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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奥运年加剧了“汉语热”在全球的升温，然而新中国自觉开展对外汉语教育却并非从奥运开始。当我们试着进行一下简单追溯，会发现在汉语“入世”的三个时代下，对外汉语教育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时代景观。 从唐王朝到奥运会
两周以后，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在京举行，刚刚下过一场雪的北京迎来了64个国家和地区210所孔子学院的客人。会上还正式发布了酝酿数年之久的《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和《国际汉语教师标准》，首次为海外汉语学习推出标准。据统计，目前海外已有超过3000万人在学习汉语，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亿人。而一个朝阳行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它的大名叫“对外汉语教学”。 虽然，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只是近几十年的事，但追溯起来，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早在汉代就开始了。《后汉书》里就有“匈奴亦遣子入学”的记载。到了唐代，外邦来华学习汉语已初成气候。那时，长安城内的国子监已经有来自异国的学生就读。和中国的举子们一样，他们使用儒家的经典著作作为教材，然后一起参加科举考试。汉语、汉字自然是他们首要的学习内容，而教师就是那些国子博士和国子助教。和中国的考生不同的是，政府为便于科举考生的管理给了他们一个单独的名称“宾贡”。“宾”，就是留学生的意思。每年从宾贡里面取士的人数是很有限的，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那时候来中国学习汉语的早期留学生人数并不多，几乎都是本国的精英。他们参加的考试也是中国正常的人事考试，而不是专门的语言水平考试。汉语教育则往往跟汉学研究和宗教典籍翻译等融为一体。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始终没有成为一项专门的事业和一种专门的学问。 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汉语外交 1950年，周恩来总理给罗马尼亚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与这个兄弟社会主主义国家互派5个年轻人学习对方语言。然而在当时，中国从来没有教过东欧人学汉语，既不具备需要的制度，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于是，在周恩来特别关怀下，当时承担接收任务的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学习班级——“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学单位。为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清华大学又专门成立了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 翻开当时的教师名册可以看到，专修班的班主任由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兼任。而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则出任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两位大学者在接到国家交给的这个“政治任务”后，立即聘请曾在美国从事过汉语教学的邓懿负责专修班的教学工作，同时招聘杜荣和傅惟慈、熊毅为专修班教师。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对外汉语教学师资班子。 在去年的孔子学院大会上，前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罗明让人真切感受到了这一段历史。他是1950年来华学习汉语的5个罗马尼亚人之一，是一个十足的“中国通”。如果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仅听他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的普通话，你很难听出来他是个外国人。罗明的夫人萨安娜女士也是上世纪50年代留学中国的学生，主要进行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他们的子女均曾在华留学，女婿伊斯蒂齐瓦亚为罗马尼亚现任驻华大使。 通晓俄文是对专修班学生的基本要求，而熟悉政治则是学习语言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在《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中，明确写到，专修班宗旨，是“为培养东欧交换留学生掌握中国语文的一般能力，并使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获得初步认识”；而入班条件是学生“须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并以通晓俄文或英文为宜”。这几乎就是在为第一代外交官做岗前培训。 因为当时这些留学生一句北京话都不会讲，所以只能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世界语-俄语进行翻译和教学。教材则利用赵元任先生在美国使用的《国语入门》临时改编。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他们又得到王力教授等人的亲自指导。在短短时间里，罗明迅速掌握了汉语基础知识，学会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从北大毕业时，罗明的毕业证书由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签发，衬底写着“为人民服务”。 毕业后，罗明和他的同学被分配到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历史和科学研究所、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会等单位，从那时起，罗马尼亚的重要机关就有了会讲汉语的工作人员，布加勒斯特的舞台上也开始听到用汉语朗诵诗歌的声音。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70年代，这批学生也成为中罗交流的最早使者。 1965年夏，二千多越南留学生来华，全国有二十多所高校承担了对外汉语教学任务，仅1965年留学生总数已达到了3312人。1972年，因我国援建坦赞铁路，要为这两国长期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数百名坦桑尼亚留学生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 跨越阵营界限的东方研究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在1973年联合国大会上，汉语被列为大会和安理会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这一外交进展再次加大了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的步伐。中国的改革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外企开始进入中国。但这个新鲜的土地对外国人而言还只是一片试验场和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多国外东方系的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 文革刚一结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三年级学生约翰·伯姆弗里特，开始寻找到中国去的方法。那时，已经有一些中国大学开设有学生交流项目。弗里特通过一个朋友找到一位在斯坦福物理所工作的华裔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这位教授在北京的同学，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 弗里特的计划实现了。1979年末，他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宣纸上印着旧时代的纹饰，信封上贴着美猴王腾云驾雾的邮票。信封上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波弗里，展信平安！”他的计划就是先在北京学习汉语，然后再申请进入一所中国大学，进行东亚研究。
在弗里特的印象中，当时外国语学院里半数的学生都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比如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寻找中国原子弹秘密的巴基斯坦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穿白色长袍的阿拉伯人，带着烟灰缸散步的法国知识分子，留着马克思式大胡子、追捧马克思的德国人，大声唱着底特律、讨厌公共浴室的美国人，还有很多非洲流放者…… 弗里特每周的上课时间为六天，每天上四个小时的汉语课。他的老师很严格，但对于教学结果却似乎不抱什么期望。对于美国人来说，汉语是门陌生的语言，不同声调的使用赋予了汉语千变万化的意义。他十分苦恼:“汉语普通话只有四声调，但是数以千计的词汇有着同样的发音、发音的声调，却唯独汉字的写法不同。比如音‘li’，可以表示172种不同的事物，有‘礼’，‘力’，‘梨’和‘利’等。”为了弄清楚一个词的含义，弗里特常常要用食指在手掌上或在空气中作书写状。手仿佛是抽象的毛笔，像芭蕾一样舞动。 每当弗里特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把它写在手掌上，然后转写在卡片上。当遇到排队的时候，他就拿出卡片来背诵。排队的情况在当时经常发生，因为那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所有的物资还是定量配给的。在外国语学院学习三个月之后，弗里特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听说南京大学允许外国学生与中国学生同住。于是他在1981年2月通过了入学考试，在南京大学开始了他的新学期。 另一位欧洲人，荷兰莱顿大学的毕业生李约翰博士文革后期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一直到80年代，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在荷兰，人们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一直在上升，1875年在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席位，1890年著名汉学家考狄创立的《通报》成为西方第一份汉学的专业刊物。现在莱顿大学汉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超过三百人的大学院。” 汉考时代的来临 1984年，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北京语言学院成立“汉语水平考试设计小组”，开始研制汉语水平考试（HSK）。1990年，初中等水平考试研制完毕，93年至97年，高等和基础水平的考试陆续研制完成，HSK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这期间的1995年12月，国家教委正式颁布《关于外国留学生凭〈汉语水平证书〉注册入学的规定》。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良好。而第二年的HSK考试人数比前一年将近翻了一倍。这之后的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同年，中国顺利加入WTO。接下年的两年内，HSK报考人数又翻了一倍。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寻找在中国的工作机会而学习汉语。 菲律宾人杰德是个汽车维修工程师，十年前来到中国工作。由于他的同事大多数是中国人，多数都不会讲英语，在工作和生活中产生了诸多不便，杰德便下决心学起了汉语。第一次和他的汉语老师谈及他的中国同事时，杰德说:“只有一个人懂些英语。他叫姜工。”当老师告诉他“姜工”不是名字，“工”是“工程师”的简称时，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大家都叫他‘姜工’，我以为那是他的名字呢。”停了片刻，杰德又说:“怪不得有许多人的名字都叫某工。” 多数外国人都很喜欢吃中国菜，杰德也不例外，是中餐的忠实追捧者。但每次在选择餐馆时，有个难题却始终困扰着他:如何从名称上区分饭店和旅店？例如，北京饭店并非以餐饮为主却称之为饭店，香格里拉也并非以提供酒水为主却称之为大酒店。杰德于是只好求助他的汉语老师，下面这些提供饮食的地方有什么不同:餐馆、餐厅、饭店、饭庄、酒店、酒楼、酒家、菜馆、菜坊、食坊、美食城、美食村、美食广场……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良好。而第二年的HSK考试人数比前一年将近翻了一倍。这之后的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同年，中国顺利加入WTO。接下年的两年内，HSK报考人数又翻了一倍。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寻找工作机会而学习汉语。 然而，HSK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会话要求，如果要在中国工作，这一能力还远远不够。现在，各种新的汉语考试纷纷出台，包括北京大学推出的商务汉语考试BCT外，北京语言大学推出的实用汉语水平考试C.TEST，以及中国劳动部门推出的职业汉语能力等级测试ZHC。虽然国家汉办最后采用了BCT作为和HSK一起打包的汉语考试标准，但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汉语考试产品的纷纷推出，足以证明考试市场的巨大，和汉语学习者的范围之广。 2007年7月，高盛集团在中国的合资公司高华证券正在新的首席执行官，原打算走马上任的原高盛亚洲投资银行业务联席Richard Ong却在最后一刻被突然换下。Richard Ong是一名马来西亚华裔人士，1993年进入高盛，谙熟东南亚业务，此前已经是高华CEO的指定人选。后来据英国《金融时报》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原因竟是他的汉语水平没有过关。 2006年底，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一项规定，金融机构高管必须参加由证监会组织的金融知识考试。规定非常严格，即使是那些在此之前上任的公司管理者必须在2009年前通过考试，否则将被取消资格。在中国的金融圈里的众多外籍人士，几乎都遭遇到了这样的尴尬局面。连在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的高盛也难以避免来自监管机构的阻力，这在中国的外企高管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现在，中国的汉语教育和培训机构已不可胜数。甚至于，到国内来学汉语已经满足不了需求，历史上第一个专门推广汉语的机构国家汉语对外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正式成立。2004年，一个在全世界兴建孔子学院的计划开始实施。据汉办主任许琳讲，原来的计划只是在世界范围内开设100家孔子学院，而现在就已达到200多家。估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会达到500家。 孔子学院的计划是借鉴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的模式，但是其发展速度却远远超过他们。现在，提交到汉办的孔子学院申请表已经积压了几百个，由于师资跟不上，采取了控制的做法。但尽管这样，仍然是三天开一所的速度在增加。毛泽东时代想要将红旗插遍世界的政治理想，今天似乎却通过孔子将这件事给做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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