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戏剧艺术》30周年研讨会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正当学者讨论正酣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元江抛出一个观点：梅兰芳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戏曲体系。邹元江教授进而提出：“梅兰芳体系”是一个“假命题”，要将它“解构”掉，重建中国的戏曲美学体系。

    此语一出，全场哗然。由于事涉京剧大师梅兰芳，正巧又赶在电影《梅兰芳》即将上映之档口，如此特立独行的学术观点，很快引起了70多位莅会专家的关注和争论。

梅兰芳体系，能否成立？

    上个世纪30年代，梅兰芳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唱起“海岛冰轮”，弯腰卧鱼、“空手”拈花时，不知这位倾国倾城的“杨贵妃”是否想到，自己的表演会在他去世的二十多年之后，被命名为一种“戏剧体系”，并与其他两位国外戏剧大师的体系一起，并称为“三大戏剧体系”，三峰并峙？他是否还能想到，这个“梅兰芳体系”在被认同数十年后，又有一位名叫邹元江的教授，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了学术基金，进行着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的研究，虽名为“梅兰芳表演体系”，却努力要“解构”、否定“梅兰芳体系”？

    “梅兰芳体系”这一说法的源起，出自著名导演黄佐临的《我的写意戏剧观》。在这一论著里，黄佐临提出世界上有三大戏剧体系，把梅兰芳的表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并列为同样高度的戏剧表演体系。在黄佐临看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建立一堵想象的墙，这墙对观众是透明的，对演员是不透明的)，布莱希特要推翻第四堵墙(想要与观众交流)。而对于梅兰芳，这堵墙根本不存在，用不着推翻。老艺术家黄宗江说：“也有人说这是个京剧表演体系，你为什么说是梅兰芳体系呢？因为梅兰芳是京剧的代表人物。”

    此后，在中国戏剧界，“梅兰芳体系”成为约定俗成，尽管西方学者眼里的“三大戏剧体系”里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布莱希特”，却并没有“梅兰芳”，取而代之的是法国人阿尔托。

    上世纪80年代，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孙惠柱率先对“三大戏剧体系”进行研究，昨天，他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介绍说：“以梅兰芳命名，不仅因为他是京剧的代表人物，更因为他具有世界知名度。你可以说汤显祖、关汉卿的艺术成就更高，但后人已看不到他们的戏剧演出样式了。就像天上的行星需要用人名来命名一样，我们只是用梅兰芳这位最具世界知名度的艺术家，来指称中国的戏曲体系罢了。”

    而以这种方式“指称”的“中国戏曲体系”，邹元江直截了当指出：“梅兰芳其实代表不了整个京剧，京剧也代表不了整个中国戏曲。所谓的‘梅兰芳体系’是不成立的。戏剧体系是一个完整的话语表达，它需要一系列的剧作、关键词作为支撑，有自己清晰的美学诉求。作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对等的体系，梅兰芳体系应该有他独立的理论根基、独立的表达方式，这些，梅兰芳都没有。他戏剧美学观念是借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体系，并非自己的思想成果。”

中国戏曲理论体系，要重建吗？

    为什么说梅兰芳的“体系”，只是借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呢？

    邹元江分析说，世称“梅党”的齐如山、冯耿光等一批文人，大多留学西方，深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演剧思想的影响。齐如山留学回来后，曾在一次演讲中，“用了3个小时批评中国戏曲”。而梅兰芳对齐如山等文人“言听计从”。

    齐如山边看梅兰芳的演出，边给他写信，这120多封信里，主要内容就是不断提醒梅兰芳演戏一定要懂得是否“合道理”。譬如演《汾河湾》，薛仁贵（谭鑫培饰）在窑外唱一大段时，柳迎春（梅兰芳饰）在窑内，脸朝里休息，薛仁贵唱了半天，他（她）一概不理会，等薛仁贵唱完了才回过脸来答话。对此，齐如山在给梅兰芳的信中说：“听他在窑外说话，（你）假装没听见不合道理，听见脸上没有表情不合道理，表了半天的情，进窑后问的还是这些话，更不合道理。”仅过十几天，梅兰芳又演此戏，他完全按照齐如山的意思改过来了，在谭鑫培演唱时“作身段”，因而梅兰芳大受欢迎。

    显然，梅兰芳在谭鑫培演唱时“作身段”，是从“合道理”出发的。邹元江认为，这个所谓的“合道理”却是违背了传统京剧的程式、符合西方的戏剧观念。中国京剧是以“美”为主要呈现方式，可以不考虑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起承转合，而追求脸谱、唱腔、身段等等外在美；而西方戏剧则以真为主要呈现方式，讲究体验、合理、深刻和思想性。邹元江解释说：梅兰芳的“改戏”说明，他认同了齐如山的西方戏剧理念。

    不仅认同，而且梅兰芳对中国戏曲艺术观的表述，“或者只是替影响他的人在表述，或者是影响他的人在借他的口来表述。”邹元江质疑说：“这里究竟有多少想法是梅兰芳自己真切意识到的，我们真是不能妄加断语，不能不加深入分析就完全认定一些事情。”

    邹元江认为，包含京剧和各类地方戏的中国戏曲，是有其独特的演剧方式，也有其独特体系的，“只是理论上没有深入探讨过”。他说，“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体系”只是特定历史时期戏曲美学思想“泛西方化”的产物，其体系本身是“斯坦尼”的而非“中国京剧”的，不能用“梅兰芳”这一符号来代表中国的戏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