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蔡元培先生等人主持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先生的主持下，发掘安阳殷墟、整理大内档案、调查全国方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49年，史语所作为“中研院”的一个部门迁台，在中国台湾继续开展学术研究。近期，台湾出版了《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书，系统地介绍“中研院”的发展历程。日前，“中研院”院士、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先生来沪参加学术活动，记者请他谈了史语所赴台之后的发展情况。《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书在http://www.sinica.edu.tw/80th_anniversary/history.htm上也可以看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王汎森像：李媛绘

　　“中研院”在1949年迁台的机构很少，倒是史语所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王汎森：“中研院”在1949年之前有二三十个所，迁台的时候只有一个所（史语所）和一个图书馆（数学所）。图书馆去了之后，负责押运图书馆的两个人，一个是陈省身，一个是姜立夫。陈省身后来到美国去了，姜立夫后来回到大陆去了，所以数学所从1949年一开始就没有人。我还记得在《胡适日记》里面看到他形容是“筚路蓝缕”，数学所当年要找一个空军少将林治平来做所长，当时空军在办一个学术机构，把这个人调去负责。胡适就一直要把这个人弄来“中研院”做数学所所长。如果你看《胡适日记》或《胡适年谱长编》，大概在1960年代，一直在跟空军交涉，这个人是个很出色的数学家。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知道，每一个所要经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史语所在迁台的部门中是比较完整的，这和傅斯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之前他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时傅斯年一度也曾提议说：既然时局如此，大家就解散算了。但是大家都不肯散，也考虑过好几个地方，比如迁到西南啊，后来因为傅斯年长台大，所以决定搬到台湾。1948年选出的八十一位院士，有九位到台湾，十二位到美国，近六十位留在大陆，到台湾的大多数都是史语所的。

　　在“中研院”搬迁至台湾南港五十周年时，曾经做过一次展览。当时李远哲院长要我对采访的记者做一段“中研院”在台湾历史回顾的演讲，我说其实相比之下，当时台湾几所老的大学，因为之前有日本人的经营，物质基础更好。史语所刚到的时候，只能租赁杨梅火车站的仓库和附近几家民屋，暂时放置辛苦运抵台湾的文物、书籍和仪器。董作宾和李济两位院士级人物，也只能合住在一间教室，用白色布幔隔成两间。“中研院”在五十年之间，能再度占据学术领先地位，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去年我带了一个摄影队去杨梅，想要重新找当年的仓库，刚好在前两年就拆掉了，现在变成停车场了。

　　傅斯年先生在1927年创办史语所，到迁台之前经过二十余年，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这些传统在1949年之后是怎样被继承并发展的？

　　王汎森：我觉得从创所以来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尽可能找到最好的人才，傅斯年有句名言叫“拔尖主义”。在他的遗物里有一份北大当时历史系学生的成绩表，我推测这个跟他的“拔尖主义”有关，就是把里面最好的学生选到史语所来。这个政策一直都挂在所里人的嘴巴上，人文学科如果没有找到最好的人，就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傅斯年在欧洲所学不名一家，不是专门只重一种学问。当时西方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很多的人文学问，包括当时的科学，他都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在选拔人才、确定研究方向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优势。我观察“中研院”的各个研究所的发展，不敢说所有，但是大部分领导者一开始树立的风气和传统是对的，才能发展得比较好。而这个领导者，除了他本人本门专业的学问，还应该有比较广泛的学术素养、眼光跟品位。眼光跟品位可能与他自己专门的研究没有大关系，可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很有关系。我们观察傅斯年在欧洲所学，买的书、收藏的东西、所读的东西，确立了这样一个格局，使得他在拔擢人才、制定方向，还有给每个人学问方向的建议的时候，通常都很有见地。

　　第二点，那个时代的中国，由于新学术尚未完全建立，傅斯年主张充分掌握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问最新的成绩与方向。但是同时他所找来的学者，多有旧学的功底。我的观察是，只有旧学不足以推动新学术，只有新学也不够，只有把两个结合起来才是正路，王国维等人走的就是这条路。傅斯年对当时西方学术有很广泛的掌握，而且持续在关注着，当他1947年到美国时，因为很久没有再到西方了，所以拼命订购各种书，留下了很多购书的记录。他对当时西方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学问，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这也是他要求同仁的。

　　人才和材料都有充分的准备，而研究的思路也是很重要的。

　　王汎森：由于史语所这个特殊的制度和特殊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在一个路子上长久地做累积性的追求，这也是“中研院”独有的品格。我记得有一年，台湾有个期刊记者问我：为什么“中研院”可以做到这样的成就？我说有些学问不能浅尝即止的，总是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现在回想起来，从史语所很多人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一方面有天才型的学者如陈寅恪先生，但同时有很多人是长期做一个繁复细致庞大的工作，严耕望先生就是一个例子，陈槃先生、劳榦先生也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比如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你如果看我们的档案就会知道，最初是因为傅斯年告诉他说，史语所藏书里有一部杨守敬的《古诗存目录》，史语所买到这个钞本，傅斯年马上看得出，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潜力，所以他就要逯钦立把它做下去。逯氏以杨目为引导，研治数十年，所成远远超过前人。逯钦立从这个事情开始，一直到中华书局在1983年正式出版，前后经过几十年。逯钦立还在李庄的时候，喜欢李庄的一位女孩，傅斯年给女孩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的这部书现在已经就绪，将来如果出版的话，必定洛阳纸贵，身价百倍，“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中知名之士无疑也”，所以可以放心把女儿嫁给他。所以说，长期的、抱定一个方向、一整块的做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傅斯年有句名言：“政治你们不要管，我来管，你们只要专心读书就好。”我想在傅斯年的心目中，专业的史学家是很重要的。他认为以前中国的学术没法进步就是不专业，他主张在现代的学术中，人们必须做一个专家，他要培养这种专家。他在某个场合曾经说过，有些人天资没有高到那个程度，但是他做累积性的工作能做得非常出色，长期地做下去，最终跟那些天才所做很精彩的文章一样有贡献。

　　另外还有一点是严格性，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建立学术研究的严格性，也是一个特征。现在很多人回过头来看之前出版的那些考古报告，都深深被它们的谨严性所震撼。新的学术刚刚在中国生根，傅斯年要树立一个标准，把标准的这条线拉出来，这条线很重要。他不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但是要把标准拿出来。这个标准一直坚守着，一直到台湾也是这样。

　　史语所在迁台之后，先后分出民族所和语言所，这是学术本身发展的结果，还是有人事纠葛的因素？

　　王汎森：Philology很难纯粹译成“语言学”，傅斯年先生曾经译成“语文学”、“语学”等，philology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后非常流行，其确定范围很难说清楚，笼统地说包括比较语言学、文献考证批判、古文献解读等。Philology非常难定位，我们这次所庆有一场讨论会，除了本地的学者之外，还请了六位对中国、印度、欧洲的philology很有研究的一流学者，其中有几位是研究梵文的大教授。我们请他们来谈，到底philology代表什么。谈的结果，基本上还是认为它有语言学的成分，有训诂、古文献学的成分，其中一位学者认为philology是指能帮助我们好好理解古代典籍的各种学问的加总。十九世纪发达起来的philology，就是用各种办法，来帮助我们充分了解古代文献及历史，所以可能是语言学，可能是古文字学，可能是文籍考订等等。在我看来，傅斯年先生留学时期受了欧洲某些philology学派的影响，认为语言学在philology的大范围中，这也解释了史语所从一开始就进行全国方言大调查。到1980年代我进所的时候，语言组的杨时逢先生，才刚刚把他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做好出版，前后约经五十年。全国方言调查花很长时间的工作，留下了很多留声片。但是必须承认，现代语言学，也就是称为linguistics的，越发展越专门，到我进所的时候，每两个礼拜举办一次的讲论会时，已经听不大懂部分语言组同仁的报告了。所以这种分离也是很自然的事。留在史语所的是古文字的学者。现在世界上把philology和history合称的研究单位，恐怕已经很少很少了，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并不罕见，兰克就是从研究Philology成为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也可以说是从研究Philology成为史学家的。

　　史语所在台湾的考古学研究也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

　　王汎森：考古从挖掘到出版完整的报告，是一个很长的历程。梁思永先生主持了殷墟的几次重要发掘，史语所到台湾以后，梁思永的学生高去寻先生（1910-1992）花了三十五年时间，把侯家庄的报告做出来，厚厚的十大本（其中有一册是石璋如接续完成的）。可是他实在太谦虚了，他每一本都写“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他只是“辑补”吗？我当时看了很奇怪，高去寻如果只是“辑补”，怎么能当院士呢？后来我亲眼看到所档里，梁思永先生的发掘记录只有一点点，我慢慢才了解，事实上报告的主要工作都是高先生做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到台湾以后，虽然没有机会参与大陆的考古发掘，但是一直在做这一类的工作，比如考古报告、研究的整理等等，所以这一条线没有完全断掉。但是，因为没有了田野，有一些本来可能对中原考古有兴趣的，就慢慢转向台湾考古，现在在史语所里面从事台湾考古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从事中原考古的。学术方向的调整，尤其史语所这么讲究搜寻原始材料的单位，当然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

　　“中研院”迁台以来，一直与政府有很多联系，比如朱家骅、王世杰院长都曾任政府高官，那么史语所是如何保持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的？

　　王汎森：“中研院”成立以来，实际上都在坚持“学术独立”，希望在这样一个原则下建构现代的学术环境。历任的院长，包括所长，都有这样一个潜在的坚持。事实上“中研院”有关的事情，政府大多尊重，基本上让你自己去做，你要钱就尽量给你。“立法院”对“中研院”基本上还尊重，但是对其他单位就不是这样了。整体而言，“中研院”有这样一个精神，比起1927年北伐以后新成立的很多单位，“中研院”始终尽力在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从蔡元培以来，胡适、杨杏佛、傅斯年、丁文江等人都是这样。从他们行文的风格，他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看出来。

　　但是必须承认，现实是很复杂的，“中研院”所经历的八十年中，有时政府很有力量，有时民意机构很有力量，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做些妥协。“中研院”直属“总统府”，直属“总统府”的单位只有三家：“中研院”、“国史馆”、中山陵寝管理处，中山陵寝在大陆，所以实际只有两个机构，“国史馆”的预算是很小的。在李远哲当院长的时候，有一个办法，“中研院”的预算只要跟“总统”报告，然后交“立法院”审议，而不必向“行政院”负责，其他单位就不行了。朱家骅与王世杰两位“院长”，虽然都是政治上很有地位的官员，朱家骅也是院士，以前也是北大教授，可是院长代理了十八年；王世杰办武汉大学是非常有成绩的，而且在当时的法学界是很有地位的学者。我个人的初步印象是，他们在负责“中研院”时，并不因为他们做过政府高官而放弃了“学术独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