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书赠郑子瑜的条幅

古人讲道德文章，道德与文章不能脱节，这是我国传统的衡人称文的标准。郑先生是配得上“道德文章”这四个字的称许的。——季羡林

研究郁达夫诗词第一人

    今年6月30日，新加坡失去了一位杰出学者优秀诗人。这位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为治学准则的修辞学大家、现代文学家，一生写了30几部书，在学术领域硕果累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享誉国际学术界。

    生于1916年，1939年战乱中由福建南渡北婆罗洲，继而辗转到了新加坡，1962年成为新加坡公民的郑子瑜，在人世间度过了93个春秋。他是新加坡之光。虽然在今天的新加坡，很少有年轻人知道郑子瑜这个名字。

    自学成才的郑子瑜，治学生涯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逸经》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开始。不久，他有机会和大文豪郁达夫相见。

    那是难忘的一天——1937年元旦，春雨霏霏，傍晚时分，弱冠之年的郑子瑜来到厦门中山路天仙旅社三楼一个客房，怯生生推开房门，“只见一大群青年男女围着一位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正在开笔书写诗幅‘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念四桥’。行云流水；一挥而就。这正是郁达夫的《扬州旧梦寄语堂》一绝。郑看落款正是郁达夫。他向郁氏作自我介绍后，即去买了一些宣纸，央求郁氏为他写条屏条，和一副对联。对联的句子摘自《钓台题壁》中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毛策《郑子瑜传稿》)

    郁达夫的抑郁气质浪漫情怀让郑倾慕，拜见郁后他写了《天仙访郁记》发表于《九流》月刊创刊号，嗣后和郁书信往来，郁在信中与他共勉:“社会破产，知识阶级没落，是一般现象。我辈生于乱世，只能挺着坚硬的骨头，社会谋分寸进步耳。”

    与郁达夫的相见激发了他研究郁诗的热情，他陆续撰写《谈郁达夫的南游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等文章，还编辑出版《达夫诗词集》，被学术界誉为“研究郁达夫诗词的第一人”。

    郑子瑜对郁达夫感情很深，二战结束后得知郁在印尼遇害，他悲痛写道:“如果达夫先生还活着，他无疑会和我们一起，挺着那坚硬的穷骨，来和恶势力奋斗，他将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热烈的追求者，这是可以肯定的。”

    今年初，意识到记录郑子瑜和郁达夫关系的重要，我和伏钢兄专程登门来到他在狮城苏菲雅山的住家，他欣然向我们展示保存71年之久的郁之墨宝，还为我们吟诵郁达夫原诗和自己的和诗，让我们一一摄录。那抑扬顿挫的声情，至今仍犹在耳。

私淑陈望道，成修辞学大家

    中国的修辞学历史悠远，大都散见于文论、诗论、杂记等典籍中，虽有《文心雕龙》《文则》等以文论的角度论述文章修辞，未见系统的专著。上个世纪30年代陈望道写了《修辞学发凡》。去年拜望子瑜先生时，他送了几本书给我，其中之一是他费10年之功撰就的《中国修辞学史稿》。

    此书我供养在案头孜孜啃读，虽吃力却收益良多。后在百胜楼购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毛策作《郑子瑜传稿》，细读之下才知这本巨著来自郑先生1964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间开讲修辞学的讲稿。当时听讲者七人，都是当地讲师教授。在讲稿基础上他写成《中国修辞学的变迁》，由早稻田大学出版。《变迁》问世，引起许多国家汉学界关注。连德国汉学家也在著作中引述郑书对陈望道的评语。陈望道也看到了这本书，这位严肃认真从不轻易赞扬别人的大学者对他的研究生说:“新加坡的郑子瑜，在早稻田大学讲学，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勾画了中国修辞学发展的简史，写得很好，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书。”

    因《变迁》一书，郑子瑜跻身于国际学术界。

    1971年郑应邀发布论文于英国牛津大学的世界汉学家会议。1973年又应邀到美国一些大学及研究所短期讲学。1978年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他的成就渐为全球汉学家了解熟悉。

    1978年，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聘郑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修辞学研究》。他利用这个机会着手编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为了写作，他晨昏忙碌从无休息天。他自己说为了写好这本书，把腰都写弯了。著名学者郭绍虞在此书序言中说:“当今治中国修辞学者，寥若晨星；尤其在国外，由于资料的限制，研究者更少。可是，我读到郑子瑜教授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一书的初稿大纲，却不禁跃然而起，认为空谷足音。”

    郑子瑜的这本书被著名学者许杰教授誉为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鼎足而三，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郑子瑜对陈望道十分推崇，他说:“真正不顾复古派的对抗，采用由东方传入的科学方法，彻底将中国的修辞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多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的工夫，写成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的，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所以他从精神上、学术上紧紧追随。他曾表示自己虽然不曾听过陈先生一节课，但假如不学习他的《修辞学发凡》，便不会写成《修辞学史稿》，所以是陈先生的“私淑弟子”。

“鲁迅和黄遵宪对我影响最大”

    《郑子瑜传稿》作者曾问他，什么人和书对你影响最大？他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全集》中的杂文和小说，还有晚清诗人黄遵宪。”

    郑在学术领域另两个重要成果，一是对周氏兄弟的研究，二是对黄遵宪的研究。学术生涯中他的第一个研究对象便是鲁迅，蛰居诗巫三年多里，他写了《鲁迅诗话》和《〈阿Q正传〉郑笺》两书。在他看来，“鲁迅先生的最大的成就还是小说与杂文，但看他所作诗，篇数虽然无多，却亦有卓越之作；所发表对于诗的意见，语虽寥寥，殆全是精警的话”，他认为鲁迅的诗“纵横似苏轼，而谨严似少陵”“至其艺术技巧之高超，新文学运动以来实在少有匹敌”。

    写于1942年底的《〈阿Q正传〉郑笺》，从写作到出版历经40余年。郑于抗战结束后将书稿寄给在厦门大学执教的叶国庆，托其转请郑振铎写序文并出版，但上海出版界不景气难以出版。后来郑子瑜表示愿自费印行，郑振铎回信慨允拨冗撰写序文。后来郑振铎飞机失事身亡，原稿不知下落。直到数年前，北京一位从事建筑业的张先生从地摊上购得此稿，依手稿上的通讯处寄给叶国庆，又转回郑子瑜处，于1992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早年在新加坡，郑子瑜主要从事黄遵宪研究。黄遵宪曾任满清驻新加坡领事，梁启超、康有为对黄诗均有赞语。郑利用身在新加坡的优势，搜集黄氏史料，并咨询华侨长辈与黄之侄儿伯陶及王仲厚等人，写就《诗人黄公度羁马事迹考》、《谈黄公度的南游诗》等。1959年，郑将关于黄氏的研究编辑成《人境庐丛考》。这本书仅9万多字，却是海内外第一本黄遵宪研究专著，引起巨大反响。郑成了公认的黄诗研究大家。新加坡南洋学会是郑早年从事学术活动的一个平台，他的部分学术成果是在学会刊物《南洋学报》和它所举办的演讲中发表的。1958年，王赓武先生接任学报主编，因了解郑在黄学方面的成就，请他担任黄遵宪专号主编。在郑子瑜悉心努力下该专号1961年编完，1963年11月问世，成为黄遵宪研究史上的一次成果检阅。

孤军苦斗，无缘进入新加坡学术机构

    郑子瑜在1954年经人介绍到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后转入另一所学院。他利用授课之余孜孜不倦从事学术研究。他在自传中说:“我学无师承，一路来在暗中摸索，孤军上阵，游勇苦斗，所以不得不走了许多弯路；又由于长时间没有法子在学术机构任职，而非学术性的工作又极为繁重，迫得我喘不过气来，所以虽然剥夺了我的可观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读者终究有限，成就也非常薄弱。”

    这话虽含自谦之词，但命运却的确仿佛在考验这位苦学不怠的学者，他因《变迁》一书获得国际学术界肯定，载誉回到新加坡后，除少数同人对其成功表示称赞，并无任何学术机构愿意聘用他。他曾在学术论著自选集的“自序”中透露，60年代到1978年这10余年间，“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痛苦和最悲惨的岁月，真是一言难尽……”

    明白地说，就是因为他没有漂亮学历和文凭，尽管成就卓著声名远播，终究进不了当地学术机构从事专业研究。这是唯文凭是上的现实社会对这位“传奇学者”的苛求和嘲弄。但是天不绝人愿，此后20余年中，他先后获得日本、香港及中国大陆北大、复旦、厦大多所名牌大学青睐珍重，化解了人生一时的尴尬，顽强地继续学术研究的苦斗之旅，攀登汉学高峰。

    1992年11月他出版《唐宋八大家古人修辞偶疏举要》，是又一部力作。后又出版《学术论著自选集》，荣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荣誉大奖”。

    郑子瑜先后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及美国传记学会编入《世界名人录》、《世界学人传》等。毛策在《郑子瑜传稿》中称赞他的学术风格实际上是其人格风范的折射:“他将其高尚的人格力量反映在治学上，不从流俗，独自立尊，铸造出当代华夏学人独到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