部“人情小说”，又用女性批评、主体意识觉醒等视角来分析小说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在海内外也得到了一些知音。

李：您对《金瓶梅》的研究不断地切换镜头，使得您的研究既没有人云亦云地重复别人，也没有颠来倒去地重复自己。据我所知，您在《金瓶梅》的研究成果形式上也是不拘一格的。尽管我已经拜读了许多您的研究著作，但是还是感到掌握得不够全面，您可不可以给我作一粗略的介绍？

黄：当然可以。当我在涉足“金学”园地的时候，实际上很多观点和做法都并不是预定好了的，而往往根据研究的进程和需要，相机而动，随缘而成。就写作态度来说，有的是因自己偶然的发现而一气呵成，有的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有的论文一天就写定，有的论文几年才完成。这样，就使我的成果五花八门。其中，《金瓶梅资料汇编》是我在全面收集有关小说理论资料时的“副产品”；与此同时，我还和王国安先生合作编译了《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出过自己的论文集《金瓶梅考论》；写过通俗读物，也就是现在《黄霖说〈金瓶梅〉》的前身《金瓶梅漫话》；为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渔全集》而校点过崇祯本《金瓶梅》；为香港梅节先生出版的梦梅馆《金瓶梅词话重校本》作过注释；还主编了《金瓶梅大辞典》。所以说，论、校、注、辑、译，以及编辞典，各种味道都尝过。其中三本书得了不同性质的奖。在《金瓶梅》研究著作之外，我还得过几种国家及省部级的奖，但我特别看重的还是《金瓶梅漫话》得的奖，因为它是第一次由全国读者投票产生的“金钥匙奖”，是老百姓的奖。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