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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是，钟敬文先生在近百岁高龄还带博士生，可谓世上一绝。这位自称“‘五四’之子”，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人民学者为我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 深秋时节，记者走进广东海丰公平镇，看到由当地民营企业家连氏兄弟斥资建设的“敬文广场”、“敬文雕像”。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撰写的《敬文广场记》对广场做了如此描绘：“中竖先生雕像，旁列名贤碑刻，廊展民俗风情，坪铺芳菲细草。花树扶疏，接春晖之温渥；栏槛萦回，揽湖山之毓秀。俾邑游侣流连休憩，景仰山斗，吟啸烟霞，感受文化气息，提高素质修养。” 少年风华结缘民俗研究 钟敬文，原名谭宗，一字静闻。1918年春，北京大学文科的一些教授，发起征集中国近世歌谣的活动。不久，他们就在《北大日刊》上开辟了《歌谣选》的栏目，逐日发表这方面的作品。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的一时风气。当时广东省的大报如《群报》及当地的《陆安日报》都经常登载一些歌谣。1919年，“五四”的一声春雷，惊醒了躲在古屋小楼角落里用朱笔圈点《唐宋诗醇》、《渔洋精华录》、学做“子曰”文的钟敬文。 钟敬文在后来回忆说：“五四”的雷鸣使自己犹如触了电似的，“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沉睡着的思想、感情被唤醒了。这时的钟敬文又热爱文学，很自然就投入到这一场新文化运动之中。当时的海丰有独特的咸茶，五步一庙的民间信仰，全国罕见的三个稀有剧种，广东仅存的民。钟敬文利用住在接近村民和来往客商小市镇的机会，四方八面搜求资料。在那段时期，他搜集、记录了各种形式的民间歌谣数百首(多数是口头传唱的，少数是手抄本)，口承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等百余则。他将搜集来的民间文艺材料进行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当一些人讥之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刊登在中国第一学府的校刊上时，对于少年的钟敬文来说，不仅是鼓舞，而且意味着此生将与民俗学结缘。 赶赴广州学界崭露头角 1926年夏,受彭湃、聂绀弩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思想滋养,钟敬文来到了华南的大都市广州，这是钟敬文走上学术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钟敬文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平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钟敬文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并广泛搜集有关鲁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踪，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同年秋天,钟敬文经顾颉刚介绍,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预科国文。这时一批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聚集中大,他们继续开展在北方从事的新学术事业,钟敬文便成为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年轻的钟敬文经常是身兼编辑、校对、联系印刷等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有滋有味，因为这是他喜爱的事业。在广州期间，钟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民间趣事》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任教浙大诗文民俗并举 1928年夏,正当钟敬文努力追求思想与学术进步的时候,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学校保守势力借口他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问题,解除了他的教职。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到了杭州。 西湖秋色安抚了这位远来的异乡游子，催发了他的文学情思。在杭州，钟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外，还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钟敬文沿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中国也许会多了一位文学大师，但中国就会少了一位民俗文化研究的大学者。 钟敬文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五四”的精神滋养，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学与民间文化两条道路的比较中，钟敬文选择了后者。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杭州时期，是钟敬文学术上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然为学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研究重镇。 钟敬文的人生抉择对于他个人的情趣来说，是一种牺牲。他在95岁生日时说，我在选专业道路时，主要是从社会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个人角度考虑。文学的兴趣我一直保持，不过那是一种“余事”。秉承着传统文化精华的钟敬文，更看重的是肩上的社会责任。 吸取滋养东渡日本求学 为了直接吸取国外文化理论的滋养，1934年，钟敬文毅然放弃优厚的教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敬文勤读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还结识了日本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推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同时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他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发表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并为此刊编辑了几期学术专号。钟敬文在日本期间撰写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夏，钟敬文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着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与各界好评。浙江省报《东南日报》为此特别发表社论，称展出“为国内文化界的一次创举，颇饶深隽意义”。将民众固有艺术展示给世人，对于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的促进。 身居京华开创民俗新天 1949年5月，钟敬文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并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教职。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副理事长，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他先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文学遗产》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第一个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民间文学领域的高级人才。好景不长，“文革”中，钟敬文的学术生命被无情地中断了10年之久。 岁月蹉跎，老当益壮。1976年，73岁的钟敬文进入学术第二春。1979年，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集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两广，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钟敬文先生十分看重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俗学现已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民俗学从一个民间的学术门类上升为国家发展的规划学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进步。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学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北京师范大学，他先后领导创建了“211”工程重点学科与国家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培养了近50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民俗访问进修学者，他们绝大部分成为全国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钟敬文先生还有着重要的学术兼职，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钟先生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并具体参与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与编篡工作。他将这项工作视为传承与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工程，他竭尽全力支持这一工作。 他还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标志着学科进步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著作，发表了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在钟敬文先生的带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中心与资料中心。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先生，并没有为已取得的成绩而满足，他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1999年他推出了理论新著《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0年钟老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直到临终之前,他还在进行《中国民俗史》的编写。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竖立，中国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百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学术的奇迹。 百龄博导中国恐无二人 在中国,百岁高龄还能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学者,恐怕除了钟敬文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了。季羡林先生在90大寿时，曾诚恳地说“北师大钟敬文先生,今年99岁了还带博士生,值得我学习。” 钟敬文先生门下，弟子如云，已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六世同堂。他评价晚辈后学，包括亲炙弟子，他却有自己的一句口头禅，叫“我不如他”。 钟先生也治文论。他自上世纪30年代由文学转向民俗学以来，也把民间文学的活力和民俗学的视野，带进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青年文学理论家撰文提出，如果把20世纪以来的朱光潜、宗白华和钟敬文等的文论相比，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所寻求的一种多层次文学完美融合的“整体性”构架。文章写得大气磅礴，富有建设民族化的中国诗学的锐气和才情。钟先生高兴万分，从此他再三称赞：“讲文学理论，我还不如他。” 国际知名学者来访，钟先生经常让他们举办学术讲座。他总是对弟子说：“来访人都是很好的国际学者，他们要跟我谈话，我一个人听，还不如你们一起来听，集体学习更好。”钟先生不但要求与弟子们“知识共享”，还鼓励弟子对他本人和外国学者的发言做独立分析，各抒己见，可以信、也可以不信。 作为诗人的钟敬文先生，还有一个教育弟子的独特方法，就是写诗。比如，一些博士生受业于钟老，追求老师的学术，也追逐老师的文采。但初出道者，难于兼顾两头，他们的论文，有的文采斐然，但偏重主观情感；有的新见迭出，但行文艰涩，表达不清。针对这种情况，钟老作诗给予指点说：“古说修辞贵立诚，情真意切语芳馨；世间多少文章士，俗艳虚花误此生”。过了几年，钟老又为季羡林散文全编题诗一首说：“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闻野老说家常”，希望弟子向季老学习，做文章，既要逻辑严密，又要返朴归真。一些研究生先读外国理论书籍，再到中国民俗里对号入座，被钟老批评为理论与实际“倒挂”。为此，钟老特地抄录旧诗，和弟子沟通思想：“美雨欧风急转轮，更弦易辙要图存。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 通过诗歌，他谆谆告诫弟子“五四”以来的经验教训，阐明自己的观点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强调，治中国民俗学，更需如此。 恬淡简朴不求功名利禄 钟敬文先生在他90多岁的高龄时身体依然很好，每次检查身体，五脏六腑皆正常，连医生也感到惊讶：“近百岁的老人，身体和年轻人一样健康。”以致于在钟先生98岁生日的贺寿会上,季羡林说：“我可以保证，钟先生能活120岁。” 钟敬文先生不求功名利禄，淡泊自如；大事不糊涂，小事糊涂；宽厚待人，善解人意。他常说：“个人的优越感不可有，民族的优越感不可无。”这句话表现了钟先生不求功名利禄、淡泊明志、默默耕耘的精神境界，也表现出钟先生将毕生奉献给了弘扬祖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事业追求。他不求高官厚禄，不求物质生活的奢华，生活上只求有饭吃有衣穿即可。面对厄运和艰难，他也能保持心态平和。 钟敬文先生待人宽厚。他算是个有名望的人,他的美誉早已传遍人文社会学界。多数有名望的人,总有一些脾气或者说是个性,去登门拜访之前必须打个电话预约,否则贸然造访,轻则被视为不懂规矩、没有礼貌,重则被拒之门外。钟敬文先生生前每天要接待许多来访者。他们中有的事先打过招呼,有的则唐突得很。然而,只要说明来意，他都会热情接待。 中国人一向讲究食补。但钟敬文先生吃得很简单，可谓清茶淡饭。一次弟子们陪先生吃饭，问他想吃什么，钟先生诙谐地说：“我是无齿之徒，欺软怕硬。”凡是能嚼得烂他都吃。即便在友谊医院住院期间，他所食的也主要是医院的普通饭菜，主食是馒头和水饺，副食为菜蔬或蛋羹。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详述了中西饮食现象的差异,得出结论：“中国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蔬菜豆腐，此等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钟敬文先生虽不深居穷乡僻壤,但饮食为清茶淡饭。他之所以能成为百岁老人,应该与此种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无关联。 □链接·同代撷英录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中，为之灌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容肇祖 容肇祖(1897-1994)字元胎，我国著名古典哲学研究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 容肇祖生于广东东莞一个书香世家，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大学毕业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与顾颉刚等发起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是《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9年任学校民俗学会主席，为开拓和培育中国现代民俗学贡献良多。 解放以来，容肇祖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但他始终牵挂着民俗学的发展，为建立我国新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钟老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事业，被人誉为“国瑞文宗”。 他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0年钟老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直到临终之前，他还在进行《中国民俗史》的编写。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竖立，中国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百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学术的奇迹。 □ 钟敬文大事年表 钟敬文(1903—2002)，原名谭宗，一字静闻。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 ●1926年夏：来到广州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平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秋：经顾颉刚介绍，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授预科国文。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 ●1928年夏：应朋友刘大白之邀，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还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 ●1934年春：与夫人陈秋帆一道东渡日本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学习。 ●1936年夏：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 ●1949年5月：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8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之聘，就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 ●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民俗学专业和方向的研究生，并于1955年创立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 ●1979年：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当选为理事长。 ●1984年：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便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 ●1999年：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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