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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徐訏 李媛 绘
年轻时的徐訏
徐訏与艾青（左）
徐訏与林语堂（右）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曾经出过几个当时风头甚健，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却沉寂无闻的作家，钱锺书是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徐訏也是一个——而徐訏成名比张爱玲还要早，不过直到电影《人约黄昏》的出现，世人才重新知道了电影原著小说《鬼恋》的作者徐訏。 昨天是徐訏诞辰100周年，徐訏在港台的子女专程来到上海作协参加16卷本《徐訏文集》首发式暨纪念会。在徐訏女儿徐尹白的记忆里，金庸等香港文化人都是家中的座上宾，“不过父亲还是经常会念起在上海的日子，大闸蟹、香螺、年糕，他常常念叨。” 多少年不见天日 蚌壳内珍珠才发出异光 如许的森林变成泥土 但埋在山深中都是煤矿 ——徐訏《隐藏》 和张爱玲一样，徐訏在1949年之前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孤岛”时期完成的，如《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口才的悲歌》及《一家》四部长篇小说，成为当时上海的最畅销作家。之后，他前往重庆后方继续写作，宣传抗日，他创作的抗日小说《风萧萧》成为一代人的爱国启蒙。 1950年之后，徐訏只身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并另组家庭，重新写作。徐訏在香港和台湾安居了近30年，写了60余部著作，在香港、新加坡任大专院校教职，四处讲学，声誉遍及海外各地。1980年10月，徐訏在香港去世。 1996年，陈逸飞将徐訏的小说《鬼恋》改编成电影《人约黄昏》后，徐訏这个名字才重新被挖掘出来，他的作品陆陆续续被重新出版。几年前，徐訏留在大陆的女儿葛原出版了回忆录《残月孤星》，记录了葛原和她父亲徐訏之间一段魂牵梦萦的悲惨回忆。不过对于这部回忆录，徐訏的大儿子徐尹秋昨天对早报记者说：“虽然这是妹妹的回忆录，但我觉得里面还是虚构的成分更多些，不能完全称为回忆录，可能她看父亲的角度不一样。” 徐尹秋15岁就去了台湾，兄妹四人聚少离多，“父亲比我晚一点去了香港，后来我俩就在两地相聚。” 徐尹秋对早报记者说，“其实，我这个老大对父亲的了解都不多。我只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与父亲重逢时，他指着他住的地方说，‘我家就在贫民窟’。” 谈到即将出版的首部徐訏传记，徐尹秋说：“就算我们几个子女对父亲的印象都是比较模糊的，这样一部传记可能还没有办法完整叙述父亲的每个生命阶段。” 徐訏最小的女儿徐尹白与父亲一起的时间最多。“父亲留学法国，我后来居然也去了法国。1980年4月，我陪父亲到法国参加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在那里遇到了父亲在上海时期的许多老朋友，我看到父亲非常高兴。可是，那年10月，父亲就去世了。” 徐尹白说。 在徐尹白眼里，父亲徐訏在香港时期精力非常旺盛，“他在香港办杂志，关一本就又重新办一本，从不放弃。” 链接 自外于香港的“上海情结” 袁良俊 徐訏1950年抛妻别女，由沪赴港。直到1980年因癌症去世，他在香港一住30年。这30年，对这位久负盛名的小说家而言，既有与大陆妻女生离死别的痛苦，也有与香港社会格格不入的矛盾，可以说心态极不平衡。 作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徐訏对赴港创作本来寄望甚深。他满以为香港会和上海一样，欢迎他、支持他、赞赏他，使他持续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文艺作品。大出徐訏意外的是，香港对他完全是一副冷面孔。从1950年抵港到1980年去世，徐訏离港外出时间加起来不过一二年，他基本上是在港岛度过的。然而，他的“专业作家”的愿望，30年间却始终只能是一个美梦。他首先必须就业挣钱，才能养家糊口。 30年间，他当过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办过出版社、杂志社，却连一天的专业作家也当不上。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徐訏的书卖不出去，很多出版社不约他的稿。如果不是台湾正中书局为他出了15巨册的《徐訏全集》，他至死这套书恐怕也未必能在香港出版。 种种的不愉快，种种的不平衡，造成了徐訏对香港的无法认同。身在香港30年，他却始终无法融入香港社会。他成了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外于香港的“香港人”。 徐訏对香港的无法认同，既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他居港30年，居然一句不学更不说香港话，他说的是上海话或者家乡话——浙江慈溪方言。他请客吃饭，一般要到由沪迁港的餐厅，如“红宝石”、“红星”、“温莎”或有上海厨师的餐厅。就连看京戏，也要看一些由沪来港的“票友”的演出。这样一种浓重的上海“情结”，正是他不愿认同香港的有力证明。这种情结，在其小说创作中也有突出表现。 （本文为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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