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太舒服了。”顾彬教授说他现在每天只睡5个小时，学术研究占据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我对顾彬是很尊敬的，甚至可以说是崇拜，他说得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确实比较低。”《收获》杂志社编辑、小说家叶开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显然他支持顾彬的立场。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的新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卷）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鉴于顾彬教授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激烈言辞，顾彬这本评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吸引了大众和媒体的好奇心：这位德国老先生是否会再一次抛出“垃圾论”，抑或将矛头直指当下这些走红的小说家？成了大家心头一个不小的疑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顾彬教授绝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学界眼帘的西方汉学家。魏斐德、宇文所安、马悦然、高罗佩、史景迁、史华慈等等西方汉学家的名字几乎和顾彬先生的大名一起开始为中国人所熟知。

北岛将自己的散文随笔集《青灯》和同题的诗作题献给魏斐德教授，虽然他说他对魏斐德教授的学术造诣知之甚少，但并不妨碍北岛对他的崇敬之情。2005年，北岛去参加魏斐德在伯克利任教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先是由他朗诵这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青灯》，然后由北京大学的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从他29岁当上教授开始详述魏斐德的学术生涯。北岛的《青灯》结尾有“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两句，“大门口的陌生人”正是魏斐德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本初版于1966年的书还有个副标题，是“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大门”指的是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陌生人”顾名思义就知道他指的是华人眼中的陌生人：洋鬼子。从地方史的角度（广州、广东和华南）来研究太平天国的性质和发生原因，以及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南方的社会动态，可以说在一片革命叙事的洪流中显得别开生面。

魏斐德的另一部杰作《洪业——清朝开国史》收入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中，也被人们津津乐道。在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所作的总序中，刘东教授饱含深情地写道：“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西方汉学的历史绝不仅仅是近50年所能涵盖。在西方科学西学东渐之前，华夏文明的种种美丽传说早已开始使西方的文化界为之心动。从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对于这个神秘的国度没有皈依基督教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派出规模庞大的传教士队伍，试图开辟一片新的基业。于是，在往返于欧亚大陆的东印度公司商船上，出现了前往中国考察社会和植物生态的学者，以及一批批骑着骆驼的探险家，以考古和发掘为契机，李希霍芬、斯文赫定、伯希和、安特生用各种手段探寻着这个文明古国的秘密，为西方打开了一扇窗，同时又乘乱掠夺着中国的瑰宝。

伏尔泰和爱因斯坦在给友人的信中严词谴责西方殖民者对这个文明古国的侵略，不论是军事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距离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汉学的研究视角常常能另辟蹊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学的一部旷世杰作，其研究方法和论断在韦伯去世80多年之后仍然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韦伯指出，儒家伦理和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具有某种生成关系。不过对此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有一些个人的看法，他认为以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来看待第三世界的历史是有天生的缺陷的。

彭慕兰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则把东亚和西欧放在同一个层面来观察和分析，并对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东亚这一吸引世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课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指出，在他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西欧和东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看起来都大致相同，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相反，正如杉原薰所说的，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题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地提高。

虽然许多西方汉学家采取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纯文学的研究在西方汉学中仍然不失其繁荣昌盛的形势。哈佛大学东亚系特级教授宇文所安是研究唐诗的权威，他写作的几本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初唐诗》、《盛唐诗》、《迷楼》、《中国文论》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内地出版，以其基于个人感受的印象式批评构筑起一个追忆中国古典文学的“迷楼”。

宇文所安教授还有一本文论集就叫《他山的石头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中国传统纯记录的史学观念不同，西方汉学家着重于方法论的探索，大胆立论，小心求证，玉石的真伪与秘密，都在这块他山之石面前，逐渐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

德国汉学的继承人

“1902年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就开始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中国文学史》丛书的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个。”顾彬谦虚地说。

顾彬是德国汉学的继承人。顾彬最初学的是神学，但是当他第一次读到庞德翻译的李白诗歌的时候，中国的抒情诗就成了他的最爱。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波鸿鲁尔大学师从霍福民教授，霍福民曾于1940年代在北平和南京跟随中国老师学习过解读古体诗的方法，其中一位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正是霍福民教授为顾彬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我们做的是分析，我们会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was），为什么（warum）以及怎么会这样（wie）？”顾彬说他的方法都是德国古典汉学训练的结果。在德国接受了系统训练后，1974年，虽然“文革”还没有结束，他又来到北京，在北京语言学校学习现代标准汉语，于是，他知道了鲁迅和浩然。

西方汉学家，因为他们独立的学术机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汉学家在研究这种号称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时所付出的超乎想象的努力。宇文所安和他的妻子田晓菲教授对记者说他们每天要工作10-12个小时，顾彬教授同样如此，他说他现在每天只睡5个小时，学术研究占据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只不过是顾彬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卷，这套文学史中，还有《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和《中国传统戏曲》两部以及《中国古典散文——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散文、游记、笔记和书信》中将近半卷的书稿，由顾彬执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创作始于2000年，直到2005年完成，顾彬对记者说：“2005年之后，我开始系统写《中国传统戏曲》，所以现在杂剧、传奇占据了我的大脑，我需要清空戏剧在我的头脑中所占据的位置，才能思考其他的问题。”

之前经过媒体的报道，顾彬成了一个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吹鼓手，因而遭到许多文学界人士的“反炮轰”。但是实际上，顾彬和许多中国小说家都是好朋友，马原的《虚构》就是他第一次翻到德国，北岛的诗歌他也是最早的翻译者之一。只是对于中国文学的现状，他感到痛心。王安忆对记者说：“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对顾彬这样，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始终想不通，他是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很有感情的人。为什么他那么几句话，大家就会这么愤怒？”

顾彬眼中的中国文学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这本书里，您专节论述的只有鲁迅、郁达夫和郭沫若，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顾彬：我觉得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我个人这样认为。郭沫若的作品虽然很差，人们对他很有看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他很有才能，只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为了国家和团体的利益，放弃了文学上的探索，牺牲了他自己。最后，他还是难逃接受批判的命运。他为什么这样做？这和革命，和现代性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是不可逃避的，这里不仅仅是对郭沫若的文学史评价和判断的问题。

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一部分也是中国思想史，现代性的问题不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都是非常大的研究课题。以前我们认为，现代性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但是我对此深表怀疑，现代性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破坏古典与传统的过程，从郭沫若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他写的歌颂诗以及他严重的忧郁症，和我们有莫大的关联。从郭沫若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革命家都是有着深刻的忧虑的，很多人自杀了，这不需要我在这里一一点名。郭沫若本人就写过一首诗作，这首诗中谈到了许多非常复杂的心情，所以以郭沫若为典型个案，我们可以来看整个中国乃至德国和世界的作家的问题。当然，郁达夫也是一个典型的忧郁症患者。面对现代性，他真的能完成他所有的梦想吗？

《新民周刊》：近年来比较热的张爱玲，也没有得到专节论述，您觉得她缺乏现代性，还是说她的作品不够好？

顾彬：至于张爱玲，她当然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但我们很难看懂她的作品，因为她的风格和其他中国作家很不一样。我们很早就在德国将她的作品翻成德文，但是我碰到的困难太多了。我的学生，他们应该也快40岁了，好像把张爱玲的作品翻成了比较好的德文。但是对于她早期的作品怎么分析？再比如，50年代在香港写的小说，我们也认为是好作品并不失水准。

《新民周刊》：五四的这一批作家，翻译和外语水平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影响真的有这么大吗？

顾彬：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因为翻译而创造了现代汉语。当然，从作家和翻译家的关系来看，在德国，歌德、伯尔、里尔克、策兰都是翻译家，德国最伟大的作家都是翻译家。可是中国呢？中国不重视翻译。

《新民周刊》：比如鲁迅，他的翻译和他的写作是两回事，翻译是硬译。

顾彬：是的，你说得没错。鲁迅的翻译观念是错误的——从今天来看是这样。我碰到杨炼的时候，杨炼对我说，我翻译完他的诗歌之后，应该仍然是诗。在德国，我们要求，中国作品被翻译之后，应该是德国作品。但在中国没有办法，中国当代的翻译家恐怕都不是什么作家。

对于外语的问题，这里我必须对中国学者说两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连英文都不会。前年我们在台北开林语堂的研讨会，谈一谈他用英文写的作品，所有从大陆来的学者都看过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但根本不知道这几本书原文其实是英文，而且不知道这个翻译非常差。所以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不懂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话，他们无法了解中国现代作家的深度以及他们的文学成就。中国学者老是找借口，不想学，可是我们应该不停地学习。中国学者太舒服了。

《新民周刊》：您对中国当代小说家有着严厉的批评，对诗人则颇有褒扬，那么对于中国当代的随笔和散文您怎么看？

顾彬：我对中国的散文更失望。唯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翟永明也写过散文，但是从笔力来看，没法和北岛比。从内容来看，她可能比北岛更有意思。我写过非常多有关翟永明的文章，我觉得她是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我觉得她的诗歌比她的散文好得多，散文虽然也不错，但无法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何其芳相提并论。我的标准都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看当代的作家谁能和他们比。

另一个问题是，我在批评中国文学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德国当代文学和中国比起来，并不高明，当然也不差到哪里去，这恐怕是个全球性的文学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