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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赠书。 徐维欣
周有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徐维欣
1933年，周有光与张允和新婚留影。
1953年，周有光与张允和在苏州。
1992年，晚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题记 他早年学经济，干金融，跑过纽约、伦敦等“大码头”，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却在49岁痛快地“改行”，开始了一段“字母之路”的跋涉。 此后“半路出家”的他令人刮目——让世界最通用的26个字母为汉字服务，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起推行全国，至今已50周年；有著作《汉字改革概论》等20多部，还是最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 他生于晚清，自嘲“被上帝遗忘”，却依然站在时代潮头：83岁“换笔”用电脑，百岁高龄仍有新作问世，现在每天还在读书写作，每周发表一篇随笔。 他，就是103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读书看报写作 自嘲“无业游民” (一) 朝阳门内后柺棒胡同里有一幢普通的灰色住宅楼，这里是国家语委的家属楼，周有光先生的家便在3层的一个单元里。 因为周老有午睡习惯，记者与周老相约下午3时见面。进门后，保姆推开左手书房的门，只见老人早已端坐在书桌前，安静地等候着，看我走近，周老热情地伸出双手迎接我的到来。 虽早已闻先生居家简朴，但走进这间9平米的小书房，仍惊讶于陈设的朴素——小书桌只有两个普通抽屉的宽度，桌面上主人伏案的那部分早已磨得斑驳；3个高低不等的书架贴墙站立，小书房内还有一个能坐两个人的小沙发，以及书桌对面的两只凳子。一切都素朴到极点，甚至有些简陋。当我后来翻看先生的一本书，见到一张1994年先生和老伴张允和在这间小书房的生活照，才恍然明白，原来这里的一桌一凳，甚至窗帘，都是十几年如一日陪伴着主人读书写作。 把两只助听器塞进耳朵，周老笑着对我说，“耳朵不好，书房小正可以拢音。” 周老看起来比照片上略显清瘦，但精神十分矍铄，说话嗓门豁亮，笑起来中气十足，近距离看，老人家头发虽然稀疏却并未全白，牙齿仍是“原装”的，皮肤细腻而透亮，额头宽阔而光洁，好一个童颜鹤发！难怪会闹出如此笑话：97岁时周老到医院体检，医生见了二话没说就把年龄改作了79。 周老说：“我就是耳朵不灵啦，别的都很好。”而在我看来，周老的耳朵并没有那么不灵，访谈的2个小时里，我只需提高声调，学着周老的豁亮嗓门说话即可。只有两次他听不太明白我的话，让我用笔写，可还不等我写好，他在桌子对面反着看我的字就明白了。 周老爱笑，爱讲趣事，也爱幽自己一默，这让小屋里时常笑声连连。当我叹道“您的记忆力太好了”，他马上谦虚道：“现在我的记忆像个接触不良的电器，一会儿记得了，一会儿又忘掉了，靠不住的。”周老拿出新书《汉语拼音，文化津梁》送给我，挥笔写下赠言，手不偏不抖，签名后面又署上“时年 (二) 周老身边放着一个用碎花布包裹的打字机，这里面就是他每天写文章的“笔”：“现在没几个人会用这种打字机了，可我用习惯了，电脑屏幕太大，它的小屏幕正合适我。” “我85岁离开了办公室，就离开了专业工作，开始随便看东西，随便一看呢，我发现专业之外有一个知识的大海洋啊，我是文盲，自己呢就要自我扫盲。”先生笑呵呵地自嘲。 说话间，周老会随时扭转身子从背后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或伸出左手在一大摞资料里取一份剪报给我看，像个变魔术的老人，能迅速从纸堆里抽出他要找的东西。 周老说自己是“无业游民”，所以每天只好做这些事“打发”时间—— 读书。周老日常要阅读大量的书，这两天刚刚看完两大厚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他赞道：“编的人很有水平，资料很翔实，两大本我都看完了，从早到晚看。”周老还喜欢读世界文化，主要看外国的，会“随便记点笔记”，留作写文章用。 看报。每天看的报首先是《参考消息》，从头到尾全看完。然后是香港朋友每个礼拜寄来的外国杂志，“这个NEWSWEEK，每一期我都看，还有其他的东西，我看了就扔掉了，因为我的房间太小了放不下。” 写作。每个礼拜发表一篇随笔，大都刊在《群言》杂志上。“这个杂志是20多年前民盟办的，胡愈之是领导，他找22个能写文章的人，做杂志编委，从那时起我每个月都给他写，写了二十几年，这22个人大部分都死了，还剩下两三个，他们都不会写文章了，已经老了，我说我还没老。”说到这，周老孩子般地笑了起来。 现在周老看的最多的是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东西，还会把他看到的前沿新知写成文章，“我写东西很通俗，太学术的都改掉，目标就是让初中生看懂，以前写给大学生的教科书，也很通俗，我一直是这样，我说我是搞科普工作的。” 说着，周老递给我他近日的新发现：一则题为《光绪死因百年后破解》的新闻。这段长长的报道被单独剪了下来，显然周老对此兴趣极大，一字不漏地看过，每行文字上都标有一杠蓝色水笔印迹，空白处还写了减法公式计算光绪的继位年龄。 看我拿着剪报端详，周老说：“你留着吧，我已经抄下来啦。”随即，他打开近身的一个抽屉，我凑前看，里面竟是一大抽屉的3.5寸软盘，粉的、蓝的、绿的，整整齐齐排放着！这些软盘里正存着周老用打字机抄录的剪报。 就是这样的点滴积累，周老写了很多充满时代气息的杂文、小品文，思想开朗，用笔精湛，连年轻人看了都自叹弗如。 周老的老同事、相交30年的好朋友方世增先生告诉我，在他看来周老最“厉害”的不仅是知识渊博，还有一点是记忆力超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记忆力像他这样好的人，他能做大量的‘资源整合’，会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知识里发现规律，发现新东西。如果记忆力差一点，是做不来的。”方先生说，这恐怕正是周老能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原因。 漫长的语文现代化之路 拼音是“文化桥梁” 今天，世界最通用的26个字母在为汉字服务。 可是起初，这一点曾经备受争议，最为响亮的质疑是：中国泱泱几亿人口，为什么不自创一套字母让外国人来学我们？1950年代的中国许多人都这么想，周有光平静地解释道：采用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是人类文字发展史的必然趋势，不是个人好恶问题。字母为任何人服务，善于利用，它是无价之宝，不能利用，它就一文不值。 今年9月，台湾开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我问周老：“听说此事是否感到高兴？”老人呵呵地笑了：“台湾搞了个通用拼音，结果呢，通用拼音不通用，而且无意中对台湾产生自我封闭影响。字母是一个文化问题，学术问题，不要和政治混在一起。现在台湾用汉语拼音，彼此一致，大家方便，是件好事。” “语文现代化”这5个字，在语言学家周有光看来，是条“不简单”的路：“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从清朝开始，开头很困难。现在学普通话没人反对了，20年前还有人反对哩。白话文没人反对了，以前也反对得很厉害。汉字简化，也曾有人反对。汉语拼音以前有人反对，现在没有了，手机帮了拼音的忙，大家发短信都用拼音了。” 在一个文化基础深厚的民族里，产生一个新的拼音方案殊为不易。从20世纪初开始，先后有人倡导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皆未普及开，直至建国后，汉语拼音方案从1400多种方案里脱颖而出，方才尘埃落定。 从《汉语拼音方案》推广之日起，争议与质疑就不曾停歇，有人说：“如果秦始皇采用拼音，中国早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还有人指责方案“毁灭华夏文化”、“数典忘祖”。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周先生却十分理解：“这是传统文化面对外来挑战时必然表现出来的自卫本能”。 “汉字是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不可替代。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汉字，做很多汉字不能做的工作，不是代替汉字的。”周老强调说。 那么汉语拼音是完美的方案吗？周老认为：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50年了，时间最终证明了拼音这座“文化桥梁”的科学性、实用性。今天，不仅中国需要拼音，外国也需要拼音，拼音属于世界，这架“穿梭机”往来东西，沟通中外。 “文明古国要想成为文明‘今’国，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现代化为基础，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语文现代化的准备，比如在规范化上我们的语言文字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周老说。 我们不会时刻意识到汉语拼音的存在，正因为它的作用无处不在—— 它是扫盲的“钥匙”，它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它是护照上汉语姓名的拼写法，它是马路上的指路牌，它是电脑、手机中最主要的中文输入法，它在检索、编制盲文和手语、编制工农业产品代号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它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联合国秘书处确定为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中文的标准……假如把拼音从我们生活中抽走一天，文化交流的桥梁就会坍塌。 “半路出家”成专家 虽然49岁才“改行”从事语言学研究，实际上18岁时周有光就对字母产生兴趣了。 1923年，初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发现什么都用英文，连门房讲话都用英语，写文章用打字机了，不用手写了，而英文很方便打字，中文不方便。因为一直对语文有兴趣，上世纪30年代，周有光参加了“方言拉丁化运动”，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鼓励周有光在拉丁化运动刊物里写文章，“他把我的文章集成一本书，给我写了一篇序。现在看起来那些文章都是很幼稚的，不过他给了我鼓励。”讲到这第一本“专著”，周老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后来直至解放前，周有光一直学经济、从事金融工作，并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两年多。解放后，周有光回国在复旦大学教书。 “一解放，就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但是遇到一个问题，80%是文盲，怎么办呢？”于是，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参加了。 “开完会，我要赶快回上海，因为我是复旦大学教授，还是新华银行秘书长，还是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业务处的处长。胡愈之找我来说：“领导决定把你调到‘文改会’来，你不要回去了。我说不行，语文我是业余搞的，是外行。他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为此周总理亲自给上海打电话，让周有光留在北京。 当时，由于长久没有统一的注音符号，56个民族有80多种语言和地区方言，使人们的交流困难重重。制订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迫在眉睫。 “我对语文的兴趣是很大的，当时我觉得能在语文上做点工作也很好，就改行了。”1955年起，周有光正式“改行”，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语言学家。而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同时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和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文字改革委员会机构规模不大，可级别很高，国务院直接领导，“优待得不得了，我们要什么资料就有什么，当时非常看重语文改革。有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拼音化，一个研究汉字简化。我呢，主管拼音化研究室。”周有光说。 百年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人们惊叹于周有光的健康长寿，常会不约而同来请教“秘诀”。 老人的答案简单：气量大。 简短三个字，却是知易行难。我问周老，到底怎样才能做到呢？周老拖着他的常州乡音念起了《古文观止》里的一句话：“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意思是忽然来一个打击，你不要惊慌，没有道理来欺负你，你不要生气。”语毕，周老赞叹道：“古代人的话真了不起，一句话就可以对你一生一世建立人格产生影响。” 如果了解周老一生历经的几次“浩劫”，就不难理解老人的这番豁达了。 周有光的家在常州历史上是大家族，曾祖父是政治家兼实业家，太平天国起军攻打常州时，周家万贯家产化作乌有，家道渐落，“后来我父亲教书，大家庭维持不住了，我母亲带我们到苏州，等我进大学时，连学费都付不出了，还是我姐姐的同事借钱给我上学。”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周有光携一家老小逃到四川，半年后回到苏州，却发现管家不见了，家里所有祖上留下的古董都被日本人抢光了。“见识过大世面了，不稀奇了，所以后来‘文革’时，家里再破烂我也无所谓了，我心态好大概跟这些有点关系。身外之物，不必留恋这些东西，所以胸襟要大。” “文革”时，周有光被下放宁夏贺兰山阙的平罗，种田、捡种子、编筛子、捡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认罪会。回忆这些，周老留下的却不是苦涩，“我觉得很有趣味，人家觉得苦死了，我觉得不苦。” 孙女周和庆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回来探亲的爷爷，得意地向奶奶展示他用橡皮膏补的裤子，又告诉我们许多在干校遇到的有趣事情，我们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 干校不许带书，周有光就带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成了他的“比较文字”研究材料，还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做字形分析。“文革”一结束，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整理出版了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便查》。 捡粪的时候，他发现了一种节节草，突发奇想地将其摘回来做牙签，“竹子做的牙签常常有刺，木头做的牙签在嘴里会变软，只有这样节节草牙签最好。”他很得意，不仅自己用，还带了一大包回北京当成珍品送朋友。 周老常看到事情的积极面，“五七干校那个地方走20里路也看不见一个人，我去了，觉得倒有好处，把失眠治好了，把身体搞好了。” “‘文革’时大家不敢交际，交际以后人家就说你们搞小团体，这样很好，可以在家安安静静做学问。”“文革”一结束，周有光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来，都是早已写成了的。 “所以我的处世哲学是随遇而安，塞翁失马，焉知非祸。你把不利的条件看成有利条件就好。” 百年多少事，都付谈笑中。或许，周老在50多年前写下的一篇《新陋室铭》，是对这份豁达的最佳诠释吧——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多情人不老 多情到老人 窗前、书旁、墙上，周老的家里摆放着许多相框，透过里面的照片，总有一双温暖的眼睛微笑着注视我们。她就是与周老携手走过70年幸福旅程的张允和女士。 她被称为“最后的闺秀”，被人形容为“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她常说，“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在结婚那日，她乘兴唱了一首昆曲《佳期》，咏叹那似水良辰。79岁时，她提笔写下与爱人定情过程的美文《温柔的防浪石堤》。 张允和和周有光，是一对令所有人称羡的情笃伉俪，他俩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俩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雷打不动。 相濡以沫70载，点滴的回忆都那么甜蜜。以前每天饭后，他俩每人各占一间书房，读书写文章，然后交换彼此的文章。“她的文章给我看，我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的文章也给她看，她也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挑毛病。”只要提到老伴，周老的脸上便立即绽起幸福的笑容。 在美国工作生活的两年多，老舍、罗常培和李方桂成为周有光夫妇家的常客，他们都爱吃允和做的菜。“我的老伴每个礼拜一清早，就坐非常快的地下铁道，到两百五十条街外犹太店里去买活的鸡。大家吃得高兴得不得了，讲笑话、唱歌。老舍最会讲笑话。” 张允和有个“三不”原则：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而周有光有个“三自”政策：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他俩总是一唱一和，互相呼应。 六年前，93岁的张允和去世了。两个人少了一个，生活好像忽然失了重心，令人无法适从。不过，周老最终从哲学中找到了慰藉，他想起一位西方哲人曾说过，所有的生物都要死的，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条件。于是慢慢地，就泰然了。 这六年中，周有光先生一直在用行动来纪念老伴——多方联络出版社，出版了老伴的《昆曲日记》，还将老伴未做完的《浪花集》一书出版，了却了张允和的两大心愿。令人欣慰的是，两本书反响都很好，《昆曲日记》还重印数次，让张允和对昆曲的这份痴爱可以与更多的人分享。周老告诉我，最近还要出版的一本书，是张允和的杂文，已经编好，书名叫作《曲终人不散》。 记者手记 大道至简 坐在这位慈祥的老人对面，有一种甘美的宁静。大道至简，老人的淡泊沉静、乐观豁达，让我感受到一种崇高的人格魅力。 先生赠送的《汉语拼音，文化津梁》，烛照源流，洞见真妄。面对长久以来的各种质疑，我想这本书是最好的诠释。 汉字和罗马字母，东西十万里，上下三千年，却终因汉语拼音缔结姻缘，两相偎依。语文现代化的每一个足印，虽历经险阻，艰难缓慢，却又坚定向前。 在崎岖的“字母之路”上，周有光先生用其数十年的执著跋涉，以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为我们标定了一条语文现代化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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