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国人耳熟能详，让国人自豪万分。在不久前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上，以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四大文物为主展示了中国古代伟大发明创造。有专家重新定义了“四大发明”——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新“四大发明”甫一出台，就激起了轩然大波。笔者以为，重新定义“四大发明”未尝不可。

    传统的“四大发明”，并未得到世界一致确认，只是一些西方人的论断。一是约400年前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最先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称作“三种发明”，并称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二是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又加上造纸术，首次将这“四种发明”视作中国“卓越的发明”。三是科技史专家同时又是汉学家的李约瑟博士对这“四种发明”又作了属于中国的确认。这三个人中，培根并非科技专家，而且他说的“三种发明”也并未指明属于中国。艾约瑟和李约瑟都是汉学家，对中华文化充满情感偏爱。而且，李约瑟博士的观点向来在西方也充满争议。所以“四大发明”并没有世界的“约定”，只有中国的“俗成”。

    重新定义“四大发明”，将影响世界文明进程而又代表中国文化属性的东西公开标榜出来，这种文化自信当然更值得赞赏。

    以青铜器为例，流行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商周时代最为鼎盛。青铜器成为夏商周乃至秦汉的国家名器象征，尤其青铜器中的“鼎”，夏禹定鼎九州，始皇寻九鼎求一统。还有青铜器上的铭文，完美地串联起了从甲骨文到大、小篆书和隶、楷、行、草的路线图，诠释了中华文字的继承关系。因此，华夏文明的记忆与缘起，中华文化的兴亡与勃忽，都能从斑驳沧桑的青铜器上找到其最原始的基因。将青铜器视为中国的一大发明，具有文明和文化的双重厚重。

    至于丝绸和瓷器，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发明。最早的丝绸有考古实证，是公元前3700～前31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丝绸织品。最古老的瓷器亦可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来源众说纷纭，一说来自中国丝绸的丝，“丝”是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赛里斯人(Serica)的变称，赛里斯指的就是中国。第二种说法来自中国的瓷器，因为景德镇古称“昌南”（CHINA的音译），当地生产的精细瓷器传入西方从而使瓷器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在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里，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阐释了中国丝绸和瓷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举世咸认：陆上“丝绸之路”，中国向中亚、印度、阿拉伯和欧洲输出的是丝绸；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则向亚洲各地、非洲和欧洲大陆输出了瓷器。如果说丝绸在拜占庭时期就传到了欧洲，“几乎整个十八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见简迪维斯《欧洲瓷器史》）这也足显瓷器是中国特有发明的证据。新航路开辟之后，是瓷器输入欧洲的最盛期，从16到18世纪，中国瓷器成为欧洲的时尚用品，并且为各国王室争相收藏的艺术品。

    可见，丝绸和瓷器不仅仅起着贯通中西文化的宏大史诗作用，还是中国艺术不朽的传奇。近年来，中国青花瓷器在全球艺术品市场不断拍出惊世高价，已不输西方油画艺术。以丝绸为载体的“四大名绣”至今还散发着艺术的魅力。不仅如此，丝绸、瓷器，在中国和全球各地，已经成为普世的民生日常生活用品，说明丝绸和瓷器代表着中国文化远播全球和普济众生的软实力效应。

    丝绸、青铜、瓷器，要么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朽典藏，要么是我们留给世界民生和艺术的宝贵财富。由是观之，以开放的思维重新定义“四大文明”未尝不可。