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多家来自海内外的出版社，逾万项合作意向和版权签约成果，近20万的参观人次，首次移址天津召开的第15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向外界交出了一份圆满答卷。会后，组委会秘书长张纪臣更是带来了好消息:在已经签约的千余项版权合同中，引进和输出基本持平。这也使得数年来广受关注的中国优秀图书的“走出去”再次成为全场焦点。

    借着北京奥运刮起的“中国风”，各大出版社在本届图书博览会上纷纷推出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书。湖南出版集团以12本从中国哲学、古代民居、古典园林等方面展现中国民俗文化的《中华文化丛书》登台亮相，该丛书的法文版权随即被法国墨蓝出版社买下。五洲传播出版社在推出图文并茂展现我国古今文化风貌的《图说中国》以外，更发布了三位重磅作者:赵启正、张胜友和吴晓波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新书的中、英文版本，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个新中国的完整发展图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包括《中华文化趣谈》、《一百个中国人的梦》、“熊猫丛书”在内的56种图书在博览会首日就达成了出版意向。作家冯骥才则携倾注多年心血的《符号中国》丛书来到现场。丛书为每一个中国符号的专有名词找到方便外国人理解的翻译和诠释，贯穿众多意蕴深厚的文化元素，目前版权的输出也在洽谈中。

    除了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教育和汉语学习、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图书也是此次博览会上版权输出的热点。人教版《朱永新教育文集》花落韩国语文学社，这是我国当代教育家的个人教育理论著作首次输往海外；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创造力——孩子成长的第一要素》中文、芬兰文、瑞典文版在全球同步推出……

    相较于文化、教育类图书对外版权输出的红红火火，文学类图书显得有些落寞，展台上陈列的书籍多为作家旧作结集，现场达成的版权协议并不多。

    在今年稍早的伦敦书市上，英国麦克米伦公司以10万英镑买下了中华书局《于丹〈论语〉心得》的全球英文版权，创下中文单本版权输出的最高纪录。而这仅是于丹《论语》系列图书所创佳绩中的一种。据本届博览会的主办方介绍，相关的系列图书续创佳绩，已经被十多个国家买走了版权。

    《藏地密码》同样是今年备受瞩目的畅销书，继年初在大陆和台湾地区被众多出版社同时看好之后，包括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在内的全球近100家出版机构对该书的海内外版权产生了兴趣，都在与获得大陆版权的重庆出版社和“读客图书”谈判海外版权事宜。该书编辑，北京华章同人的闫超告诉记者，除了企鹅集团一直在接触外，美国哈珀·柯林斯集团通过国务院新闻办表达了对此书的兴趣。而《藏地密码》在纽约时报的报道问世后，美国另一著名出版商西蒙舒斯特也表达了购买意向，目前正在洽谈中。该书在越南和韩国的版权也即将签约。

    对于长久以来致力于将我国优秀图书推向海外市场的人士来说，这些亮点确实值得欣慰，但引用一位出版人的话说，“我国图书‘西行之路’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文学、财经类图书在版权输出上难以突破的局面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而在本届博览会的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也指出，在国际出版竞争中，中国的出版业总体上仍处于弱势。

    中国图书的海外出版之路其实早已铺开，包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各项政策也在近年来逐条颁布，为渴望将优秀作品带出国门的作者和出版商提供了种种惠利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有着层层障碍。

    将余华《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引到蓝登书屋的版权代理人王久安很欣慰于这两本书在美国的实际成效，据她介绍，英文版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现在常常被美国学院教授作为推荐阅读。她也为王刚的《英格力士》敲开了企鹅的出版大门。做了十几年版权代理人，王久安对于优秀作品的选择有自己的看法:关键还是故事好，能引起共鸣。语言过得硬，也是主要因素。

    同样身为版权经纪人的蔡鸿君是每年各大国际书展的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中国作品在德国的版权输出，他认为传统文化经典不一定适合外国人阅读。他介绍说，在德国书店曾经进入畅销书榜的，只是少数几个作家，比如旅法的戴思杰、用英文写侦探小说的裘小龙、女作家虹影与卫慧。“他们的作品首先是版权代理人看好，并且他们写得很适合外国读者。”而国内版权市场的复杂，也使包括他在内不少有意代理海外版权的经纪人望而却步。“面对中国作家作品，我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版权在谁手上。但国内作家对版权领域都不算了解，与出版社签约，也没有将这一块写清楚。”他说。

    除了文化差异和版权代理制度缺失外，翻译问题是制约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一大瓶颈。《狼图腾》早在2005年就被企鹅出版集团购下版权，其英文版却迟至今年3月才在全球推出，原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译者。企鹅出版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表示，很多优秀的富含中国文化的作品十分吸引一些想了解中国的读者，但是能够将两种文化完美对接的翻译者却难找到。在中文环境里很美很具特色的句子和文化基因，很容易丧失在翻译过程中，或者令欧美读者看不懂，这是很可惜的。摘得第三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桂冠的《受活》也是个例子，在2004年底与日、法、意、英四国出版机构签订了版权输出合作协议后，《受活》的海外之路就被翻译所滞，至今无法顺利出版。作者阎连科自己都苦笑地说:“老外一看本子，都缩回去了，说翻译不出来。”

    在本届博览会的国际版权研讨会上，对于我国图书在“走出去”中的问题，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的话也许能代表诸多出版商的困惑:如何让中国对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版权输出作品的质量非常关键。在内容上，“高科技类以及能够反映中国时代风貌的作品不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